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霸權穩定論之思想演進與理論內涵
第四節 對霸權穩定論前提假設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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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霸權穩定論前提假設之批判
對於霸權穩定論前提假設的批判主要在四方面：第一，霸權領導與體系穩定 之關係；其次，霸權衰落與體系不穩定之關係；再次，國際公共財；最後，美國 霸權衰落。
霸權領導與體系穩定
首先，Stefano Guzzini 認為，將一體系建立在單一國家的意志之上，或許有 助於此體系的建立，但卻無法保證體系長期的穩定。原因在於 Kindleberger 論述 中的內在矛盾：為了要捍衛「單一領導國是國際體系穩定的必要條件」命題，由 現實主義的假設前提，卻導出了「領導國會為國際利益犧牲」的理想主義結論，
Guzzini 將之稱為「理想主義跳躍」（idealist leap）（Guzzini, 1998）。
其次，Andrew Walter 對國際貨幣秩序演變及其霸權貨幣的作用進行研究後 指出，霸權穩定論無法解釋國際貨幣穩定與不穩定的歷史週期。單一霸權國家對 一個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而言，可以是一個必要條件，也可以是一個障礙。「英、
美兩國在各自稱霸年代的國際貨幣體系及其規則建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霸權對 國際貨幣秩序的穩定起作用，但不是唯一重要因素和必要條件。在缺乏約束的情 況下，霸權本身也是不穩定因素。從歷史上來看，英美兩國先後都未能在全球貨 幣體系中扮演『世界中央銀行』的角色。布列敦森林體系解體後，是金融整合的 衝擊，而非美元霸權的衰落導致國際貨幣秩序的動盪（Walt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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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Timothy McKoewn反對公共財必須由霸權國家提供的假設，霸權穩定 理論將國際體系視同一個完全競爭的經濟體系是錯誤的，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較 接近寡占的經濟體系（1850 年，英、法、德、美四國就占了世界貿易總額的 48%，
1913 年這四國仍占有世界貿易總額的 46%）11。Mancur Olson指出，在一個少數 參與者所形成的體系中，體系成員會自行提供公共財，而不需任何實質的誘因
（Olson, 1965）。因此，在國際權力分配的寡占體系中，霸權國家的存在並非一 個穩定開放的世界經濟秩序所依賴的必要條件（McKoewn, 1983）。
最後，Keohane強調，國際體系的穩定是由霸權所維繫，霸權國家對穩定的 世界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也提出當霸權衰弱時，其角色應該由國際建制來取代 霸權消失的角色，透過國際建制可以維繫合作的可能（Keohane, 1984）。同樣地，
Gilpin提議，將世界分為三個部份，包括美國、西歐與日本三個霸權（Gilplin, 1987）； Krasner則提議，建立不同的集體自我依賴（collective self-reliance）制度（Krasner, 1985），實際上這等於是呼籲政治的區域化。
霸權衰落與體系不穩定
霸權穩定理論認為霸權秩序傾向於有系統的分散權力，最後的結果是削弱霸 權國之地位。因為搭便車者必然存在，導致公共財成本的分配不平均與正當性的 喪失，最後損及霸權的相對權力地位，不願繼續提供公共財。傳統上，霸權穩定 理論關心造成霸權的相對權力地位下降之外部原因，例如弱國的抵抗力增強，霸
11 W. W. Rostow.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Table I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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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家權力的濫用，以及霸權的資本或科技輸出而造成工業中心的分散（Guzzini, 1998）。例如，Gilpin 指出，霸權權力可能造成自我毀滅，以資助對手國，做為 自身經濟發展的基礎。從英國的經驗來看，美國應避免犯同樣的錯誤，過多的海 外投資損及國內經濟（Gilpin, 1975）。
一些霸權穩定論的批評者認為，體系不穩定的產生，並非源於霸權衰落，而 是因為結構調整的延遲。當霸權國沈溺於所有的結構調整都可以無限期延擱之想 法中，就產生了失序狀態（Guzzini, 1998）。Calleo與Strange反對將布列敦森林體 系的終結，視為是美國霸權衰落，認為在越戰期間，美國面臨在許多承諾之間做 折衝交易。這些承諾要求美國增加戰爭用途的支出，以及在詹森政府（Johnson Administration）的「大社會計畫」（Great Society Program）中，提供更多製造平 等機會的公共福利，而這些行為與支持布列敦森林體系所需之保守貨幣政策相互 衝突。如果美國選擇通貨膨脹政策，那就是意味著美國打算維持對國內的社會契 約，並且將轉而調整國外的機制。於是國際的貨幣體系就必須讓步（Calleo and Strange, 1984）。霸權國只要還能夠成功要求他國家做出調整，他就得以維持其優 勢地位，12這個論點是正確的，因此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終結所表現的是美國權力 象徵，而不是美國衰落的表徵（Guzzini, 1998）。
12 Karl W. Deutsch 將權力定義為，個人或組織將自己的內在結構投注於環境之上的能力。權力 較少的一方，必須要依據有權力一方的組織進行調適，而有權力的一方則有不必變革之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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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共財是霸權私有財
Duncan Snidal與Bruce Russet分別指出，公共財具有兩項特性：一是共享性
（jointness），二是非排他性（nonexclusion）。首先，共享性是指不同的消費者 能同時消費同一件財貨。廣義而言，共享性是指國際體系中所有國家均能同時藉 由消費公共財而獲益，且一國的獲益並不會損害其他國家的獲益。然而，在霸權 領導體系之下，霸權建立的秩序實際上是一種剝削關係，利益不是共同享有，而 是由一個國家重新分配到另一個國家。其次，非排他性是指，任何國家均無法阻 止沒有貢獻的國家藉由消費公共財而獲益，亦即無法防止公共財的搭便車者。而 實際上，在霸權領導體系中，霸權國或多或少都會強迫其他國家對提供公共財做 出貢獻，或是阻止某些不願合作的國家從公共財獲益。因此，在Snidal與Russet 看來，所謂國際公共財並不存在，是霸權國為追求自己利益的私有財工具，毫無 公共性（Snidal, 1985; Russet, 1985）。
二次大戰後，美國一直聲稱其開放市場是為維持世界自由貿易體系所做出的 犧牲。但從結果看，美國通過這一體系順利進入世界各國市場，並從中獲取了數 倍於開放本國市場所付出代價的好處，因此美國是自由貿易體系的得益國。至於 安全方面，美國更是大贏家。美國自稱其強大的軍備為全世界提供了安全與穩定，
但是美國軍事力量的使用操縱在美國政府的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發動或 參與的每一場戰爭，無一不是基於國內政治經濟利益計算之上。Russet 嘲諷地說，
如果說世界各國從美國的軍備中得到什麼好處的話，那只是美國軍事力量存在的 一種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而已（Russet,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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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Hegemony之後，「如何管理全球經濟」馬上成為熱門話題。在當時許多專家
學者把美國衰落的趨勢視為理所當然。Cohen同意Gilpin的論點13，並表示「經濟 關係的權力平衡已經有所改變；必須適應這個新的現實…美國不再是世界上主要
13 Gilpin 認為美國霸權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衰落。Michael C. Webb and Stephen D. Krasne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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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ge 表示，二次大戰效應消失僅代表美國「聯繫性權力」（relational power）
下降，他強調「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的重要性。她認為，從四個面 相（安全、生產、金融、知識）的結構性權力來看，美國在結構性權力中，對於 西德與日本仍保有優勢地位（Strange, 1987）。此外，Samuel P. Huntington 則認為 1985 年開始出現的美國外貿和財政雙赤字並不是美國力量衰弱的象徵，而是雷 根政府（Reagan Administration）經濟政策的錯誤，只要調整政策一定會消滅雙 赤字。
Krasner是第一位承認錯誤的人，1989 年時他表示，「美國的地位…已經穩定 下來…從統計數字來看，美國的能力仍很強大（Webb and Krasner, 1989）。」
Keohane在Strange過世後，也承認After Hegemony書中的論點也許還未成熟。
Keohane表示，「她說得沒錯，我應該早點聽她的。」14總之，儘管二次大戰效應 已消失了，但美國實質上還是維持領導其他國家經濟體。在 20 世紀末美國的領 導在蘇聯垮臺後更加強化，面相也更廣。維持了歷史上最長的和平擴張期，在歐 洲的長期高失業率和日本的泡沫經濟及東亞和拉美的金融危機後，美國的經濟領 先地位更是毫無疑問（Cohen, 2008）。
14 Strange 認為一本叫「After Hegemony」的書，在當時出版還言之過早。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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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6 世紀至 20 世紀領導國家的主要權力資源
時期 領導國 主要資源
16世紀 西班牙 黃金、殖民地貿易、僱傭軍、彈性對外關係
17世紀 荷蘭 貿易、資本市場、海軍
18世紀 法國 人口、農業生產、公共行政能力、陸軍
19世紀 英國 工業、政治安定、金融信用、海軍、自由化思潮、島國地緣
優勢（易於防守）
20世紀 美國 經濟規模、科技優勢、大眾文化、軍事力量與聯盟、自由的
國際建制、跨國通訊中心
資料來源：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90),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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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幣關係領域特別是如此，Cohen稱為「通貨金字塔」（currency pyramid），只 有一個或少數幾個主導國家，主導國家擁有較多權力。主要有三位學者討論結構 性權力在國際貨幣領域的意義：Benjamin Cohen、Susan Strange、Jonathan Kirshner。
Cohen是首位在國際貨幣關係討論到結構性權力的學者，在 1977 年出版的 Organizing the World’s Money中，他區別了國際貨幣關係中的過程權力（process power）與結構權力（structure power）；在 1980 年代的一些著作中，Strange區 分了貨幣權力中的聯繫性權力（relational power）與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
的不同15；Kirshner亦在 1995 年出版的Currency and Coercion提到，主導國家從通 貨集團（currency blocs）中獲得公開性（overt）與結構性權力。並指出，「有機 會獲得結構性益處是國家創造貨幣體系的原因」（Kirshner, 1995）。
Susan Strange 的結構性權力概念
結構性權力的概念是 Strange 著作的 1980 年代學術著作的重心。她指出，
在國際社會中主要存在兩種權力：聯繫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繫性權力是指，
15 Susan Strange, “Still an Extraordinary Power: America’s Role in a Global Monetary System,”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onetary Relations, ed. Raymond E. Lombra and Willard E. Witte, 73-93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1982); Casino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6);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no. 4 (1987): 551-74: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Journal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