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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的性別主流化，多聚焦於菁英層級性別差異，試圖透過 對性別差異現象的關注與制度的規範，提升兩性在公部門的平權。但透過本論文 的觀察，女性在轉化社會資本為政治動能時，所遇到的阻力來自於社會的性別分 工結構與個人性別意識，而女性在性別意識的封閉與傳統，往往與低教育程度和 家庭中性別權力失衡有關。換言之，就政府政策面向來看，著重於菁英層次的性 別主流化，似乎有重新考量「施力點」的必要性，除了提供更友善、性別平權的 參與環境外，更必須著眼於一般民眾，特別是處於社會結構弱勢與低教育程度者 的性別平權意識提升。
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最後，筆者提出以下三點限制與建議，以供日後相關主題研究做為參考：
（一） 以社團做為個人社會資本積累的觀察場域所致的可能偏誤
僅以正式社團做為觀察場域時，討論個人在正式社團的參與情形與累積的社 會資本，可能造成三個面向的偏誤。
首先，過去部分研究指出兩性社會資本的主要來源不同，男性重視正式社團 的參與，女性則重視非正式的社會網絡(Lowndes 2004;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Welch and Hibbing 1992)；僅觀察正式的社團參與，可能低估女性所 擁有的社會資本，此為第一個偏誤。相對於社會網絡的觀察較難聚焦，本研究因 而選擇觀察有明確對象與組織的社團參與，並試著透過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式，
增加對於女性社團成員的非正式社會網絡密度與廣度的瞭解，盡量避免低估女性 的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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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偏誤來自本研究僅以「有參與」社團的成員做為觀察的對象，討論有 參與者的社會資本積累過程與政治轉化的情形，並討論「有參與」社團的男女差 異；卻忽略了在社會上佔較高比例的「未參與」社團者。參與社團的本身就是一 個選擇的過程，參與社團者可能本身就具有某種特質，才會進入社團。社團成員 與非社團成員的政治參與和涉入差異，雖然透過量化資料可略窺一二，但對於其 因果關係、非社團成員的社會資本轉化情形，卻非本研究可討論與觀察。
第三個偏誤為本研究選用「同鄉會」做為觀察的對象，而同鄉會在社團中的 代表性仍有討論的空間。社團的範圍相當的廣泛，由本文兩個個案社團的討論，
可知即便是同類型的社團在許多層面仍存有差異，因此，不同類型社團之間的差 異更是不容忽視。
（二）未能觀察女性主導的社團
在個案社團的選擇上，本研究僅觀察男性主導的同鄉會，未能同時觀察女性 主導的社團做為對照組，以檢視女性在不同性別結構社團的參與情形。雖然兩個 同鄉會在政治性與性別階層化的情形不甚相同，但整體社團的性別結構仍以男性 為主。筆者曾試著透過詢問受訪者在其他社團參與的情形，藉此粗略地探知受訪 者在不同性質社團的參與差異，但仍缺乏深入的瞭解與討論。因此在日後研究可 針對女性主導的社團進行觀察，檢視不同性別結構的社團運作，並與男性主導的 社團做對照，更直接地觀察社團性別結構差異對於女性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使用 的影響。
（三）進行跨國研究的可能
不同於跨國研究的結果，台灣有著獨特的社會資本性別化現象（垂直隔離大 而水平隔離小）。是什麼因素使台灣的市民社會由性別的角度來看，呈現此般風 貌？是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嗎？但台灣有無參與社團的性別差距大於 Norris 與 Inglehart(2005)研究中每個現代化階段的性別差距。還是文化對女性造成的限制？
如果是文化因素，那麼日本與韓國這兩個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國家，與台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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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深受傳統家族主義、禮治、絕對倫理、三綱五常等強調兩性權力位階的價值影 響，甚至可能較台灣更加傳統；這兩個國家的兩性透過社團參與累積社會資本呈 現什麼樣貌？又有什麼樣的政治影響？是否與本研究中女性在性別角色的多重 限制下，發展出的參與階層相似？未來可透過跨國比較的方式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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