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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眾喜好，在此論文中並不討論，然而著重於「觀眾」喜好本身的意圖，卻仍 能體現出「觀眾」在皇民化政策過程中，其隱藏的影響力及能動性應被重新重視 及提升。
第一節、寫作動機與目的
皇民化時期的影劇活動約可分為兩期，以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為界，前期為 強調高壓統治的「皇民鍊成」期，此時期影劇團體雖被限制，但仍存在私人組織 空間與市場機制；後期則是由官方完全掌控的「皇民奉公」期，1942 年 4 月「臺 灣演劇協會」、「臺灣興行統制株式會社」成立，以及同時發布的「腳本及臺本檢 閱規則」，將戲劇、電影等演藝活動強制納入官方系統控管，自此影劇團體喪失 自主機制，不論成員、劇本、演出形式，都受到官方一元統制。
本論文旨在探討當時影劇市場受官方強勢控制的情況下，「大眾」所能產生 的影響力，因此時間的界定以後期的「皇民奉公」為主。但由於殖民當局早在 1940 年末，即開始醞釀電影統制機制，如成立「臺灣興行組合」與「臺灣巡業 興行組合」；而戲劇方面，亦於同年 5 月成立「臺灣新劇聯盟」，並於年底舉辦「藝 能祭」，雖是以加盟方式組成的聯盟，亦顯露出官方準備將戲劇統合的企圖。是 故，筆者特意將時間斷限提前，從官方具備影劇統制意圖時期開始研究，以期突 顯此時期官方指導者所主張的方針與口號，以及劇本指導等政策對於「皇民奉公」
時期影劇的影響力。再者，有鑑於 1944 年後皇民化影劇，現今所能掌握的文獻 史料與研究成果極其有限，非筆者目前時間與能力所能開掘探究的，故僅能俟日 後繼續鑽研探究。
是以，本論文擬定以太平洋戰爭前後（1940～1943）的皇民化影劇為觀察場 域，至於「皇民化影劇」，在本論文中則定義為皇民政策下，以臺灣「觀眾」為 主體，同時兼顧政策及商業性質的戲劇與電影，這些影劇主要在劇場演出，具備 購票機制，直接與觀眾口味連結，如各劇種的改良戲、新劇、皇民電影等。不過，
由於篇幅所限，本論文先聚焦以皇民化時期演出活絡的改良歌仔戲、新劇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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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觀察對象，以探究在此三類表演藝術中，「大眾」行使主體的位置，與皇 民政策間的縫隙。至於非「人戲」的其他舊劇改良劇種，如皮影戲、布袋戲與傀 儡戲等，本論文中暫不討論。
綜觀這三類表演藝術，大抵都具備商業市場的演出機制，其觀眾群或有重疊 性或有個別族群，但基於三者的生成背景、技術條件與藝術特質不盡相同，因而 對於皇民化政策的接受度與自身形式的調整，則或多或少有著程度上的差異性。
以與皇民影劇政策距離最遠的歌仔戲來看，雖是日治時期臺灣新興劇種，但其本 質上屬於「傳統戲曲」，且又受到許多其他中國劇種的涵養，因此在日本官方視 角中，將其與其它舊劇同歸類為「支那舊劇」。在當時嚴禁支那戲劇的風潮下，
歌仔戲迫不得已只能受官方的指導或改良，或轉型成為新劇團或演出改良式歌仔 戲，本文中即針對此兩類型改良歌仔戲加以論析，以了解在歌仔戲的原表演形式 下，劇團與官方如何兼顧觀者口味與政策取向，而突顯出大眾主體與其時代流行 風格。首先是劇團本身因應政策與觀眾需求，必須有所調整：以改良式歌仔戲而 言，在兼顧唱曲與口白下，調整後場配樂、唱腔、服裝等，進行混血式的拼貼；
而轉型新劇的歌仔戲團，則在語言、表演形式，甚至演員身體、經營模式上進行 改造，以適應皇民化後期的統制體制。再者，由當時的報紙與批評中可知，官方 對於歌仔戲改良劇團一直抱持懷疑態度，劇團調整與官方政策間存有差異即代 表，官方不可能無視大眾主體的存在，如在提出改良歌仔戲時，官方遂投入日人 劇作家於劇團指導，當時即有認為缺乏真摯與自然、不能使民眾理解的劇本只是 指導者自身趣味，並無藝術性，可知即便官方主導的政策行為，戲劇仍不得不以 觀眾為主體。
而新劇則以偏向現代題材，以及強調思想內涵的「純棉」新劇為討論主體。
除此之外，同隸屬於話劇體系，由中央指定或業餘組成的「演劇挺身隊」，由於 其主要訴求於政策理念的傳達，並不牽涉到商業售票機能，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內。新劇在表演形式上以日語或台語對白為主體，尤須注重劇情與思想內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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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改良戲更適宜宣傳策略的展現，成為官方演劇宣傳的主要形式。首先劇團於皇 民政策與觀眾需求間尋求縫隙，在劇情、導演、舞臺設計上進行更加專業化的改 革，並有了長足的進步，影響之後臺灣新劇職業化。而同改良戲一般的情況，官 方對於劇團演出著重觀眾需求的認可或爭論，亦可作為官方必須同時顧及「大眾」
的例證，以藝能祭為例，仍以演技是否生動能打動觀眾為重要評估；1942 年「厚 生」成功的幾齣戲，更突顯出鄉土與皇民化的連繫，官方的皇民化定義與路徑受 殖民地大眾主體表徵的「鄉土」元素影響，達到皇民化路徑解釋不再單一，「大 眾」所關注的「鄉土」帶來了不同的爭議與可能性。
至於最具技術性、流行代表的電影，則是官方主導最嚴密的一環。在幾乎完 全被官方掌控的電影機制下，透過鏡頭呈現「皇民化」的身體與語言；並利用電 影敘事模式，包裝皇民化政策，以滲透傳遞給追求現代化的觀眾，是以電影遂成 觀眾與官方意識形態相互角力的重要觀察視域。在電影一環，因日治時期臺灣的 製片基本上並無達到產業化的地步，而後期能進入臺灣的外國影片又非常稀少，
可以說電影工業整體幾乎都被官方掌控，故在電影此部分只針對官方在電影製作 上，如何兼顧政策與「大眾」的層面來探討。以皇民電影《蘇州之夜》與《沙鴦 之鐘》為例，透過鏡頭，藉名優、歌曲、影像與愛情敘事的整合，官方有意識地 結合現代化要素與都會流行，藉此吸引「大眾」，以遂其宣傳策略。官方在追求 電影的吸引力元素下，甚而引起日本內地批評聲浪，認為不夠體現皇民精神而造 成爭議，以此可見大眾主體在其中隱含的策略能動性。
本論文將立基於前賢的研究成果上，對文獻史料進行更全面地耙梳挖掘與 深入解讀，以嘗試勾勒皇民化時期被想像的大眾觀賞戲劇或電影的趣味，及形塑 出其「大眾主體」在政治、社會結構中的能動性，影響官方修正皇民化影劇政策 施行面的軌跡，以求更多方面體現出皇民化時期社會中的影劇現象，與其中隱含 被想像的集體意識與時代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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