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成果與展望
一、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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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成果與展望
當我書寫身體(the body)，我沒有看見甚麼令人覺得特別的事。但以我的 身體(my body)投身於我曾經生活過的經驗來寫作，特別的是：我看見關 於傷痕、毀滅、褪色、危險、失落和那些曾經使我雀躍的諸多事物……。
(Adrienne Rich)1
一、 研究成果
自傳體小說的書寫，在 70、80 年代皆未能蔚為書寫風氣，與文學外緣的政 治社會環境有關。其以作家個人面對現實時的直接經驗作為文學創作的核心基 礎，必須要到解嚴之後，順應著政治及經濟的自由化，長期遭壓抑的自我終於獲 得釋放，才開始有發展自傳體小說的良好環境。自 90 年代以降，作家整體的自 我意識比起先前任何一個時期都還要強烈，一時之間，台灣文壇充滿多元並置的 聲音，不斷地為自我發聲，以至世紀交接的自傳體小說創作呈現出超越以往的繁 盛景象，誠可謂盛況空前。每位書寫自傳體小說的作家都渴望在作品中發出與眾 不同的聲音，其中包含著獨立而私我的思想情感，絕非是從同質性的思想、經驗 所創作出來的文學。私語化的文學自世紀末蔚然成風，來自不同世代、不同寫作 風格及語言特色的作家們，紛紛化身為小說裡的「我」，經由文學手法的鏡室般 迴繞反射，刻意在寫作中模糊個人生活和小說的界限。如同菲力浦‧勒熱納所言：
文學文本的創作和接受是以某些樣本、某些期待視野和變化不定的適用範圍為參 照的，作品或者滿足了這種期待，或者違背了它甚至迫使它進行更新。體裁體系 也是由某種慣性力量(它有助於保持連續性以利於交流)和變化力量(一種文學只
1Rich, Adrienne.“Notes towar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1984) in Blood, Bread, And Poetry. New York:
Norton. 1994. p215.轉引自李桂芳，〈私語的歸宿――閱讀王安憶、陳染和嚴歌苓三部「女性自傳 體」的長篇小說〉，收錄於《海峽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台北：臺灣學生，2004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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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改變讀者的期待的情況下才具有生命力)支配著2
本文以新世紀的台灣自傳體小說書寫作為研究主題，並以其與當代社會及文 學生態的扣連作為論述主軸，探討新世紀自傳體小說書寫蔚然成風的文學現象。
本文援用法國自傳研究者菲力浦‧勒熱納的「自傳契約」理論，來為本文論題之
「自傳體小說」作出進一步的界義，並藉由此界義的篩選，選擇以郝譽翔《逆旅》
(2000)、駱以軍《月球姓氏》(2000)、張大春《聆聽父親》(2003)、陳雪《橋上的 孩子》(2004)與《陳春天》(2005)，以及陳玉慧《海神家族》(2004)共五位作家的 六部自傳體小說，作為這波自傳體小說書寫現象的研究個案。
。自傳體小說的寫作盛況，
絕非一朝一夕可以蹴成，而是需要台灣歷史社會和文學環境的逐步積累與堆疊。
也因此儘管新世紀的自傳體小說以自我為中心、以鋪陳個體生命經驗作為小說主 要情節，將舞台場景收束於作者自身，仔細觀察卻可發現其小說主題亦難自外於 當代社會及文學生態的影響，而呈顯出與社會文化脈動結合的特色。
在正文開展中，本文先就自傳體小說書寫的「詩與真實」特色作探討。自傳
體小說作為強調紀實特質的「自傳」與強調虛構特質的「小說」混合體，「真實」與「虛構」的交纏相生是其最大的文學特質。作者以小說體裁書寫自己的人生，
便是有意識的選擇虛實相生的書寫策略，在虛實掩映間，既可抒發一己私密的生 命體驗，又能保持與讀者之間的安全距離，必要時得以「小說就是虛構的」3
2菲力浦．勒熱納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49-250。
來 避免讀者對號入座的困擾。自傳體小說也因此包含著程度不等的虛構情節與文學 手法，端視作者意圖創作出何種程度的真實而定，但要之不能避免虛構的成分。
由本文討論中可知，即使作者在創作時想刻意紀實，也容易因為記憶自然而然的 謬誤，或順應小說進展主線而適當的剪裁自己的人生，導致小說中的個人經驗無 法避免虛構成分。因此，自傳體小說的確不乏作者人生的「真實」，但這些「真 實」是「被修飾過的真實」、是「被剪裁後的人生」。作者從自己過去的人生中，
選取可以塑造成一部精彩小說文字的經驗與事件，透過敘事策略的運用，將其所 選擇的材料加以想像的重組與包裝，再現出一個「自我」。作者意圖透過這個「自
3如同駱以軍在《遣悲懷》的〈後記〉中，提起稍早在《月球姓氏》出版後所引發的詮釋權與隱 私權戰爭時，他不斷反覆述說的概念便是「小說就是虛構的」。駱以軍，〈後記〉《遣悲懷》，台北：
麥田，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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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表達其意念，在其中作者不僅是自己過去的主要參與者，也是主要詮釋者，
因此本文將自傳體小說視為作者再現自我及自我詮釋的文本。
本文認為這樣的文本自 90 年代以降開始蓬勃發展是伴隨著整體自傳式文學 而起，因此本文不單獨探討其發展成因，而是將其置放於自傳式文學興起的社會 文化及文學脈絡中觀察。解嚴之後，台灣社會力與政治力的解放，促使個人意識 抬頭，為了填補昔日在官方大敘述下空缺的歷史罅隙，各家的爭相發聲促使如繁 花盛開般的記憶書寫紛然而起。本文認為，其中又以透過書寫來理解過去遭受壓 抑的自我生命涵義的自傳式文學，最能運用貼近個人又直截了當的文字，藉由私 歷史的描繪來傾訴自我與再現自我的生命史。此外，本文分別從出版、作者與讀 者三個層面來探討「出版文化場域」、「自傳式文學的書寫」以及「讀者期待視野 的改變」三個區塊，藉以觀察文學生態與自傳式文學蓬勃發展間的關連。本文發 現自 80 年代文學漸趨商品化趨勢，促使出版文化場域及作者創作都或多或少須 同時考量到行銷獲利或讀者喜好，自傳式文學蔚為風潮的文學現象，當然與此時 期的讀者對於閱讀個人私我生活的文本產生濃厚興趣有關，不論是「時政文學」、
「八卦文學」或自傳式文學都在此時開闢出市場。此外，在光怪陸離的社會中，
讀者格外需要心靈的撫慰，致使此時期心靈書籍當道，而自傳式文學也因具有讀 寫關係間生命經驗交流的作用，因此獲得發展的契機。經由上述部分的探析，本 文發現自傳式文學的出版、創作與接受，確實與 90 年代以降台灣歷史社會與文 學生態環境有關，而這樣的良好環境也孕育出自傳體小說的蓬勃發展，促使作者 們紛紛投入自傳體小說的創作。
本文根據上述研究發現，作為後文開展的論述脈絡。本文認為新世紀自傳體 小說的發展，順應 90 年代以降百家爭鳴的社會、文學環境以及出版文化的潮流，
普遍呈現出與時代脈動及文學生態相互呼應的書寫主題。從身分認同、性別論 述、家族或國族想像到歷史記憶等等，皆是 90 年代以降台灣社會文化與文學場 域的熱門論述議題，本文分別從自傳體小說中的「女性書寫」、「創傷書寫」、「家 族書寫」與「歷史記憶書寫」四個層面切入，探討社會文化、文學生態與新世紀 自傳體小說文類之間的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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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0 年代開始，以至整個 80、90 年代的深化，女性主義思想與女性意識普 及於台灣社會文化，在文化與文學層面上的表徵，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女性書 寫十分活絡，亦促使女性作家於新世紀的開放社會中，勇於進一步地藉由女性自 傳體小說再現女性個體的生命經驗。本文以陳雪與陳玉慧的三部自傳體小說為 例，觀看她們如何以女性私語的角度發聲，於自傳體小說的書寫中傳達出屬於女 性個體的生命脈動，呈現女性自身的另一種光景，同時也從文本中推衍小說中的
「女性」作為文化符碼而與時興議題結合的情形。兩位對於「自我」相當看重的 女作家，側重於女性私我的經驗描寫，展現女性個體化與個性化的書寫，本文認 為這是女性文學從書寫「我們」到「我」、從大寫女性過渡到小寫女性、從同質 性書寫到異質性書寫的一種實踐，而性別亦成為兩位女作家相當自覺的書寫本 位，勇於用女性私我的聲音發聲，有意識地結合時興的女性議題書寫創作。新世 紀的女性自傳體小說，在喃喃私語中思索與自身密切相關的生命課題，從中可以 看出自 90 年代以降的女性勇於展示自我生命，甚至將私人生活攤曝於公領域之 中，誠可視為女性對自我性別身分的自信展現。而創傷經驗的描繪，亦是兩人共 同關心的焦點，勒熱納所認為識別一部自傳式文學最重要的童年時期均是兩人戮 力書寫而縈繞創傷記憶的時光。在這些身為女兒與女性的創傷記憶書寫中，亦反 映出自 90 年代以降人們對於「秘密分享」的讀寫關係，模糊著私人與公共間的 分野。對於作者來說，自傳體小說中的創傷書寫是一種書寫「自療」的過程，那 是透過文字書寫、不假外力的自我療程，透過創造性的表達，作者與昔日痛苦的 記憶和平共處。對於讀者而言，在閱讀過程中亦有自身創傷經驗的想像與投射，
不啻是一種情感的抒發與宣洩，在書寫與閱讀間達成秘密分享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