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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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斐勒基金會推薦兩位中央衛生實驗院瘧疾專家章德齡、周欽賢，前來台 灣，協助推展瘧疾防治事務。1949年，許世鉅再度來到台灣，依據之前的經 驗，他早已掌握到台灣瘧疾疫勢的激烈，因此，在展開農村防瘧實務之際，

立即給予瘧疾研究所多項援助，一方面維繫該單位之持續運作，另一方面也 希望和瘧疾研究所合作，共同掃蕩農村的瘧疾。除此之外，許世鉅與顏春輝 俱出身北平協和醫學院體系，又都擔任過中央衛生實驗院的研究人員，應屬 舊識。許世鉅將資金投入防瘧事務，協助瘧疾研究所推展作業，多少都受當 時兼任瘧疾研究所所長顏春輝的影響。

第四節、小結

1860年代，台灣在開港通商之後，各地瘧疾就治工作也感受到西力東漸 的影響力。西方傳教士遠赴台灣宣傳教義，為了弭平中西文化的隔閡，推廣 西式醫療技術和防瘧藥物。當時，台灣瘧疾肆虐嚴重，一般民眾遭受瘧疾迫 害至深且鉅，傳教士順此引入治瘧藥物奎寧，是為台灣接觸奎寧的濫觴。其 後，中法戰爭之際，台灣瘧疾受戰事波擾而大起，地方民眾苦不堪言。幸賴，

傳教士提供西方藥物協助治療，方將傷亡的程度減至最低。

1874年，日本出兵攻打台灣南部牡丹社，在軍事上斬獲勝利；然而，最 後卻因為瘧疾讓南進的軍隊吃盡苦頭，不得不鍛羽而歸。1895年，日本在甲 午戰爭後，領有台灣，惟治理的過程中，遭遇最之大挫折並非來自地方上的 反叛勢力，而是各地傳染病的危害，其中又以瘧疾首當其衝。爾後，日本在 台灣設立專門機構，耗費龐大的醫藥物資，甚至動員全島人力尋找瘧疾患 者，實施監控服藥，在瘧疾防治上頗有效果，將瘧患人數控制在每年三千餘 人次的最低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為了因應南洋戰場上的需 求，將奎寧悉送至南洋地區供士兵服用，不再提供台灣抗瘧藥物，使得臺灣 瘧疾人數突然增加。後來，台灣遭到美軍轟炸，環境趨於惡劣、瘧蚊大量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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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加速瘧疾的流竄。每年有近百萬人苦於瘧疾之痛，慘烈情況實為歷年來 之最，死傷者不計其數。

1945年至1950年，台灣在瘧疾防治的事務上，緊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台灣之勢，台灣在瘧疾防治事務開始與國際窗口接軌，前後獲得「聯總」、「洛 克斐勒基金會」，以及「農復會」等國際援助，呈現多元發展的現象。在「聯 總」方面，其提供噴射器具和幾批DDT藥粉，數量未豐，卻是戰後台灣「對 蚊法」初試啼聲。另外，在聯總醫藥物資救助下，台灣也此引入第二次世界 大戰新發明的抗瘧藥-「白樂君」與「瘧滌平」，持續以「對人法」來治療瘧 疾患者，減輕瘧疾所帶來的苦痛。

接續，洛克斐勒基金會援助台灣防瘧事業中，也是兼採「對蚊法」與「對 人法」。換言之，藉由台灣此一窗口觀察國際防瘧事務，可推測1946年至1947 年間全球防瘧方法兼採二者，試用各種對人法與對蚊法。另外，學界多認為 洛克斐勒基金會援助台灣，培育本土防瘧專才，厚植科學實驗精神，實為引 領1950年以後台灣撲瘧的急先鋒。若從歷史發展的縱軸來看，這個論斷忽略 了1948-1950年的斷裂性，直接視為一個延續問題，也無法觀察到1949年前後 的變化。另外，洛克斐勒基金會在台灣的試驗，大抵不出屏東潮州、台中水 里、基隆等個三地方，這與往後台灣開展的大範圍防瘧行動，能否足以相提 並論呢？這個問題，有待商榷。除此之外，洛克斐勒基金會在台期間，重視 瘧蚊調查，以及人體抗瘧藥物試驗，反而僅於1948年1月在潮州試行DDT家 屋殘留噴射。那麼，這項防瘧措施，能否深刻影響1952年後台灣全省DDT家 屋殘留噴射運動呢？

相較於洛克斐勒基金會，1949年8月轉進台灣的「農復會」，其在防瘧的 事蹟上，則少為人討論。1949年，美國因應遠東局勢的變遷，不再支援中華 民國政府，也迫使各項外國援助撤離台灣，是為台灣最為艱辛的日子。幸運 的是，「農復會」適時提供支援，使台灣能在夾縫中生存。只是，當時美國 斷然拒絕給予台灣援助，在美援架構底下的「農復會」，為何能夠反其道而 行，值得思索。至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台灣轉危為安。「農復會」便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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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的基礎上，在台灣廣設衛生所、地方瘧疾防治所，以「對人法」為基調，

大範圍投藥治療瘧患，與日治時期對抗瘧疾的方式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另一 方面，「農復會」支助瘧疾研究所大筆資金，使其持續運轉，延續了瘧疾研 究中心、瘧疾研究所時期的研究精神；瘧疾研究所也透過協助地方衛生所訓 練瘧疾檢驗員，拉近與地方衛生單位的關係，以利「對人法」與各項瘧疾狀 態的觀察。換言之，1950年台灣所採用的防瘧辦法，是以「對人法」為主流，

這似乎與1952年以後台灣全面推展的DDT家屋殘留噴射─「對蚊法」，仍有著 極大的差距。

最後，在人物的討論上，較多學者出於本土的關懷，正視一批戰後台大 醫學院畢業的學生進入瘧疾研究中心，接受洛克斐勒基金會的栽培，且無私 投入防瘧作業，成為1950年代台灣防瘧事業的中堅，更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 敦聘，前往各國擔任瘧疾顧問，將台灣的寶貴經驗，投注於全球瘧疾防治事 務之上。⁶³ 當然，也有學者在此基礎之上，開始關注周欽賢、章德齡等大陸 專員在台灣的交流事蹟。⁶⁴ 上述兩大層面的討論，豐富了歷史的詮釋，也讓 戰後這幾年的歷史片段，逐漸的聯接起來。然而，到目前為止，當時擔任衛 生處兼瘧疾研究所所長顏春輝在撲瘧工作上的定位，尚未見專文研究。1948 年4月，當洛克斐勒基金會準備撤離時，顏春輝立即成立瘧疾研究所，隸屬 於省衛生處下，讓台灣瘧疾的研究得以延續。其間，也可以看到顏春輝設法 挽留保羅擔任副所長，繼續延攬各地的人才，投入各項防瘧作業之中。從顏 春輝與許世鉅的人際網絡，也略可掌握「農復會」對於台灣防瘧工作的支持 與協助。相信，顏春輝的角色也絕不僅於此。這些，都是今後尚可再發揮的 議題。

63 參見蔡 篤堅 、梁 妃儀 ，〈瘧疾 研究 所代 表的 台灣 醫學 倫理 發展 意涵 〉， 頁 101-132。

64 劉士永，〈延續或斷裂？1940-50年台灣的公共衛生〉，頁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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