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就上述兩種社會資本的形式來看，當社團的約束力來源越訴諸於非正式的情感，
特別是立基於初級人際關係的社團，就越可能延續傳統的性別價值；社團做為提 供資訊的管道，節省了女性獲取資訊的成本，增加了女性得到更多資訊的機會，
也提供了女性社會資本的累積，但受到性別階層化框架的影響，使得女性在決定 資訊內容的主被動性不同，也有著不同的接受意願。因此，政治性與性別階層化 的因素，使得女性在不同社團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高度政治性的社團，雖然相對更重視女性的動員和參與。然而，由於政治涉 及了權力與資源的分配，使得在政治性越高的同鄉會中，男性越傾向緊握既有的 權力，性別階層化的情形越明顯，兩性的性別角色分工也越傳統。社團內強調會 員間連結與互動的密度，透過非正式情感所羅織的網，再製家庭中的權力關係，
將女性置於明顯符合女性傳統角色與較低地位的職務，女性的工作以備食、招待 為主，宛如家務的延伸。此外，由於資訊內容的高度的政治性，使得女性雖然參 與的比例不低，卻多半扮演著資訊接收者與配合執行的角色。
政治性越低的社團，由於較不涉及權力與資源分配，因此性別階層化的情形 較不明顯。透過高度制度化與長期穩定運作培養出的默契，女性的地位相對較高；
在職務分工與活動參與上，雖然仍有性別分工的情形，但在客觀的職務分配與主 觀的個人感知上，，兩性之間的關係較為平等。資訊的內容也由於避免政治力的 過度介入，以公共服務做為主要傳遞的內容，女性涉入並參與社團活動的意願也 較高，相對也較具有主動性。
四、 小結：性別角色分工的多重影響
本章的焦點著重於討論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現象與成因，根據上述的討論，
筆者認為本章有以下五點主要發現：
第一，當以社團做為社會資本獲取的研究對象時，過去依工具性與情感性將 社團二分的方式確實不適合。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來是加入社團的因素往往是既 多元又混雜，即便是參與同一個社團的會員，也有著各種不同的目的，簡單地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分，並不足以呈現社團的多樣性；二來是社團成立的目的與手段不見得會一致，
以星城同鄉會為例，具有工具性的目的（選舉）但又訴諸情感（同鄉情誼）來做 為手段。量化資料的處理往往為了簡化資料而進行類別化的處理，優點是便於看 清變數間的關係，然而卻忽視了在分類時，一刀切下去所可能造成的性別盲。此 外，社團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組織，社團的結構會因為成立的目的、成員間的緊密 程度、制度化的程度…等因素，而有差異。同鄉會相對於其他社團來說，政治性 相對較高，然而，即便是同為同鄉會，也有政治性、制度化程度的高低之分。這 些社團結構因素，造成兩性在相同社團中，面對不同的處境，這些都是以性別做 為觀察主軸時，不容忽視的；也因為這些結構因素，同類社團也可能有著不同的 社會資本，因此在以社團做為社會資本的研究場域時，更應該細緻地進行討論。
第二，就現象面來說，Norris 與 Inglehart (2005) 根據世界價值調查 (world value survey) 將 50 個國家的調查資料合併後，檢視參與社團者的兩性比例，發 現女性參與社團的情形並不亞於男性（垂直隔離小），但兩性在參與的類別上卻 有相當大的不同（水平隔離大）。然而，本研究以量化資料檢視台灣兩性的社團 參與：以跨年度資料來檢視性別的垂直隔離長期趨勢、以單一年度資料檢視性別 的水平隔離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兩性參與社團的情形與西方研究結果明顯 不同。由垂直隔離的角度觀之，台灣兩性長期以來男多女少的差距雖略有縮減，
卻仍顯著地存在性別差異（垂直隔離大）。由水平隔離的角度觀之，台灣女性一 方面在職業團體與社會團體的參與比例上皆明顯地較男性來的少（水平隔離小）； 另一方面，在一般研究中認為女性較具有主導性的社會服務、宗教等團體，在本 研究中也未能發現女性有明顯多於男性的參與，台灣女性不僅沒主導的社團，在 各類型的社會團體參與比例與男性差距並不大（水平隔離小），僅在由初級人際 網絡構成的同鄉會與男性有著明顯的差異（男多女少）。換言之，以量化的資料 來看，台灣有著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性別化社會資本分佈，這個分布從何而來？受 到什麼因素的影響？是結構因素？文化因素？又或是女性缺少動員的機制？
第三，兩性在社會資本分佈的差異來源，Norris 與 Inglehart (2005)透過模型 的分析，指出非正式的動員機制（來自家人、朋友、同事）為社團參與出現性別 差異的最主要因素，缺少他人邀約是身為公領域圈外人的女性進入社團的門檻 (Norris and Inglehart 2005)。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發現「他人邀約」確實是參與 社團最普遍的因素，但筆者認為，女性「需要」他人邀約才得以進入的門檻與「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少」他人邀約，根源皆來自公私二分的社會結構，以及對於女性不喜歡政治的性 別刻板印象。台灣傳統文化中的兩性權力位階與性別分工的價值，使得女性不僅 在政治場域長期處於圈外人的角色，也在他人邀約的對象排序上成為其次的選擇，
更在以家庭（私領域）為先的傳統下，剝奪了女性可能的參與時間。此外，同鄉 會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使得男性更加將權力緊握，社團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失衡，
政治性程度越高的社團，性別階層化的情形越明顯，造成會內女性面對不平等的 處境，也使得會外女性不願進入。這些與性別分工相關的社會結構因素，不僅是 在女性進入社團時，產生進入門檻的限制，更在女性參與社團的過程中，決定了 女性社會資本的積累。
第四，社團做為個人積累社會資本的場域，其所蘊含的社會資本是集體的概 念，對於同一個會內的成員來說並沒有蘊含量多寡或是類型之分。然而，性別角 色分工的價值，卻會從不同的角度伸出觸手，對兩性的參與造成影響。這些觸手 所影響的層面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時間的分配，女性受限於家務勞動，能 自由運用於參與社團的時間較男性少；二是社團中女性的主體性，僅存在於男性 配偶的缺席，在家父長傳統下，妻子為丈夫的附屬，一旦男性配偶出現，女性在 社團中的角色就僅是丈夫的妻子而已，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也會受到影響；三是 性別權力結構的失衡，使得兩性在資訊管道中的主被動性不同，女性僅處於被告 知的角色，被動性的配合。多重影響的結果是女性的社會資本較男性少，並受到 權力結構的制約，這種情形在越是高度政治性的社團，越是明顯。
第五，Putnam(2000)形容女性的工作是雙面刃，增加了人際網絡卻減少社團 參與的時間。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與參與觀察所得，確實也是如此，工作與家務 蠟燭兩頭燒的結果，使得同鄉會中參與較積極的女性，皆以家管為主，絕少上班 族女性。然而，工作對女性的社團參與並非全然是負面的影響，當女性藉由工作 掌握家中經濟主導權時，除了對資源的運用更可隨心所欲之外，女性的主體性自 覺也相對較為覺醒，反而可能增加公共參與，在社團擁有自己的舞台。
綜上所述，歸結有助於女性透過社團參與累積社會資本的因素，筆者認為主 要有以下五項：公領域（社團）中較為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女性為主的次級 組織（婦女會）、被肯定的主體性，以及私領域中可自由運用的時間與經濟主導 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伍、 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政治影響
過去國內外的研究指出，社團的參與不僅止於滿足個人的社會需求，同時也 負載了有利於民主運作的功能，社團成員的政治興趣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萌芽，
同時也培養成員對於政治事務的持續關心。暫且不論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無論 是從理論或是國內外研究來看，都顯示社團參與有助於民主政治的運作。不同類 型的社團參與對於不同面向政治參與和政治支持的影響也略有差異。然而，從性 別的角度切入，卻發現社會資本對於政治參與和涉入的提升作用可能存在著性別 差異。對於社會資本的政治轉化情形，學者們卻有著不同的見解，目前尚未有定 論。
持否定論的學者認為女性透過社團參與和社會網絡所累積的社會資本，取之 於生活並用之於生活，因此無法轉化為政治領域的參與(Lowndes 2004)；持肯定 論的學者則認為否定論的學者過度侷限了政治參與的範圍，忽略了女性雖然與男 性有著不同的社會資本積累，卻同樣可延伸至政治的場域(Harell and Evans 2005)；
持階段論的學者認為女性獲取的社會資本可否轉化為政治面向的參與和涉入，取 決於不同生命階段的需求(Coulthard et al. 2002;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而藉由上一章的討論我們可知社會資本的形式，會因社團的性質、結構 而有所不同。受制於性別角色分工的傳統，使得女性社會資本的獲取，在越是政 治性的社團就越是被受限制，一來是得到較少的社會資本，二來是處於被動的角 色。性別化社會資本的現象，在兩性參與相同社團的情況下，仍可能存在；在性
持階段論的學者認為女性獲取的社會資本可否轉化為政治面向的參與和涉入，取 決於不同生命階段的需求(Coulthard et al. 2002;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而藉由上一章的討論我們可知社會資本的形式，會因社團的性質、結構 而有所不同。受制於性別角色分工的傳統，使得女性社會資本的獲取，在越是政 治性的社團就越是被受限制，一來是得到較少的社會資本，二來是處於被動的角 色。性別化社會資本的現象，在兩性參與相同社團的情況下，仍可能存在；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