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二節 官員夢想的幻滅：故事未完待續
乾隆末年，湖南、貴州一帶苗疆開始發生大小不一的騷亂。而在乾隆 六十年（1795）爆發於鳳凰廳勾補寨反抗官兵任意捉捕牛隻的事件163，竟一 發不可收拾，與貴州發生的苗亂相結合，進一步蔓延到四川等地，徹底打擊 官僚們的教化理想。雖然三廳苗疆的騷亂，到嘉慶二年（1797）便稍告暫 歇，但全部苗疆動亂的平息，則必須等到嘉慶十一年（1806）。這場動亂，
耗盡了朝廷泰半國庫，折損了像福康安這樣的大將，也被後世視為盛清結 束，邁向中衰的開始。164
在後世研究中，這場動亂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他打著「逐客民，復故 土」的口號，帶著相當濃厚的反抗色彩，而清廷採用「屯田」作為善後手 段，又再一次的改變湖南苗疆的歷史進程與社會風貌。正是如此，一般都認 為「土地」是這場苗變，以及朝廷善後的核心關切。Sutton（2003a）針對苗 例的研究中，便指出由於苗例過於側重人群身份的界線，完全忽視土地問 題，才導致了這一發不可收拾的嚴重騷亂。
163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例成案」中也收錄了相當數量的禁止官兵捕捉牛隻的奏摺，以及苗人 牛隻何時得以進城的規定。足見，牛隻在十八世紀湖南苗疆中的重要性，也是後續研究得以進一 步探討的問題。
164 過去一般咸認為嘉慶皇帝是清朝中衰的起點。然而，近期許多研究開始轉而關注嘉慶朝如何克 服種種乾隆皇帝留下的難題，進而讓王朝的國祚能持存近一世紀。相關學術討論可參 Rowe
（2011）。
乾嘉之際的苗亂，並不是本論文的主題，而他複雜的起因、平定、善 後過程也絕非本論文目前有能力涵括之處。因此，本小節將以研究這場動亂 的二手文獻為主，討論苗例教化與這場動亂之間的聯繫，以及與「屯田」之 間的關聯。
壹、官員對「土地」的忽視？
目前針對這場動亂的研究，相當部分集中在探究其是否是一場「族 群」衝突引發的事變（Sutton,2003b；McMahon,2015），或者討論事變動員 網絡中的宗教向度（Sutton,2003b；McMahon,2017）165。但無論如何，他們 都同意「土地」是造成苗人不滿的主因，也因此清廷才會以「屯田」來回應 這場動亂。的確，苗人土地的流失，是這場事變相當重要的導火線，但是否 真的像 Sutton（2003a）所說，十八世紀的湖南官員，對於土地議題都不聞 不問？
讓我們回到十八世紀的官員治理爭辯，來思考這個問題。從乾隆初年 開始，已經有相當的官員關注到過多內地民人竄入三廳的現象，許多官員多 次要求將民人遷出苗地，並造冊列管。這樣的要求從乾隆初年到中後期的多 份奏摺中都可看到，顯見土地的議題並沒有被忽略，但也沒有被妥善解決。
關於土地議題討論的另一面向，則是關於民苗的市場地點。當時不少官員都 注意到許多人會藉由民苗交易的時機，趁機混入苗地，進而無故製造事端。
因此，他們都建議由兵役把守邊界，不讓奸人佯裝成商人，而只嚴格規定民 苗得以交易的地點與時間。
從目前掌握到的文獻來說，並無法得知這些關於土地的構想，具體執 行情況為何。但如果說當時的湖南官員，對於三廳苗疆的土地議題略而不 談，對他們似乎並不公平。只能說，他們構想管理三廳苗疆土地的方式，並 沒有成功解決問題。在他們對於土地的討論中，對於「苗地」的擔憂，更形 明顯。他們的建議，無論是針對市場交易，或是針對民人竄入苗地的討論，
都幾乎無二致地認為一切活動遷出苗地為宜。似乎一切動盪的來源，都在於
「進入苗地」。
165 這場動亂的起因或性質，並不在本論文處理範圍，因此暫且不論。
doi:10.6342NTU201902131 123
這個態度與苗例的變遷似乎有所差距。在官員們對於苗人的教化與身 份改變上，越來越自信的同時，對於苗地的謹慎與擔憂並沒有隨之改變。這 之間的落差，到了乾嘉之際苗變後，清廷才開始透過改變治理策略來修補。
「屯田」政策的出現，透過清查土地、重新分配、調整民苗的居住地點，清 廷的統治脫離了「點狀」的管理，直接全面地深入「苗地」與苗寨。也正是 在這個時刻，參與苗變平定的當地苗人武官嚴如熠繪製了第一張的苗疆全 圖，繪製出了各個苗寨的位置與邊界。苗疆全圖的出現，隱喻了清廷的湖南 苗疆治理，走向另一個轉折。
貳、持續的隔離？還是持續的教化？
除了土地問題之外，乾嘉苗變又想改變什麼？清廷的屯田措施，又想 改變什麼？又做到了多少？先繼續深究屯田的議題。「屯」在十九世紀出現 在湖南苗疆後，就成為帝國在當地治理的制度基礎，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民國 時期才宣告廢除，可說對當地影響深遠。那麼，這是如前面研究所論說，是 清廷在苗變後所提出的政策？李文良（2018）的研究，表明屯田政策的出 現，並不在討論如何善後的平台上，而是地方行政部門為了兼顧朝廷的人群 隔離理想以及地方移民社會人口繁多的現實下，所出現的折衷辦法。
如果說「屯田」是地方官員在回應朝廷理想的同時，兼顧地方實際情 形的方案。那麼朝廷的理想是什麼？李文良從湖南屯田的例子中，替世紀之 交的清代中國做出了一個論斷：乾隆皇帝給日後清政府留下的最大影響，莫 非是在人群資源競爭異常激烈的邊區，展現出強烈的隔離主義意圖。在三廳 苗疆的例子中，乾隆皇帝想的第一個善後方法是重新蓋回明代興築的苗疆邊 牆。當然，這完全無法落實，但李文良正認為就是官員們的無法落實，才導 致了他們自己摸索出「屯田」的做法。朝廷（至少是乾隆時期）對持續隔離 的堅持，卻在地方換來更進一步治理與教化的後果。
地方社會的人群混雜現實，迫使朝廷只能持續深入苗地與苗寨，重新 打造新的苗疆社會。除了屯田之外，他們還做了什麼？一般研究都提及了嘉 慶三年（1798）的於祀典中封敕白帝天王；以及，嘉慶十三年（1808）開始
於科舉任官中，保障苗疆中人任官的名額，同時徹查乾隆年間於湖南發生的 冒籍報考案件。這兩個措施，反映出除了土地之外的苗疆騷亂原因166。
科舉任官的部分，則在 Sutton (2003b)的研究中有所提及。他提到就方 志紀錄來看，事變當年的三廳，收成應該相當不錯，所以資源的貧乏在當年 應當不會是大問題。但在部分起事者被捕後的口供中，卻顯示「無法當官」
居然是他們憤恨不平的原因之一。也因此，才會有嘉慶年間做出的科舉名額 調整。為何會有想當官的念頭？一個可能的推論，如果在剛準備離去的乾隆 時代中，報官沒有辦法完成「我」要的正義追抵，那就自己當官吧！這裡的
「我」可能是甚麼？就用朝廷眼中的「苗」來自我表述。意外的，官員採用 的法律身份區隔治理，雖然以苗例的失敗看似告終，卻在一場動亂後，開始 深化到三廳的土地，以及自我表述的方式上。
苗變粉碎了官員們以苗例教化苗蠻的夢想，苗人也透過動亂表達了無 法任官、土地不足的憤恨。可以說官員的教化夢想流產了嗎？而朝廷對隔離 主義的堅持，就代表放棄了對三廳苗疆的管理嗎？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說在 苗變之後，苗疆地區以更全面的形象浮現在帝國的眼光之中。看似破滅的身 份教化，則在官員考量地方現實而提出「屯田」之後，與深入苗寨的土地管 理相結合，重新打造三廳苗疆的社會樣貌。而至於三廳苗疆的人群區分，雖 然苗例的身份吸納過程被打破，但卻也已經烙印在三廳苗疆的地景以及人們 心中，轉化成司法案件以及苗變中自我表述的方式。回到乾隆中期的偷羊案 中，長受在最後一次審理的口供中，就提到了「如今小苗們懊悔不已」。自 稱「小苗」大概是說給官員聽的，打造一個符合官員理想的故事版本。此過 程，不僅是逐漸教化他們做「民」的過程，也同時教他們做「苗」。這段從
「復仇」到「審判」的教化旅程，用法律手段區分了人群的糾紛解決方式，
也讓他們逐漸用官僚語彙來辨識自己是誰。看似失敗的過程，在下一歷史進 程中，則與新的地方治理手段結合，打造新的三廳苗疆。苗疆與王朝國家的 互動，又有了新的變化。
然而，這已經是下一段故事了。
166 其中的宗教向度，受限於本論文的文獻來源，暫無法梳理三廳苗疆宗教文化的面向。
doi:10.6342NTU201902131 125
參考書目
壹、歷史文獻
（宋）朱輔，1986，《溪蠻叢笑》，胡樸安（編），《中華全國風俗志》，石家 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明）楊慎，1996，《滇程記》，濟南：齊魯書社。
（清）李瀚章等（編），2009，《湖南通志》，長沙：岳麓書社。
（清）段汝霖，伍新福校點，2008，《楚南苗志 湘西土司輯略》，長沙：岳麓書社。
（清）周玉衡等（編），2011，《永綏直隸廳志》，長沙：岳麓書社。
（清）俞益謨，2018，《辦苗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許仲元，1996，《三異筆談》，重慶：重慶出版社。
（清）靖道謨等（編），2006，《雲南通志》，北京：商務印書館。
（清）趙申喬，1995，《趙恭毅公自治類官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薛允昇，黃靜嘉編校，1970，《讀例存疑（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清）魏源，1984，《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
（清）嚴如熠，黃守紅標點，朱樹人校訂，2013，《嚴如熠集》，長沙：岳麓書社。
（清）嚴如熠，黃守紅標點，朱樹人校訂，2013，《樂園文鈔》，長沙：岳麓書社。
（清）嚴如熠，2013，《苗防備覽》，收於茅海建（編），《清代兵事典籍檔冊匯 覽》第 47-48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
〈世宗憲皇帝聖訓〉，2006，收於《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
〈乾隆年間治理湖南苗疆史料〉，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1979，《清 代檔案史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47，《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47，《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