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節

而在中文的部分，在與本研究同樣探討環保議題的文獻中，包含了林子倫

（2008）針對我國 1992 到 2008 環境政策聯盟的探討演進。同樣地，林益仁（2004）

從環境論述(environmental discourse)的分析角度，闡釋從 1990 年代以來在台灣 發展迅速的佛教教團―法鼓山一系列環境行動的過程，解釋了我國佛教在環境 議題上扮演的特殊角色。彭渰雯（2005）則透過不同教育程度的消費者深度訪談，

討論分析消費者論述中的女性主義。另外，李涵鈺（2009）利用政策論述分析，

研究我國一綱一本教科書政策在知識、權力及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想像與發 展。最後，國內論述分析相關的碩士論文產出更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楊智元，

2009；陳挹芬，2011；郭淑珍，2012；凌主悅，2013；程晏鈴，2014；胡琇雰，

2016）。

從上述豐富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政策論述分析不但被運用在各個學術領域，

且在研究的方法與目標上呈現出了相當多元且複雜的模式存在。

第五節 小節

綜觀我國過去的研究中，雖然對核能整體進行研究的學者甚多，但針對核廢

料的研究相對稀少。在已經逐漸在走向非核家園的今天，核廢料的處理無疑成為 我國必須面對的政策問題，惟目前不光高放射性核廢料的處置場尚未開始選址，

連低放射性的核廢料也在選址的過程中到處碰壁，使得核廢料問題在我國成為 了一項非常棘手且難解的政治問題。

再者，參閱與整理分析國外針對核廢料研究後，能導出兩個走向與標的：藉 由世界各國的案例可發現，事實上核廢料處置牽涉的往往不僅有單一面向的技 術層面，而是由多元面相交織相互影響複雜論述牽動之；另外，從文獻中的研究 方法可以發現光以量化的模式建立不足以分析解釋整個核廢料議題所包含的各 種想像與面貌，例如Sjöberg and Drottz-Sjöberg（2001）就指出使用的民調進行 量化可能會對民眾的意向造成偏誤，而必須透過完整地分析利害人的論述行動，

了解背後真正影響的主因。以上兩點皆指出了該議題因為本身的性質存在高度 的價值分化，不宜使用傳統的模型概括議題。又本議題在論述表達上可能存在著 隱晦不明、多元價值並陳以及敘事大綱模糊不清的問題，則應針對論述進行深入 的分析，避免傳統量化研究所造成的統計偏誤。

而在公共政策領域本身的情況，1990 年代後代公共政策研究出現了「語言 的」（linguistic turn）、「論證的」（argumentative turn）、「審議的」（deliberative turn）

等學術焦點的轉向（Fisher and Forester, 1983: White, 1994; Edelman, 1998; Hastings, 1989; Dryzek, 2000；引自林子倫，2008）。而這種轉向的原因，是因為幾乎大部 分的政策現實 （policy reality） 都是社會建構的 （socialconstructed） 產物。申 言之，文獻中的政策建構的可能必須經由詮釋的過程來了解，而論述就是這些詮 釋的基礎（White, 1994; Hewitt,2009；林水波、王崇斌，1996）。而Isabela Fairclough 與Norman Fairclough（2014:338）更指出政治權力運行時，不一定藉由論述的方 式，但權力運行的本身卻不可能缺少論述的存在，凸顯出論述分析走入社會科學 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而我國林子倫（2011）透過歷史論述的回顧，詮釋全球氣候正義運動乃自環 境正議的發展。另外林子倫等人（2013）針對電價調整的制定分析，利用五個不 同面向的論述分析，從各種論述內容中尋找我國電價未來的趨勢。故將論述分析 使用在我國的各種社會科學層面，實有先例可尋。

綜上所述，由於我國文獻針對核廢料研究的缺乏以及從國外文獻中發現核 廢料研究取向和現今公共研究領域方法上的走向改變而言，本文將以論述分析 作為主要的研究設計方法，並且先整理我國過去核廢料處置的歷史脈絡，以釐清 整個政策流程所存在的重要變因以及可能存在合作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