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作為白先勇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除了白先勇有「台灣文學之中目 前所能看到的同志呈現，最早還是得等到戰後六○年代白先勇的短篇小說創作才 為其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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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的角色。《孽子》更具有「現代中文寫作和台灣文學之中第一部 以同志為主題的經典長篇」3
與「成為許多男同志在那個相關資訊極為封閉的年代 裡尋找自我認同的啟蒙書」4
之重要意義，這些論述都說明了《孽子》在台灣同志 文學中的「經典」地位。八○年代「台灣邊緣聲音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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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解嚴時代的來臨，同志文學於台灣 文壇「出櫃」登場；九○年代更因邱妙津、林俊穎、洪凌、陳雪、紀大偉等作家 的同志、酷兒文本而「妖」氣沖天。文本的盛起後，隨之則是學院內同志、酷兒 理論等相關研究論文之產出。邊緣弱勢者對自我主體性的呼聲，以及文學及研究 之興盛，都使得台灣的同志文學再無法被忽略。陳芳明於 2011 年的《台灣新文學 史》鉅作中，將同志文學正式寫入台灣文學的歷史脈絡中，是各家台灣文學史相 關論著首次將「同志文學」納為其書寫章節的一環。同志文學在台灣文學史的「出櫃」，讓處於「邊緣」的聲音得以納進整個（台 灣文學史的）大論述中。在此之前，台灣的同志文學也已有具經典形塑意義的「選 輯」類專書出版。我們可以看到，由文本、研究、到選輯的編纂，都令同志文學 得以建構其「歷史」的脈絡及論述；從邊緣的模糊與忽視，到我們能夠說：「在台 灣同志文學的發展中，ＸＸＸ是經典小說……」的這一過程，筆者認為應是值得 討論的：作為一個邊緣聲音的主體，其「經典」的政治意義為何？又，《孽子》如 何被形塑為台灣同志文學的經典；一部同志文學的經典其所蘊含的意識形態又為 何，將是此處欲進行討論的。
2 朱偉誠，《臺灣同志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2006 年 5 月），頁 12。
3 同註腳 2，頁 17。
4 同註腳 2，頁 17。
5 借用陳芳明於《台灣新文學史》中的標題，見其書：〈第二十一章：一九八○年代台灣邊緣聲音 的崛起〉，頁 600-651。
一、「經典」的形塑
根據朱偉誠之言，台灣同志文學自戰後六○年代起步、開展於解嚴前後、至 九○年代進入狂飆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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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年代開始，便有以同志為主題的華文小說「選輯」， 1991 年郭玉文主編之《紫水晶》為第一本同志文選集，後則有楊宗潤《眾裡尋他：當代華文同志小說選》（1996）、紀大偉《酷兒狂歡節：台灣當代 QUEER 文學讀 本》（1997）等書相繼出版；更有澳洲學者馬嘉蘭（Fran Martin）編選、翻譯台灣 同 志 小 說 為 英 文 出 版“Angelwings: Contemporary Queer Fiction from Taiwan” 飆期（1993-2000）。詳見此書頁 12-30。
7 以下為求行文之一致性，引用的文獻將一律把「典律」的翻譯改為「經典」，特此註明。
言權。於是在被選出的三十部作品名單公佈後，便引起台灣筆會強烈反彈，文學 界亦是抗議、爭論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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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所爭議，當然是因為什麼是「台灣文學」、哪些作品／作家堪稱「台灣文 學經典」等議題，關係到都是整個台灣文學史的解釋及發言權。這樣一種欲對經 典進行整合、選取之行為，是必須靠權力來維持的；權力有了經典當作制度的實 行方式，則權力的運用就能更加穩固。如果我們把經典擴大，並視經典為知識時，
權力的概念也就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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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釋與發言同時也是一種權力的表現，核心文化的價 值觀相當程度的凝聚在經典中，經典又塑造、強化了核心文化的價值觀。再者，因為經典傳統上代表著正統與規範，具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於是爭取在典律中 的發言權與可見性，乃極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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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權與可見性對位處邊緣的弱勢聲音更顯重要，經典之爭有時候並不一定 是在質疑現存經典的價值，而是對於權力可能集中在某一論述上時必須出聲的行 動。經典的形塑過程可能產生中心與邊緣之別，邊緣的弱勢聲音若能有其可見性、
使邊緣的文本進入經典的行列中，便可讓核心文化對邊緣群體有進一步認識、減 少因不熟悉所產生的偏見，弱勢的團體成員也更能正視自我、瞭解自我之價值。
此般去中心、強調多元文化的並納，也才能使「經典」的意涵更為完整與豐饒。
回到台灣文學的面向上，我們可以說，台灣文學對各類、各族群的文本之接 受是頗具有「去中心」意識的。陳芳明便說，從文學史的長流來看，台灣文學有 太多異質的成分不斷滲透進來：沒有殖民地文學，沒有反共文學，沒有現代主義 文學，沒有鄉土文學，就不會有一九八○年代的後現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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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解嚴、全球 冷戰體制的解凍以及台灣民主運動的崛起，使得世紀末的文學生態進入前所未有 的盛況。「台灣文學」一詞，已經不是特定的意識形態或特定的族群所能規範16
。 台灣文學能夠拋開傳統異性戀、父權的霸權（hegemony）論述，在更多元的面向 下含括各文本形塑為「台灣文學經典」、納入「台灣文學史」的洪流中，是歷經苦 難與碰撞所得來不易的成果。然而，邊緣、特殊群體之文本被納進歷史的敘述中，並不代表其文本就不帶
12 自 1998 年末燃起的台灣文學經典之論爭，已有研究者寫為論文〈「台灣文學經典」論爭研究〉
（尹子玉，碩士論文，2002 年），因此論爭非本文重點，有興趣之讀者可自行參閱相關資料。
13 蔡振興，〈典律╱權力╱知識〉，頁 46。
14 許經田，〈典律、共同論述、與多元社會〉，頁 28。
15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頁 789。
16 同註腳 15，頁 789。
有特定的意識形態。經典的定義或範圍產生改變、或歷史的論述開始接納非主流 的聲音──並不表示主流的意識形態亦有所改變。經典的形塑隨著歷史的進程會 持續的運行，然其背後的權力、或有權力對經典加以修正者，往往不會是真正位 處邊緣的弱勢者；即便可能具有弱勢群體的特殊性（如女性、同志、原住民、黑 人等），然而要能夠行使發聲權，通常還是因這些「代言人」獲得了某些較具優勢 的背景或權力。循此，值得進一步探究的，便是對形塑為經典、具邊緣弱勢聲音 的文本觀察：文本背後的意識形態為何，與主流價值又呈現了怎樣的關係。
二、為何是《孽子》？
《孽子》的作者白先勇，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已是耳熟能詳且被譽為「經典」
之重要作家。其所創刊的《現代文學》雜誌深深地影響了六、七○年代現代主義 式的文風；文學作品被夏志清讚嘆：「在藝術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後期小說相比或超 越他的成就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也不過五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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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受到眾多論者與批評家的矚 目，研究專書與學位論文族繁不及備載；作品亦被改編為舞台劇、電視劇、電影 等，從嚴肅文學擴張至大眾視覺藝術的領域。即便白先勇近年來將重心放在崑曲 的復興，2000 年後仍有以白先勇為主題的大型國際研討會在學院裡舉辦。白先勇 與其作品的經典地位，在台灣文學的歷史中毋庸置疑。白先勇的文學作品中有不少都與同志／同性戀有關，在解嚴前仍為保守的社 會風氣中，如葉石濤批評同志文學「徹底摧毀了台灣文學固有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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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袁 則難19
、龍應台20
等忽視白先勇小說中的同志主體或顯現對同志的偏見者，亦非為 少數。有論者以批判強權、抗拒權威、反應弱勢之「台灣文學固有的優良傳統」來替白先勇的同志作品辯駁，曾秀萍便說：「同志文學非但不是『破壞台灣文學固 有傳統』的『孽子』，反而是另闢疆土的功臣…構築台灣文學史，絕不能遺漏勇於 抗拒權威、批判單一思考、突破二元對立，創作面向日益豐富的同志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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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說摧毀台灣文學傳統是言重了，而同志文學此一類型文學得以被受到重視，也確 實是因為台灣文學本身（對比於中國／文學）的邊緣性格，正能以抗拒權威、反
17 夏志清，〈白先勇論〉，《現代文學》第 39 期（1969 年 12 月），頁 2。
18 葉石濤，〈迷失的方向感〉，《聯合文學》第 149 期（1997 年 3 月），頁 18。
19 袁則難，〈城春草木深──論《孽子》的政治意識〉，《新書月刊》第 5 期（1984 年 2 月）。
20 龍應台，〈淘這盤金沙──細評《孽子》〉，《新書月刊》第 6 期（1984 年 3 月）。
21 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台北：爾雅出版，2003 年），頁 20。
應弱勢之特性與同志文學互為輝映。然而這並不能表示，同志文學皆有著「批判 單一思考、突破二元對立」的特性。筆者認為，白先勇、以及他的同志小說能夠 廣被研究者及讀者接受，實與白先勇的作品所傳達的意念及氛圍有重要的關係。
白先勇的文學作品大多蘊含著「悲憫」的情感，他以「悲憫」書寫小說人物，
動之以情。雖然文學技巧是以西方式的現代主義為主，然白先勇的創作底蘊實是 因其以人為思考的核心對象的思維方式而繼承著中國文學的傳統：
從人為核心表現對象，在對之進行表現的過程中，傾注進真摯的情 感（悲憫同情）並鼓盪起讀者的感情甦醒，照亮人生的本質與究竟，
原本就是白先勇極其傾心並致力追求的文學境界，而他之所以傾心 並追求這種境界，無疑地與中國文學觀念中的這一傳統對他的薰陶 濡染有著極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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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俊在以「悲憫情懷」為名的專書裡詳細地闡述白先勇作品對中國文學傳統的繼 承，白先勇文學作品所關注的「人」、有著儒教「仁」的敦厚、中國文學的「傳統」
氣質，都顯現其小說在根本上是中國文學鏈上的一種現代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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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白先勇的作 品有著獨特的藝術技巧，以及其保守、含蓄又帶有傳統的文學氛圍不至於因為基 進造成與社會文化的對抗；藝術技巧與繼承中國文學傳統的含蓄性格這兩個特質，氣質，都顯現其小說在根本上是中國文學鏈上的一種現代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