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肆、 性別化的社會資本
無論是正式社團參與或是社會網絡，在過去都被視為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
然而，社會網絡的參與，一來是多數沒有固定的形式與明確的範圍，在測量上往 往是難於聚焦，二來是在台灣目前有問及政治參與相關題組的問卷設計中，多半 以選舉時的政治討論來進行社會網絡的測量，但政治討論在概念上，應屬廣義政 治參與的範疇。因此，筆者以民眾的社團參與做為觀察標的，在本章首先透過量 化資料觀察民眾的社團參與情形，初步地描繪長期以來，兩性透過社團參與獲取 社會資本的樣貌，並進一步探問兩性是否存在差異。但僅討論兩性社團參與的差 異，並無法滿足我們一窺兩性如何從社團汲取社會資本，以及造成性別差異的因 素。因此，在對兩性社團參與的輪廓有個模糊的概念後，接著透過對個案社團的 成員進行質性的深入訪談和參與觀察，細究兩性實際參與的情形與社團的組織運 作，藉以推敲兩性在社團中獲取了什麼樣的社會資本？同類型的社團是否就蘊含 了相同的社會資本？並透過同社團與不同社團的成員比較，釐清影響女性社會資 本積累的可能因素。
一、 社團參與的性別差異現象
國外研究指出，兩性的社團參與呈現顯著的差異，一方面是女性參與的密度 較男性低（垂直隔離），更嚴重的是兩性在參與的類型上明顯不同（水平隔離）
(Norris and Inglehart 2005)。雖然兩性參與社團的比例差距已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縮 減，但參與類型的差異使得兩性主導不同的社團，男性以經濟的、政治性、休閒 運動類的社團為主，女性則以社會服務、保健、教育類的社團為主(Harell and Evans 2005; Lowndes 2000; Norris and Inglehart 2005)。因此，在這一小節，我們 將以量化資料檢視兩性的社團參與趨勢（1990～2007 年）（垂直隔離）與社團參 與類型的性別差異（水平隔離）的情形。本研究主要採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
與「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這兩個資料庫的資料進行討論，這兩個資 料庫的共同優點在於有關於社團參與的題組，皆詢問目前的參與情形，可掌握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眾當前的實際參與，避免人頭社員或空殼社團所造成的測量偏誤。此外，「台灣 社會變遷調查」的優點在於長期且問法一致的測量，有助於兩性社團參與趨勢的 觀察，但其缺點在於缺乏政治題組，42 故在本研究欲觀察的社會資本政治效果 部分，無法用之進行統計分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同樣是長期調 查民眾意向的資料庫，自2001 年起以政治相關題組為調查主軸，本研究所採用 的 2004 年針對立委選舉調查 A 卷(TEDS2004LA)相較於其他年度的資料，由於 與CNEP (Comparative National Election Project)合作，因此有較詳細的社團參與 和政治討論題組，適合觀察單年度的社團參與情形以及與政治涉入和參與的關 係。
（一）兩性社團參與的垂直差異：1990～2007 年
台灣整體教育程度逐年提升，性別相關指數也顯示台灣兩性的政治經濟地位 日益平等、性別平權價值日益進步。43 在看似各面向皆有進展的同時，平等的 機會是否也落實於兩性在社會資本的獲取？下文以社團參與做為觀察的對象。
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有關於社團參與性別差異的討論仍相對缺乏。從整體觀 察台灣社團參與趨勢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部分顯示在解嚴後台灣民眾的社團 參與快速成長（如王甫昌 2003），亦有部分研究顯示台灣民眾的社團參與情形在 1990-2000 年大致穩定，但在 2000 年之後開始急速下滑，至 2005 年達到最低點，
參與的比例僅約2000 年前的一半（熊瑞梅等人 2010: 78-81）。部分聚焦於兩性 社團參與的研究，除了指出男性在多數社團參與的情形長期較女性積極之外，也 指出兩性僅在宗教團體與同鄉會的參與差異明顯縮小（翁秀琪與孫秀蕙 1995:
91-92；瞿海源 2002）
熊瑞梅等人雖有較長期且透過實証資料而得的觀察結果，卻未從性別面向加 以討論，因此無法得知在社團參與看似一路下滑的趨勢中，兩性是否有著同樣的
42 「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各年度有不同的主題，因此並非每一年都有進行民眾政治參與和涉入 的調查，即便有調查的年份，相關的題組也未如TEDS 來得完整。相關問卷請參見「台灣社會變 遷調查」網站：http://www.ios.sinica.edu.tw/sc/cht/scDownload2.php。
43 台灣在「性別權力測度指數」(GEM) 與「性別發展指數」(GDI) 在亞洲國家已是名列前茅。
‧
10 年間（1985～1995 年），又或是本研究所觀察的 17 年間（1990～2007 年），共計22 年的時間（1985～2007 年）男性參與社團的比例皆較女性來得高，顯示
1990年 1992年 1995年 1997年 2000年 2002年 2005年 2007年
有參與社團的比例
男 女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其次，雖然參與的性別差異長期存在，1990～2007 年男女參與社團比例的 差距隨著時間已有縮小的現象，兩性間的差距由1990 年的 22.0% (= 59.9 – 37.9) 到2007 年已縮小至 9.6% (= 41.9 – 32.4)，最小差距則是出現在 2005 年，兩性參 與社團的比例僅差4.0% (=32.9 – 28.9)。值得一提的是，兩性間的差距縮小並非 來自女性參與社團的比例增加，而是男性參與社團的比例持續下滑，男性由1990 年至2007 年下降了 18.0% (=59.9 – 41.9)，相對之下，女性僅下降了 5.5% (=37.9 – 32.4)。也就是說，從整體來看，社團參與一路下滑的趨勢雖與熊瑞梅等人的研究 結果相符，但不能忽視兩性在趨勢上的不同，兩性之間的差距在 1990～2007 年 已非如先前瞿海源所觀察的前10 年（1985～1995 年）無太大的變化，兩性下降 的幅度並不一致，使得兩性之間的差距明顯縮減；相較於男性參與的大幅減少，
女性的社團參與，並未隨著時代的進步、高教育程度的擴張、平權價值的提升、
工作勞動的增加而有提升。45 總的來說，台灣就長期趨勢來看，兩性社團參與 確實呈現明顯的垂直隔離（男多於女），但兩性間的差距已略有縮小。
（二）兩性社團參與的水平差異
Norris 與 Inglehart (2005)指出，兩性在參與類型的差異（水平隔離）相對於 參與的密度差異（垂直隔離）更加嚴重。在討論台灣兩性在社團參與類型的差異 之前，如何將社團分類是必須先行處理的問題。有關於社團參與的類型，不同研 究者常採用不同的分類，然而，不同分類有著不同的類型意義，也因此導致研究
45 部分研究認為台灣民眾的社團參與受到時期效果的影響。解嚴後 1990 年代初期，為凝聚社會 動員的力量，社會運動與社團成員蓬勃發展，無論是社團組織或是領導人材在這個階段逐漸成形。
但到了2000 年，這些社團組織與領導人材被吸收進入政府的行政體系，使得市民社會的力量被 削弱、抽空（吳介民 2002）。吳介民所指涉的團體主要為當時引領市民社會發展的社運團體，熊 瑞梅等人（2010）則對於一般性的社團參與下降趨勢進行解釋，認為主要來自台灣民眾參與工具 性社團（包含職業團體、康樂團體、校友會、社會團體與政治團體）減少所致，特別是高教育程 度者減少參與的情形特別明顯，也使得民眾的團體參與在2000 年後急速下降，此也呼應了吳介 民的研究結果。然而，由本研究在此呈現的兩性社團參與趨勢中，兩性雖在2000～2002 年皆有 明顯的降幅；但將時間拉長由1990～2007 年來看，相對於男性，女性較未受到時期的影響而有 明顯的下降。時期效果對兩性的影響為何不一致？是否因兩性在2000 年被吸收進政府部門的機 會不同？這是未來可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但非本研究的討論重點。為避免影響本文的整體結構，
在此僅作簡略的說明，不加贅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發現不一致的現象（熊瑞梅等人 2010: 62）。最普遍也最常被用來討論性別差異 的是，依團體功能性區分的「情感性與工具性社團」。Inglehart 與 Norris(2003) 的研究則是指出男性多半主導公會、工會、專業性團體等公共性的組織，女性則 主導宗教團體、教會組織、教育與社福相關等符合女性傳統角色的團體。
在討論社團參與做為提供兩性社會資本的來源時，以工具性與情感性來做切 割是否適宜？筆者認為尚有討論的空間。一來是易落入「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 感性的」性別刻板印象的陷阱，這種性別刻板印象強調男女在天生個性與能力上 的差異，46 當性別刻板印象配對上社團屬性，男性的理性特質對應工具性社團，
女性的感性特質則對應情感性社團，看似合理地以「男女有別」解釋了兩性社團 參與類型的不同，實為來自於性別刻板印象的謬誤。二來是社團參與往往與生命 經驗相關，兩性在公私領域的二元區分，使得男性被理所當然地歸於政治與經濟 的公領域，女性則被歸屬於家庭與再生產的私領域，在這種「男主外女性內」的 兩性傳統角色規範之下，即便在女性勞動市場的參與、社團參與漸增，兩性社團 參與的差異（男性參與的社團較具有公共意義，女性參與的社團則較傾向為私領 域的延伸）仍與公私領域的二元劃分一致。換言之，並非女性參與社團的目的是 以情感性或保護資源做出發，而是受制於社會結構的影響。無論是性別刻板印象 的陷阱，又或是公私領域的生活圈區分，皆是沿著傳統性別角色的劃分進行討論。
再者，社會資本提供個人所需的資源，個人參與社團的目的可能是工具與情感二 者兼具的，也就是說，個人參與情感性社團也可能有其工具性目的。
此外，就台灣過去的研究結果來看，與國外的研究結果也略有出入。熊瑞梅 等人（2010）將社團依據因素分析結果分為情感性社團（包含宗親會、同鄉會、
社區祭祀團體、宗教團體等依家族、宗教等因集體情感集結且凝聚力強的社團）
社區祭祀團體、宗教團體等依家族、宗教等因集體情感集結且凝聚力強的社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