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台灣第一本書寫同志的長篇小說，《孽子》不僅在文學史上具經典意義，
在整個台 灣社會亦 有 著時代性 的歷史意 義 。於《現 代文學》 上 開始連載時
（1977-1978），台灣社會的氛圍是保守且傳統的；到了 1983 年以長篇小說形式出 版，社會的狀況猶在戒嚴的高壓統治中。可以預見，八○年代初對《孽子》的評 論絕對是保守、且有所批評的；要一直到九○年代，台灣的性別運動盛起、同志 文學開始在台灣文壇妖魔亂舞地現身後，才有更多肯定《孽子》書中對同性情、
戀的評論紛紛出現，欲將先前的保守論述作一翻轉。
然而有趣的是，2000 年與電視劇風潮一同出版、且有總結白先勇（同志）研 究之姿的研究論文《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卻在書中指陳 九○年代的評論「帶有強烈的運動色彩，再加上援引西方理論的比例甚高，與小 說脈絡時相乖違」
29
；且以出版的時間來看，曾秀萍對於白先勇同志小說的論述在 某個層面上是帶有相當的保守性格。而這份保守性格，或說一種具傳統（儒教）倫理色彩的書寫特性，不約而同地反映在小說及曾秀萍評論的書寫中，更值得我 們從此一角度來切入、爬梳白先勇的同志小說。因此，本節將從具經典意義的《孽 子》進行文本討論，觀察小說在怎樣的層面上體現了傳統的、儒教的倫理痕跡；
並以此「傳統／儒教倫理」之面向來與各年代、各具有不同角度的研究評論進行 對話。
一、「父像」的追尋與救贖
小說的命題直接地點明一個倫理關係的意涵：其「子」之「孽」來自於一個 對儒教倫理系統無能服膺的失敗。小說幾乎是不斷地陳述身為人「子」面對父親 的歉疚、面對自身的同性戀身份之罪孽。「孽子」標示出六○、七○年代男同性戀 在台灣父權社會被看待的方式尚未脫離宗法思想的傳宗接代觀念，劉亮雅便認為，
顯現台灣同志最難克服父權家庭（主義）對同志身份的打壓
30
。小說自開頭便以「放 逐」之題道出「父」對「子」悲憤、顫抖的出逐，陳芳明說父子決裂的這一幕「立29 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頁 41。
30 劉亮雅著，王梅春、廖勇超譯，〈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交錯之中：白先勇、李昂、朱天文和紀大 偉小說中的男同性戀呈現〉，《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3 期（2003 年 8 月），頁 68。
即把同志身分至放在儒家傳統的脈絡，並且也置放在整個社會的對立面」
31
。然對 這群孽子們來說，雖然父親對他們逐出、對他們的同性行為憤怒、感到丟臉，但 在白先勇的筆下，這些孽子們卻沒有一個對「父」是帶有忿恨的，相反地，在被 放逐的流浪日子裡，孽子們尋尋覓覓的皆是一個「父像」的再現。（一）小玉的尋父
在白先勇的筆下每一位孽子都與其「父」有著複雜的情緒，作者透過孽子們 對其父不同的態度，然建構的卻都是同樣對倫理關係、對「父」之親情的回歸，
而在小說中尋父意識最清楚的莫過於自小就沒見過父親的小玉。然而，小玉是《孽 子》中對於同性情慾較有闡述、且自我認同較強烈者，小玉面對李青對他說「小 無恥，怎麼偷人偷到家裡去了？」
32
不以為然的答道：「有甚麼稀奇？」小玉聳了一下肩膀，「我十四歲就帶人回家到廚房 裡打砲去了。我們住在三重鎮，附近有好幾個老頭子對我好，常常 給我買東西…給我買一樣，我就跟他們打一次炮。」33
即便讀者可以從小玉的一些言談中看到比較清晰的同性情慾認同，然而作者對小 玉角色的安排更著重在突顯小玉對「父親」的尋尋覓覓。小玉拜乾爹、在日本華 僑林茂雄面前一副「頭乾臉淨」的乖巧樣，楊教頭也說「他在別人面前，張牙舞 爪，就像隻小鬥雞，你真是把他收服了！」
34
──小玉的「敢曝」在其乾「爹」面 前彷彿就被馴服了一般。然而小玉拜乾爹的目的，卻非出於勢利，而是為了他的尋父大夢。因為小玉 的阿母告訴他，小玉的阿爸是一個日本華僑。小玉自小就沒見過老爸一面，身份 證上父親那一欄填著「歿」，但他卻渴望著能夠見父親一面，面對李青「我看你想 去日本想瘋了」的嘲弄，小玉說：
「你知道什麼？你們有老爸的人懂個屁！我這一生，要是找不到我 那個死鬼阿爸，我死也不肯閉目的！」
31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頁 613。
32 白先勇，《孽子》（台北：允晨文化出版，1992 年），頁 96。
33 白先勇，《孽子》，頁 96。
34 白先勇，《孽子》，頁 101。
「好吧，就算你到日本去，找到你老爸了，他不認你，你怎麼辦？」
我看見小玉那般認真，便存心逗他道。
「我也不一定要他認麼！」小玉冷笑道，「我那麼不要臉？自己老爸 不認，還要死賴不成？我是要知道確實有這麼一個人就行了，就算 他長得不像池部良也不要緊，我要看看那個馬鹿野郎，是個牛頭馬 面，還是個七爺八爺！」
「要是你爸爸已經死了呢，小玉，那麼你的心血不是白費了？」我 再激他一下。
「他死了麼？他的骨頭總還在吧！」小玉的聲音有點忿忿然起來，
「我去把他的骨頭揀回來，運到我們楊梅鄉下去，好好地造一個墓，
供起來，豎一塊大理石的墓碑，刻幾個大大的金字：顯考林正雄之 墓。以後清明，我便可以真的替他去掃墓了──」 35
即便小玉沒見父親，但他卻說「要是找不到我那個死鬼阿爸，我死也不肯閉目的」，
暗示著阿爸對自身生命完整性的重要，認不認兒子也沒關係，只要「知道確實有 這麼一個人就行了」。即使父親死了，小玉也認為那就把骨頭揀回來立個墓讓自己 能在清明節去掃墓──其字字句句都有著明顯的傳統倫理意識，這樣的書寫方式 將父親置放在一個象徵意義的層次上，「子」之生死至少有一方必須要有「父」的 意義才得以完整。
在小說中，小玉對父親的想像幾乎都是透過母親的描述，關於生父的線索並 不多，但那並不打緊，作者意欲突出的是小玉那份渴望父親現身的情感──且要 形塑為是一個自然、潛意識的渴望；面對一個從未「現身」的父親，小玉的反應 充分的道盡了一個傳統中國社會當中親屬關係的強大連結與強迫性
36
。將這份尋父 的渴望描述為自然情感，而得以將父與子的倫理關係合理化、自然化。造墓立碑，完成一個祭祀儀式的掃墓動作，正是一種驗名正身的表徵，認祖歸宗心切，溢於 言表
37
。
35 白先勇，《孽子》，頁 148-149。
36 陳耀民，〈我們一家都是人？──論《孽子》及《逆女》中的家庭機制／身分認同與抗爭之可能 性〉，《同志研究》（台北：巨流，2001 年），頁 212。
37 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頁 237。
（二）一同承受苦痛之父
白先勇在《孽子》小說中念茲在茲的是孽子與其父的交雜情感。為了要突顯 這份父子間的倫理情感，作者必須不斷強調「父－子」間的聯繫是一種自然、超 越一切、具先驗性質的共存關係。因此即便小玉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但尋父的 意念卻是「自然地」令他覺得必須去做這件事；而在小說中另一種敘事手法，則 是將孽子們的苦痛與其父共同鍊結之，強調倫理性質的「本善」，說明父子之倫的 強烈──因此父親總是與孽子們一同受著苦痛的。如此的敘事手法首先必須由孽 子被父親逐出家門作為開端，如李青在公園裡第一次和王夔龍相遇，他們在黑暗 中「赤裸的躺在一起，肩靠著肩」
38
，王夔龍來此為的不是慾，卻聊起了他的父親「五天前，我的父親下葬了。」
39
：「我不是去留學，我是去逃亡的──」他的聲音倏地又變得沉重起 來，「十年前，我父親從香港替我買到一張英國護照，把我送到高雄，
搭上了一隻日本郵輪，那只船叫白鶴丸，我還記得，在船上，吃了 一個月的醬瓜。」
他猛吸了兩口煙，沉默了半晌，才嚴肅的說道：「我父親臨走時，對 我說：『你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許回來！』所以，我等到我父 親過世後，才回到台灣，我在美國，一等等了十年——」40
王夔龍被「父」逐出得最遠，下的禁令最重，一直到父親過世，他才能又再度回 到台北。只是，即便父親過世，進了棺木，然因為中國人的「面子」觀，王夔龍 卻連葬禮都無法參加：「……令尊的身後哀榮算是很風光了。那天有關係的人統統 到齊，你們家親友又多，你在場，確實有許多不便的地方。」
41
這道來自父親的禁 令沈重地禁錮著王夔龍，對於無法參加自己父親的葬禮，他激動的喊道：傅伯、傅伯，他哪裡知道我那一刻內心在想什麼？那一刻我恨不得 撲向前去，揭開那張黑油布，扒開那堆土，跳到坑裡去，抱住爹爹 的遺體，痛哭三天三夜，哭出血來，看看洗不洗得淨爹爹心中那一 股怨毒──他是恨透了我了！他連他的遺容也不願我見最後一面呢。
38 白先勇，《孽子》，頁 28。
39 白先勇，《孽子》，頁 30。
40 白先勇，《孽子》，頁 32。
41 白先勇，《孽子》，頁 302。
我等了十年，就在等他那一道赦令。他那一句話，就好像一道符咒，
一直烙在我的身上，我背著他那一道放逐令，像一個流犯，在紐約 那些不見天日的摩天大樓下面，到處流竄。十年，我逃了十年，他 那道符咒在我背上，天天在焚燒，只有他，只有他才能解除。可是 他一句話也沒留下，就入了土了。他這是咒我呢，咒我永世不得超 生——42
王夔龍對父親向自己所下的「禁令」形容是「一道符咒」，雖然王夔龍被放逐到他 鄉，但並沒有因為父親不在身邊就得到解脫，而是父親的一句話「一直烙在我的 身上，我背著他那一道放逐令」。將父親的話語譬喻為「符咒」、「放逐令」，正是 為 拉 岡 （ Jacques Lacan, 1901-1981 ） 從 象 徵 秩 序 的 層 面 所 提 出 的 「 父 姓 」
（Name-of-the-father）
43
概念做了例證。在拉岡的論述中，將父親的功能與能指的 功能聯繫在一起，認為：「父姓就是象徵父親，這是個存在於能指水平的術語，在（Name-of-the-fa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