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防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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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夠成功根除瘧疾，實奠基於日治時期所遺留的基礎，以及出於台灣 人刻苦耐勞的本質。這些元素，使台灣根除瘧疾的發展過程更加豐富。除此 之外，相信還有更多有趣的視角，可以互相對話。當前，不少學者疾呼台灣 歷史研究必須走向國際化，與國際接軌。那麼，台灣參與國際防瘧合作的面 向，除了當前美援研究的題材，更不能偏廢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防瘧計畫，
方能掌握台灣根除瘧疾的整體圖像。
1950年至1970年，是台灣公共衛生發展的奠基期，也是台灣與世界衛生 組織進行國際合作的蜜月期。本文試圖從1950年至1972年間世界衛生組織與 台灣瘧疾的防治為題，試圖掌握世界衛生組織如何規範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 的全球防瘧計畫？這套標準化流程如何在會員國間一一落實。再者，台灣在 何種契機下，參與這項全球瘧疾根除計畫？台灣在運行的流程中，曾經遭遇 了那些困難？對於這些困難，台灣又有何解決之道？相關的實務工作如何藉 由台灣的衛生體系得以落實？最終，冀望此項台灣經驗能夠作為國家發展公 共衛生、防範全球傳染疾病、走向全球衛生大家庭，以及落實未來各項國際 衛生合作之參考。
第二節、防瘧方法
瘧疾是人類受害最深傳染病之一，迄今，世界衛生組織仍將其列為危害 人類生命安全的頭號公敵。全球每年都有三至五億人口罹患瘧疾，死於瘧疾 的人數更超過一百萬人。世界衛生組織每年開列龐大經費，以及網羅第一流 專家，持續支援會員國從事防治瘧疾的工作。
自古以來，瘧疾一直是中外必須面對的棘手傳染病。古代對於瘧疾的起
是如此劃分，但是在台灣只要涉及國際合作範疇，多將關懷焦點投注於美援，忽視台灣與國 際組織的互動，更將世界衛生組織歸類於廣義美援之下。在這樣的解釋架構下，甚難窺探台 灣與世界衛生組織之發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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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多以為是鬼魅所致，或是營養不良所起。直至1880年，法國軍醫拉弗朗 (Alphonse Lavrana)在君士坦丁發現瘧原蟲，揭開瘧疾傳染的奧秘，終於破除 了千年來瘧鬼之謎。1894年，英人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在中國 福建廈門進行熱帶醫學研究，懷疑瘧疾和蚊子之間的關聯性，首倡瘧蚊說。
自1895年起，英人羅斯(Ronald Rose, 1857-1932)在印度繼續研究好友萬巴德 的瘧蚊說，採集各種蚊子吸吮瘧患血液。1899年，羅斯綜合各類知識與實際 經驗，發現瘧原蟲發育情形。慢慢的，藉由這些研究成果與科學分析，揭開 數千年來的迷障，也確立瘧疾傳染是由瘧蚊作為中間媒介，進而引起的傳播 路徑。12
瘧原蟲共有「熱帶瘧原蟲」(Plasmodium falciparum，即惡性瘧)、「間日 瘧原蟲」(Plasmodium vivas)、「三日瘧原蟲」(Plasmodium malariae)以及「卵 型瘧原蟲」(Plasmodium ovale)等四種，它們的繁殖分為無性生殖與有性生 殖，前者生活循環在人體的紅血球內，後者則在蚊子體內中進行。13 瘧疾的 傳染，主要是瘧疾患者血液中的瘧原蟲，透過瘧蚊媒介，叮咬與傳染給其他 健康人群。換言之，瘧疾是一種經由瘧原蟲造成的，且通過瘧蚊傳播所成的 寄生蟲傳染病，並非如同其他法定傳染病一樣，可由空氣、食物、水源、體 液而造成人體威脅。所以，根據傳染病的趨勢來看，瘧疾是由人體、瘧原蟲 與瘧蚊三者之間的循環關係所傳染的。因此，瘧疾防治的方法，勢必得從這 三個層面著手。
人體方面，主要是提升對瘧疾的免疫力。目前，六大洲的人種裡，尚未 發現對瘧疾具有完全先天免疫的。多年以來，世界衛生組織與各國研究團隊 賡續研究，投入開發瘧疾疫苗行列。一旦疫苗開發成功，人體在接種後提升
12 魯凡，〈古今中外談瘧疾〉，《台灣防瘧雙月刊》，革新第1期，(1967年3月)，頁13-14。
13 無性生殖所需的時間，各種瘧原蟲均不相同。一般而言，間日瘧、卵型瘧瘧原蟲大約需要 48個小時，三日瘧需要72個小時，惡性瘧則需要36-48個小時。所以，瘧疾病患的發作間隔，
也因瘧原蟲的不同而有差異。當瘧原蟲在人體分裂時，進出紅血球，便會出現發燒的現象。
不過，瘧原蟲進入人體，並非立刻發病，常會經過相當時間的潛伏期。參見趙慰先、金錦仁 編著，《瘧疾及其預防》(上海：正中書局，1946)，頁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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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免疫力，自然無懼瘧疾傳染。惟這項耕耘成果甚微，未來尚有很大挑戰空 間。防治瘧原蟲的辦法，主要透過藥物的服用，消滅人體內瘧原蟲生長。早 期，以奎寧的療效最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缺乏奎寧，發明了治療瘧 疾的新藥瘧滌平(Atabrine，又稱阿的平)以及撲瘧母星(Plasmoquine)，瘧疾治 療展開新的一頁。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國相繼投入開發新藥的 行列，以解決當時瘧疾四起的困境。當時，中國也開發「常山」，作為瘧疾 新用藥，成效頗佳。14 總之，這些採用藥物消退瘧疾患者體內的瘧原蟲方法，
是為「對人法」。
而「對蚊法」是指切斷瘧蚊傳染途徑，避免瘧疾再發的方式。瘧蚊的種 類很多，並非每種都可傳染瘧疾。而瘧蚊的防治方法，一般分為三大類。第 一，生物學防治法。第二，工程防治法。第三，使用化學藥品防治法。生物 學防治法是指飼養瘧蚊天敵大肚魚，塑造蚊蟲天敵，減輕蚊蟲威脅。工程防 治法指的是透過土地開墾、排水、貯水設計和水位管制法，以減少瘧蚊發生 源。使用化學藥品法，即透過各種化學劑，撲滅蚊子，除去傳染媒介。所有 化學藥劑中，以DDT(Dichloro-Diphenyl- Trichloroethane)最被廣為討論。1939 年，瑞士籍化學家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 1899-1965)推出DDT後，因這種 新型殺蟲劑具有長效性，經過許多國家的試驗，證明對撲滅瘧蚊收效宏大，
開始被運用在瘧疾防治工作上。穆勒更於1948年在瑞典獲得諾貝爾生理學 獎，證明DDT撲滅瘧蚊的方法是受到全球肯定的。一般而言，DDT既經濟又 實惠，對瘧蚊殺傷力強，且效力持久，堪稱是最佳的殺蟲藥劑而被廣泛運用。
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後，立即以DDT援助會員國防治瘧疾。至1955年，
世界衛生組織協助很多會員國落實防瘧工作，成效頗豐，尤其得力美國支 持，便宣布推展全球瘧疾根除計畫(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以DDT消 滅地方瘧蚊，根除全球瘧疾。起初，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推行瘧疾根除工作，
14 有關中國在抗戰時期，抗瘧新藥常山的發明與運用之研究，可參見雷祥麟，〈「常山」：
一個新抗瘧藥的誕生〉，收於李建民主編，《由醫療看中國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08)，
頁33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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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順利。至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森(Rachel Carson)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中，對DDT等化學性殺蟲劑危害鳥類，植物，魚類，牲畜，甚 至威脅人類，提出警告，引起世人對化學性殺蟲劑的質疑。慢慢的，DDT滅 蚊法遭受各國與國際組織詬病。15 1969年，世界衛生組織迫於全球輿論的壓 力，表示不再大範圍使用DDT，也宣布瘧疾根除計畫失敗，放棄根除全球瘧 疾的目標。
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對抗瘧疾的方法，在「對人法」為主，施以中國從 中草藥青嵩草所提煉的「青嵩素」特效藥，治療瘧疾患者，成效頗佳。只是，
近來許多國家境內出現瘧患體內瘧原蟲對青嵩素產生抗藥性，這表示青嵩素 不再是治療瘧疾的萬靈丹，引起各界徬徨不安。在「對蚊法」方面，自從DDT 破壞環境，遭人詬病而停用後，科學家再接再厲尋找其他可替代的有機藥劑 來撲滅瘧蚊。相較之下，有機藥劑的效力遜於DDT，價格昂貴，無法取而代 之。在瘧疾疫苗的研發上，世界衛生組織也遭遇到甚多瓶頸，有待國際合作 與努力。
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瘧疾組流行病學家法里德(Dr. MA. Farid)，
即以「紊亂失序」來形容1969年以後各國對於瘧疾的防治。1950-1960年代，
法里德曾經多次來到台灣，考察瘧疾防治工作，並於1964年以世界衛生組織 審理台灣瘧疾根除成果專家身分，檢視台灣撲瘧成果。1990年，法里德受邀 來到台灣參加根除瘧疾二十五週年紀念，讚賞當初台灣根除瘧疾的努力與成 效，而對於1969年以降國際防瘧策略的轉變，以及全球瘧疾勢力的反撲，卻 有著無限的感慨。16 這也表示，1969年以前全球瘧疾根除行動，並非全盤皆 輸，仍有可取之處。
15 See David KinKela, DDT ＆ The American Century: Global Health, Environment Politics and the Pesticide that Change the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pp. 106-136.
16 See M. A. Farid, “View and Reflections on Anti-malaria Programs in the World.” Kaohsiung J Med Sci, 7：5 (1991), pp. 243-255.林宜平，〈對蚊子宣戰：二次戰後台灣根除瘧疾科技與社會 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1期，(2011年3月)，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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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世界衛生組織與會員國對於全球瘧疾的防治方法，不管是採用「對 人法」、「對蚊法」，或是專注瘧疾疫苗的研發，仍將面臨極大的挑戰。相信，
若能夠取法台灣撲滅瘧蚊的經驗，掌握各項防治工作要領，確實維繫瘧疾根 除的成果，必可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