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論證與政策論述

壹、 政策論證的基本概念

首先，過去公共行政在分析個案的研究方法上，存在著「論證」的方法，早 期於Toulmin《論證的使用》（The Uses of Argument）著作中出現，分為實質性

（substantive）和分析性（analytic），前者代表實用的、日常的推論，後者代表理 想的形式邏輯（formal logic）；而其理論最為後世所著稱的則是論證結構 （layout of argument）的合理化功能（Toulmin, 1958: 6, 2003: 90-96，引自魯炳炎等人，

2010）。

接著，Fisher（1998:129）指出政策論證的結論應將各種政策的方案可能納 入考量，並且實現決策理論與實務實踐的層面的融合。其後William N. Dunn 認 為「政策分析乃是一門應用的社會科學會，其在論證 (argumentation) 和公共辯 論 (public debate) 中運用多種研究調查建立、批判並傳播政策相關知識。」（Dunn, 1994:84，引自張世賢，1996）。

而 Dunn（2012:18-20）依據 Toulmin（1958, 1984）的三段論法為基礎，指 出在論證結構上存在著引導出政策主張（C）的六項基本元素（Dunn, 2012: 18-20）：分別為政策相關資訊（I）、立論理由（W）、信賴度（Q）、立論依據或支持

（B）、駁斥理由（O）與反證（R）。如下圖所示，整體而言，政策相關資訊提供 了政策主張一定的客觀依據，其中包含了統計資料、實驗發現、專家意見、基本

常識、政治判斷等等，將有關政策問題、政策未來、政策作為、政策產出，乃至 於政策績效等以各種可能的形式呈現出來；立論理由則是進一步將政策相關資 訊轉化成理論、原則等規範性架構，支持政策主張；信賴度則係指政策主張乃自 於相關資訊統計上的可信度；而駁斥理由與反證則是Dunn 為了回應過去理論中 單一面向論證的缺失，提供了第二個結論、假定或論證。最後透過上述的論證過 程，產出了政策主張，主張的性質包含了抽象性、描述性、評價性、倡議性。

另外，根據 Dunn（2012：123-124），的歸納，政策論證的表達來源，亦即 政策分析家們將政策相關資訊轉變為具體政策主張的依據方式，有八種論證的 模式：

1. 權威模式（Authority）：源自行為者的身分與地位，如學者專家、行政機關 的內部人員。

2. 直覺模式（Insight）：源自行為者內在、抽象的狀態與特質，如洞視、判斷、

睿智。

3. 方法模式（Method）：利用各種方法論，如新興的大數據等分析方式，形塑 出強而有力的論證資源。

4. 科學理論模式（Scientific theories）：透過自然或是社會科學建構的理論依據 來形塑論證態度與資訊。

5. 動機模式（Motivation）：政策利害相關人對於政策具有很強的的目標、價值、

意向等，對於政策主張極為堅持。

6. 平行案例模式（Parallel case）：利用在相似的政策環境中存在的個案作為比 較。

7. 比喻模式（Analogy）：在不同個案中，援引相同的處理邏輯或方法作為論證

依據。

8. 道德系統模式（Ethical systems）：建立一套獨特的道德系統，透過這些準則 來判斷論證題目。

貳、 政策論述 — 作為政策論證的延伸

在過去的政策論證中，常會引用對話式的論證資料作為研究的依據，張世賢

（1992）就指出傳統式的修辭論證僅是靜態、單面向、主張說理的方式，但溝通 式的論證模式則更進一步地強調了動態、互動式的表達方式，而這種溝通式的論 證模式更會因為行為者的位置效應不同，產生出各種語調、口吻相異的內容。此 點則與本研究所要採取的政策論述的樣本性質相近，由於論述資料的行為者所 發表的內容會因該行為者所處的團體性質不同，再加上論述時間的拉長，使得資 料中存在著各個單位的互動可能想像。

除此之外，Dunn 在 2012 年的版本中，相較於過往，加入了駁斥理由（O）

的論證要素，更加強調了多元意見並陳的重要性（Dunn, 2012）而我國張世賢更 指出傳統的論證模式因為缺乏了互動性與多元價值的考量，無法應對漸趨分化 複雜的政策議題。而政策論述則能在廣泛蒐集不同行為者的內容的基礎下，廣納 了不同多元價值的論述資料，並且能在長遠的時間軸中，形塑出各行為者針對彼 此論述內容的聚焦點與反駁內容，改善並延伸了過去政策論證中存在著不夠多 元、複雜的論證依據。

最後雖然誠如陳亮宇（2015）所言，政策論述並非能完全取代政策論證的功 能，政策論證在對於政策辯證中的角色仍不可磨滅，但政策論述能夠補足過去政 策論證在多元價值觀與動態互動性的缺乏，給予公共行政更多的操作與研究想 像。

參、 政策論述分析的操作實例

政策論述分析在公共行政界的運用有著不少的實例，例如 Schmidt（2015）

的研究中，就利用論述制度論探討歐盟在主權債務（Sovereign Debt）的問題中 所存在溝通上的各種問題。Hajer（1995）從英國的酸雨問題出發，透過研究各種 論壇、官方文本、著作以及訪談的論述資料，梳理出兩派主要的敘事結構。

Fairclough 夫婦（2008）則研究英國 2008 年的先預算報告（Pre-Budget Report）， 藉由實踐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政治論述，找出問題的癥結與未來的方案步 驟，強調一個依據規範性論證的批判性的評估將如何作為批判性論述分析的標 準。

而在中文的部分，在與本研究同樣探討環保議題的文獻中，包含了林子倫

（2008）針對我國 1992 到 2008 環境政策聯盟的探討演進。同樣地，林益仁（2004）

從環境論述(environmental discourse)的分析角度，闡釋從 1990 年代以來在台灣 發展迅速的佛教教團―法鼓山一系列環境行動的過程，解釋了我國佛教在環境 議題上扮演的特殊角色。彭渰雯（2005）則透過不同教育程度的消費者深度訪談，

討論分析消費者論述中的女性主義。另外，李涵鈺（2009）利用政策論述分析，

研究我國一綱一本教科書政策在知識、權力及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想像與發 展。最後，國內論述分析相關的碩士論文產出更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楊智元，

2009；陳挹芬，2011；郭淑珍，2012；凌主悅，2013；程晏鈴，2014；胡琇雰，

2016）。

從上述豐富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政策論述分析不但被運用在各個學術領域，

且在研究的方法與目標上呈現出了相當多元且複雜的模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