第四章 在家國之間：自傳體小說中的家族與歷史記憶書寫
第二節 時代裡的單音：自傳體小說中的歷史記憶書寫
二、 時代的單音與複調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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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史社會脫節，相反地，作者們藉由個人對歷史記憶的挖掘使自傳體小說回 應、介入大敘述，其中尚包含著作者個人對歷史社會的思索與評判。新世紀的自 傳體小說當然不必然要與歷史記憶有所牽扯，就本文所觀察的六部自傳體小說而 言，在陳雪的兩部自傳體小說中，國族歷史便都消失在個人生活瑣事與私語敘事 中，而其餘四部小說則均在回溯個人身世與追索家族歷史時，觸碰到歷史記憶的 書寫。這是因為自 90 年代以降，在文學書寫中作家們難以避免意識到自己的身 分與立場，而做出不同的「選擇」，而家庭經驗既是構築在血緣、族源等等的基 礎之上，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便時常有著與之相關的經驗116。本節所要觀察的四 位作者：郝譽翔、駱以軍、張大春與陳玉慧，他／她們的自傳體小說在絮絮叨叨 的私語中，傾吐個人所擁有的歷史記憶，甚至進一步思索個人主體該如何透過自 身記憶的書寫，在眾聲喧嘩的場域中回應、介入大敘述而尋求為自我發聲的機會。
二、 時代的單音與複調和鳴
承上所述，本文觀察到四位作者在追溯其家族記憶的同時，亦觸及到歷史記 憶的層面。他／她們恰巧都有一位外省籍父親，除了陳玉慧是從母族切入書寫她 的家族記憶外，另外三位作者均以父族為主要家族史書寫對象。也因此在觀看他
／她們的四部自傳體小說時，可以發現除了陳玉慧之外，其他三部小說皆是因回 憶外省籍父親的流亡史，而與台灣歷史產生勾連。這些經歷過大時代苦難的一 代，於90年代中後期開始邁入凋零年歲之中，他們生命的曲折艱辛多半是後代所 沒有過的經驗，也因此，當作者們想為家族過去的遭遇刻下紀念碑，或是有意將 自我身世繫聯時興論述議題時，便會在自傳體小說中開闢歷史記憶書寫的途徑。
在龐大的家族論述與自傳式文學書寫潮流出現之前，外省第一代的逃難故事煞是 新鮮，至少是本省家庭無法想像的詭奇故事，而在這一代資深旅人即將凋零之 際，這些故事又在他們的作家兒女筆下彌足珍貴起來。
外省族群在長年黨國教育中，高度內化官方歷史所形構的文化主體及認同，
116同註 103，頁 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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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對解嚴之後主體及敘述不斷更改的「巨變」，以至面對那個原來應該不變 的官方歷史「變節」的時候，產生了記憶錯位與歷史認知的落差117。而自傳體小 說中的歷史記憶多半來自於父祖輩的見證述說，因此它不是官方歷史，而是屬於 民間的私人記憶。在解嚴之前，國家以掌握歷史撰寫權來鞏固執政正當性，在90 年代以降官方大敘述的崩潰瓦解之後，除了導致民間集體記憶興起對抗國家長期 以來的壓制之外，不同的民間記憶之間，亦害怕屬於自己社群的集體記憶被其他 社群修飾甚或竄改，因此也引發不同民間記憶之間的爭戰與交鋒，彼此最主要的 目的，便是爭取歷史詮釋權。是以，這些自傳體小說作家不得不絮絮叨叨的反覆 述說，以免自己的記憶被遺忘在時間長流中任人修飾與竄改，唯有在眾聲喧嘩的 場合中不缺席發聲的機會，才能使彼此不同的歷史記憶同時存在。外省第一代先 是面對1988年兩岸探親的開放，在睽違已久終於得以重返老家之後，才發現自己 的身分擺盪在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尷尬處境，接著再面對台灣越來越快速的時代轉 變與本土政權的興起，自90年代以降官方歷史加速崩解，在在伴隨而來的皆是大 中國想像的破滅。面對父執輩的失落，迫使許多身為外省第二代的作家們渴望透 過文字書寫去捕捉並留下些甚麼，以作為紀念的憑證。若先擱置選擇從母系出發 的陳玉慧《海神家族》不談，這或許可用以解釋為何其餘外省第二代的作家們，
會在新世紀初不約而同的書寫起自傳體小說，同時又常以他／她們的外省父親做 為主要書寫對象。郝譽翔便認為因為台灣本土化的潮流，確實標誌著所謂的「外 省族群」從此將走入歷史，當初來台的那一輩人們好像從此就要消失在台灣這塊 土地上，然後台灣本土化的論述也把這批人遺忘了。當「外省族群」要走入歷史 的時候，身為第二代的作家們就嘗試透過文字為它做紀念碑118
僅佔台灣人口13％的外省族群，恐懼著自我記憶及族群歷史終將在解嚴後呼 喊著本土化的浪潮中消逝，這足以對照朱天心那個最本質性的詰問：「難道，你 的記憶都不算數？
。而這也是促成郝 譽翔書寫《逆旅》的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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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同註 103，頁 310。
」亦如同駱以軍在《遠方》中所喟歎道：
118同註 2，頁 282。
119同註 103，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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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自己在那個島上，上了計程車，用僅會的台語短句搭配偽裝的台灣 國語，和那些良善卻被仇恨充滿的我類搭腔敷衍。許多年後，我們這一支 遷徙者的後裔哪。會因為自我保護而將父親那一輩的故事清洗掉吧？(簡 直像不鳥不獸的蝙蝠。) 120
當 1949 年隨著國民政府渡台逃亡的父執輩開始邁入凋零之際，在回顧自我身世 的同時，身為子女的作家們亦渴望為父親們寫下屬於他們的故事，畢竟那是自我 生命的源頭，如同郝譽翔的《逆旅》、駱以軍的《月球姓氏》與張大春的《聆聽 父親》頻頻追溯父親身世、甚至是在大陸時期綿延的先祖歷史，同時 1988 年兩 岸開放探親這深具歷史意義的事件，更同時出現在本節所探討的四部小說中，並 成為作者們書寫的焦點之一，由此足以看出自傳體小說與時興議題的結合。誠如 陳國偉所言：
省外族群對於歷史思考，有別於福佬族群與客家族群創作者對「歷史的恢 復」（restoration）的信念，對於歷史真實的信任，省外族群創作者質 疑歷史書寫的虛無與合理，詰問歷史敘述的可能性，以他們迥然不同的「台 灣經驗」所形構的記憶與 歷史，提供在解嚴以後台灣主體形構中，一種他 者歷史的再現（representation）121。
在自傳體小說中，對個人歷史經驗的重建是建立在個人生命經驗的梳理和表達 上，因此對某些族群而言是昔日官方歷史敘述的解構，對某些族群來說則是他者 歷史的再現，但皆有著較官方歷史更加私密、瑣屑、具體和更加日常化、生活化 的趨勢，這使得經驗重建的方式部分走向了私語化。自 1949 年以來，動亂的台 灣本可成就許多不朽的書寫題材，如同本文第二章所言，在 90 年代以降的台灣 出版市場亦捕捉到這樣的訊息，有意識地將書寫個人記憶的自傳式文學營造成一
120同註 16，頁 59。
121同註 103，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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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商機。外省第二代作家試圖在眼睜睜看著父輩故事埋葬於墳場之前，在其沙沙 筆觸聲中，在官史與新興本土論述的夾縫之間封存著記憶中父親的樣貌——一個 也許默默無聞卻對自己人生有著巨大影響的人物樣貌，同時也記取自己成長的那 個過往年代的鄉愁：一種源於時間上而非空間上的鄉愁。
《逆旅》的篇幅與其他三部小說相較之下雖然顯得單薄，卻是最早出版的。
早期的郝譽翔以《洗》被許多論者劃歸為女性情慾書寫一派，後來再以《逆旅》
介入家族及國族的論述中，無論是書寫情慾或是介入家／國族論述，都是當代女 性回應熱門論述的主流之道，由此可看出郝譽翔對於時興論述潮流的敏銳掌握 度。《逆旅》的書寫源於郝譽翔對自己家族的興趣122。郝譽翔從不諱言她始終以 父親的籍貫——山東作為她精神上的原鄉，她自小便對父親口中這遙遠的精神原 鄉充滿憧憬的想像，她並說道：「我對台灣沒有想像，我對我媽媽那邊的故鄉是 沒有想像的」123，這或許可用來解釋《逆旅》中的母親角色出場次數極少，同時 是以近乎負面的形象(諸如勢利愛錢以及女兒指責她故意在外省父親面前只說台 語等等)出現之原因。除了因為父母離異後郝譽翔跟著母親同住，因而讓她不太 想寫沒有想像空間的母親外，她也認為自己比較少寫母親是因為母親這一邊所代 表的認同，在她的生命中並沒有造成落差，可是父親那邊的外省認同是有落差 的。母親這一邊所代表的認同就是這塊土地，而她就踏在這裡，這是沒有懷疑過、
沒有動搖過的東西，對她而言反而缺乏了美感124
自傳體小說追求的是具戲劇張力的不平凡人生故事，唯有如此才能吸引讀者 不斷地翻閱下去，而1949年的大遷徙適足以提供小說家所追求的戲劇性美感。在
《逆旅》中，郝譽翔引經據典的剪輯歷史事件做為父親漂泊旅程的背景，譬如山 東學生流亡史與白色恐怖澎湖案件等等，將之與父親當初輾轉渡台的故事結合。
然而，作為一部自傳體小說畢竟不同於其他小說的企圖，郝譽翔戮力書寫之處仍 在於以大時代的動盪帶出父親一生的顛沛流離，以及因此形成她自身身世的故 事。所謂的大時代在《逆旅》中是那將郝福禎搓來捏去的命運之手，儘管他的一
。
122同註 2，頁 274。
123同註 2，頁 280。
124同註 2，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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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切切實實地從大時代中走過，但在國史中他毫無立足之地，他僅是默默無聞的 小卒，唯有在女兒執筆的自傳體小說中，身為父親的他才能獲得凌駕於歷史的位 置。如同小說寫道：
直到夜深，郝福禎仍然不死心的翻著手中的史書，在字裡行間的縫隙、標
直到夜深，郝福禎仍然不死心的翻著手中的史書，在字裡行間的縫隙、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