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文化與親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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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孝道文化與親職化

西方社會面對親職化認為是「童年經驗的剝奪」與「兒童虐待」的議題，

然而，在華人的社會倫理價值體系下，子女照顧父母是天經地義，是孝順的表現，

孝順父母而犧牲自己是為反哺尊親。因此在討論親職化的議題也必須從本土文化 的角度，探討親職化經驗在台灣社會文化下的關聯，本節以孝道觀點出發，探討 傳統孝道內涵與轉變，並進一步說明親職化與孝道文化的關係。

壹、孝道內涵

孝道信念在華人文化中不僅是親子互動的重要規範，不同學者對孝道的定 義不盡相同。周淑玲(1993)指出孝的本意是善事父母者，並將孝道定義為：在家 庭生活中，子女基於情感的需求、報答的責任以及社會的規範，形成對父母的一 套社會態度和社會行為的組合，此組合包含，延續父母和祖先的生命、愛惜自己、

善於事親，以及慎終追遠四個層次，又以善於事親最為重要(引自葉致芳，2005)。

而楊國樞、葉光輝和黃囇莉(1989)曾指出孝道具有四個層次，包含孝知、

孝感、孝意與孝行所組成以父母為對象的複雜心理與行為型態。孝知是指子女對 父母及其相關事物的認識、了解與信念；孝感是指子女對父母的良好情緒與感 受；孝意是身為子女對父母及其相關事物的良好行為意向或是反應傾向，孝行則 是孝道行為(引自葉光輝、楊國樞，2008)。除四個層次外，綜合孝經、禮記、四 書及著名的家訓整理出孝的內涵，認為孝應包含：敬愛雙親、順從雙親(無違)、

諫親以理(勿陷不義)、事親以禮、繼承志業、顯揚親名、思慕親情、娛親以道、

使親無憂、隨侍在側、奉養雙親、愛護自己、為親留後、葬之以禮、祀之以禮(葉 光輝、楊國樞，2008)。不論是採取何種定義，它大致可以界定為：子女盡心盡 力侍奉雙親，並滿足雙親合於道理、不悖於人倫的要求（引自葉光輝，2009）， 傳統文化中所強調的孝是一種要求「人子對親輩應該如何」一種「下對上」的行 為規範，並非同時要求親子雙方應該如何互動的行為法則，型塑了親子間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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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態度，並且反應了適當的行為模式(林如萍，1998）。

貳、孝道內涵的轉變

上述的互動法則主因在於中國社會以農立國，因此形成以家族為基礎的運 作單位，由於家族是農業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核心，家族的保護、延續、和諧 及團結變得相當重要，形成了中國人凡是以家為重的家族主義(familism)的想法 與作法。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內，為了維護家族的和諧、團結與延續，通常要求晚 輩必須要對長輩依順服從，必須要奉養父母，必須隨侍父母不遠遊，然而，經過 三十多年的變遷，台灣文化已由農業社會逐漸轉變為工商社會，傳統孝道的功能 逐漸減弱或喪失，逐漸轉變為以個體主義為主(葉光輝、楊國樞，2008)，陶希聖 (1983)曾將孝道觀念在中國社會的變化情形區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約在殷 商時期，孝道觀念尚不明顯，而後進入周代至西漢時期，家族制度發達，孝道倫 理觀念產生，此時期為相對主義的倫理觀點，強調「父慈子孝」，孝道是重要的 教化德目；第三時期為西漢後期開始進入絕對主義倫理觀時期家族制度趨於嚴 謹，孝道的倫理觀點轉變為絕對主義，父輩擁有絕對的制裁權，而子輩則需絕對 服從，在宋明時期達到高峰；最後則是現代的「先言慈再言孝」時期，昔日的家 族主義社會已逐漸轉變為個人主義社會，開始強調個人自主、價值及幸福(引自 葉光輝、楊國樞，2008)，楊國樞（1988）進一步將固有之孝道做了新的詮釋，

認為能符合現今社會的新孝道面貌應該是：

一、僅涉及家庭內親子間人際關係

由以往的泛孝主義轉變為較具「侷限性」，範圍限於家庭中的一套人際態度 與行為─子女對父母的良好態度與行為。

二、以親子間的了解與感情為基礎

傳統的孝道愛與敬並重，在集體主義的思維下為維護家族的結構與功能，

是敬畏勝餘親愛，角色勝於感情，父母是訓練子女應該如何扮演好為人子女的社 會角色，親子的關係是上尊下卑，而新孝道偏重在感情性，對子女以感情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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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的教導為主。

三、強調自律性的道德原則

傳統的孝道屬於「他律性」的道德取向，是一套強固的對待父母的規範，

遵循外在的道德規律，受制於外的，偏重於社會角色的扮演，而在個體主義下，

現今轉變為「自律性」的孝道教育，在自己理解的原則來決定做出自己認為適當 的孝行。

四、強調親子間應以良好的方式相互善待對方

傳統社會為了確保家族等團體的穩定與延續，建立在權威式的結構下，而 強調父權至上，傳統孝道重孝輕慈，主要是單方向的是獨益性的，要求子女單一 對父母的責任，現今個體主義影響增大，理性計算的習性影響，子女行孝的社會 交換成分提高，使得孝道的雙向性與互益性提高，是種對應的德行，也就親子在 互愛、互敬、互重的關係下，孝道才能運作。

五、態度內涵與表達方式具有多樣性

傳統的孝道強調劃一的規範功能，有很高的社會性與強制性，經常忽略父 母的個別差異與子女的個別差異，是強制性的社會規範，要求實踐同樣的孝道內 涵，但是現代的新孝道不強調其標準化，而是承認多樣性，不同的教養歷程會形 成多樣的態度與行為，具「多樣性」之特質。

學者便以社會孝道觀念的變遷情形，檢視不同孝道組成內涵的意義以及基 本運作原則，提出具孝道概念意義與效果的雙元解釋模型，將華人的孝道觀念可 區分成「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兩種內涵性質及運作功能明顯不同的孝 道特徵（葉光輝，1997a）

一、相互性孝道：

依據儒家思想中的「報原則」與「親親原則」運作，主要是由「尊親懇親」

與「奉養祭念」兩個次級因素組成，感念父母的生育養育而在情感上、精神上、

物質經濟上願意奉養父母並給予照料與支持，在父母過世後願意合乎禮節的追思 與祭念，是一種主動自願具文化普同性的規範信念。在個人性格特質上，對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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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與行為發展，主要是正向的影響效果，包括促進開放、友善性、平權態度、

同理心傾向、重視和諧。

二、權威性孝道：

是依據是儒家思想中的「尊尊原則」為主要依據，包含了「抑己順親」與

「互親榮親」兩個次集組成要素，由於對階級權威以及對社會個人角色規範制度 的服從，因此子女必須壓抑或是犧牲自己的需求，以迎合與遵從父母的願望，或 應盡力榮耀雙親及延續家族，是一種屬於被動壓抑的、具特定情境性的、作用力 較弱的、具文化特殊性的規範信念。在個人性格特質上，主要是偏於負向，包括 神經質、特殊主義性格、男性優越態度、權威主義、保守主義、權威攻擊等。

歸結上述的觀點，受個體主義影響下，認為現代社會中的新孝道主要是取 決於個人原則、感情表露和交換原則三者影響， 但 Dien(1999)也表示由於中國 的家庭經常是共生與黏結的關係，父母的角色以輔育、教育，以子女幸福為己任，

子女則被視為父母的延伸以及自我價值的來源，需傾力報答父母的恩情，因此子 女經常以犧牲自我為代價，以順從父母期望，而此重視孝道與權威的特質，也使 得親子間的關係與互動呈現不平等的現象(引自葉致芬，2005)，因此親職化角色 的承擔，究竟出自於個人選擇，在親子關係為基礎的原則以及個人原則之下主動 承接；或是受到傳統文化「應該的行為角色特質」，重視權威關係的社會規範影 響下而被動接受?再者，若是主動承接此種角色，促使個體承接的原因為何?被動 承接者的感受與經驗又為何?皆為研究者希望加以了解的地方。

叁、親職化與孝道

孝道是指子女盡心盡力侍奉雙親，並滿足雙親合於道理、不悖於人倫的要 求（引自葉光輝，2009）。而承擔家庭的責任，滿足家庭的需求，即為孝道行為 的表現，Truong（2001）就曾指出在越南家庭中探究子女承擔的情形。在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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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子女承擔的家庭責任皆不被社會或家庭稱做親職化，而被稱為子女的責任

（filial responsibility），在華人文化中則稱之為「孝道」（filial piety）(引 自戴嘉良，2009)。國內研究也指出，在結構不健全家庭中，因為親職實踐上，

缺少一位家長的角色，通常家中會有孩子替代缺席的一方，協助單親家長肩負起 親職的任務，此行為通常會被視為是孝道實踐的表徵(賴宜櫻，2003)。

親職化的孝道精神實踐是有助於代間的維繫與連結，維持家庭系統間的平 衡，然而當面對無法兼顧時，經常面臨來自於「公義」與「私利」的衝突，傳統 上百善孝為先的親親原則，要求子女必須以父母利益為優先，為了滿足父母的需 求，而可能經常伴隨著放棄或是犧牲個人對另一目標的追求。葉光輝（1997b）

曾提出可能會造成子女行孝上的困境：（1）當父母的要求或行為違反道德或悖於 倫理時，（2）父母的要求超出子女的條件或能力負擔時，（3）對父母的責任或義 務與自己其他角色的責任或義務相衝突時，（4）當父母的要求或行為不違反道德 也不悖於倫理，卻與子女的價值目標相衝突時，（5）父母之間意見不合或爭吵時。

此些情形都會讓子女陷入某種左右為難的窘境。上述情境中，困境的壓力產生，

父母要求或是孝道價值在可能與子女的期望目標衝突，或是造成子女壓力，影響

父母要求或是孝道價值在可能與子女的期望目標衝突，或是造成子女壓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