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二、 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
Putnam 在《Bowling Alone》一書中發現，美國社會資本的衰退與女性的勞 動參與增加及雙薪家庭的壓力有關，女性的工作是一把雙面刃，雖然增加了新的 社會連結網絡機會，但同時也減少了參與社團的時間與空間(Putnam 2000)。17 Norris 與 Inglehart(2005)也特別指出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現象同時存在於社會 發展的不同階段，因此不可將社會資本視為是性別中立的。
（一）性別差異的現象
眾多的研究皆發現社會資本存在著性別差異，兩性差異情形大致可依Norris 與 Inglehart(2005)的分類方式，將男女的社會資本差異區分為垂直隔離(vertical segmentation)與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mentation)。18 垂直隔離在於男女參與團 體的密度差異，女性普遍來說較男性少參與；兩性對於議題的重視和支持都不相 同，根據社會化與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女性較男性強調合作、關愛、犧牲、以及 和諧等價值（重視人際關係與利他）(Gilligan 1985)，因此非正式網絡關係（如 鄰居）的重要性與教會參與的情形，對女性更甚於男性(Lowndes 2004;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Welch and Hibbing 1992)。水平隔離在於性別在社團參 與及網絡類型的差異；男性多參與經濟、提供工作機會資訊、商業的機會、工作 精進的組織、團體，女性則多參與初級的地方網絡、團體(Norris and Inglehart 2005)。
水平隔離的問題相對嚴重。社會資本性別隔離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女性不參與 社團，而是在於女性只參與女性的社團(Norris and Inglehart 2005)。Hall(1999)針
17 台灣的研究也呼應了這種說法，女性的彈性時間反而相對之下更有利於參與助選與團體活動
（鄭維鈞 2006: 28）。
18 Norris 與 Inglehart(2005)於文中對兩性社會資本差異的描述用詞，時而用 segmentation，時而 用segregation，但皆指涉同樣的現象，因此為避免混淆，在本文中一律譯為「隔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對英國所做的研究中發現1959-1990 年，女性為社團成員的比例大增，在男性則 沒有明顯的差異；然而Lowndes(2000)使用與 Hall 一樣的資料卻發現雖然隨著女 性做為社團成員的比例增加，男女在自願性社團（含正式與非正式）成員的比例 相當，在種類卻有相當大的不同，男性多參與球類、休閒等社團，女性則是有關 健康、教育與社會服務的社團。此參與類型上的差異進一步造成行動上的差異，
男性較可能擔任委員會的職位，女性則可能從事拜訪或是友好的活動。換言之，
女性在參與社團的總數雖然增加，但在種類上與男性有相當大的不同。同樣的，
Lowndes(2004)發現女性與男性在社會資本的程度上是相似的，但面向上有所不 同，女性的社會資本主要顯現在與鄰里網絡的非正式社交上，男性的社會資本則 顯現在正式的社交網絡上，其認為男女性或許有著不同社會資本，並以不同的方 式供給政治參與所需的資本。19 Harell 與 Evans(2005)亦有相似的發現，男女在 自願性參與的類型中最大差異在政治組織的成員，男性大於女性，其他正式與非 正式的自願性參與上則為女性顯著地高於男性，男女確有不同類型的參與，男性 在傳統的參與型態上有優勢，而女性則參與較多非正式的活動。
國內較少對於兩性社團參與的情形進行討論，少數聚焦於兩性社團參與的研 究，如翁秀琪與孫秀蕙（1995: 91-92）曾以「相信人際傳播的可靠程度」、「平常 社團活動的參與」、「參加社團是否有特定候選人」等三者相加為綜合指標的方式，
檢視台灣民眾人際傳播行為的性別差異，結果顯示男性在人際傳播行為上較女性 來的積極。瞿海源（2002）則以 1985、1990、1993、1995 年等四個年度的資料 檢視民眾在10 年間社團參與的變化情形，20 雖然該研究並未將社團參與合併為 單一指標，但總的來看，除了康樂與宗教團體女性相對較多之外，男性居多的團 體佔大多數；以趨勢來看，多數團體的性別差異在 10 年間並無太大的變化，唯 宗教團體與同鄉會的性別差異有減少甚至消失的情形。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2010）的研究，呈現與國外研究相似的結果，透過將社團依因素分析的結果分 為工具性社團與情感性社團，工具性社團包含職業團體、康樂團體、校友會、社 會團體、政治團體，情感性社團包含宗親會、宗教團體、同鄉會、祠堂祭祀；並
19 Lowndes(2004)根據 2000/2001 GHS 的資料觀察五種不同面向的社會資本，包括：互惠與信任、
社會網絡、社會支持-非正式資源、公民參與、對地方的看法等五種。
20 瞿海源（2002）在團體參與的變數上，直接以 10 種社團進行討論，分別為「宗親會」、「職業 團體」、「宗教團體」、「政治團體」、「同鄉會」、「康樂團體」、「校友會」、「社會團體」、「祠堂與祭 祀公業」與「其他團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檢視1990 年至 2007 年 8 個年度的民眾在不同類型社團的參與趨勢，且透過模型 檢視時期與世代的效應。雖然性別並非此研究主要關注的焦點，但從分析結果看 來，也可以發現雖然無論是工具性或是情感性社團，男性參與的情形較多，但工 具性社團的性別差異較為明顯。
綜上所述，我們可發現男女性不僅是在社團參與的量有差異，在參與面向的 差異更為明顯，男性多半傾向於公共性、工具性、正式的參與，女性則多半傾向 私人性、情感性、非正式的參與。因此筆者認為，在觀察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時，
重點不應只放在社團參與或是人際網絡的數量、規模，更應重視男女所參與的社 團及人際網絡的種類、內涵差異；單以社團或是社會網絡的參與做為社會資本的 觀察對象，或僅以社團與社會網絡的參與量來觀察社會資本的積累，皆可能造成 測量上的偏誤。一來是社團與社會網絡作為促進社會資本的環境，並非是社會資 本的本身，因此在觀察時，更應該著重於社團與網絡所提供的社會資本形式；再 者是過於著重男性主導的參與，易忽略男女主要生活圈的差異，進而忽視女性的 社會資本潛力。此外，將社會資本分類為工具性與情感性是否適宜？從社會資本 的定義來看，社會資本提供個人所需的資源，無論是出於什麼的原因而取用，皆 有其目的性，直接以工具性與情感性將社會資本分類，易與「男人是理性的，女 人是感性的」性別刻板印象出現錯誤的連結。因此，筆者認為唯有清楚地瞭解不 同的社團、社會網絡提供給民眾什麼樣的社會資本，始能對社會資本做出適合的 歸類。
（二）性別差異的解釋
在瞭解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可能出現的面向後，進一步要問的是，究竟什麼 因素可以解釋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情形？以下，針對解釋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因 素分別做討論，主要可劃分成兩個部分，一個偏重以男女有別來解釋，另一個以 社會的結構性扭曲來解釋。
男女有別的解釋
偏重男女有別的解釋，多半聚焦於男女在本質上的差異與兩性的偏好不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使得兩性在社團參與的密度與類型呈現明顯的差異。女性具有利他的特質與對教 育、關懷弱勢等議題的偏好，使得在相對有限的時間下，女性花在非正式網絡關 係（如鄰居、朋友）的時間更甚於男性，也傾向參與健康、教育、社會福利相關 的社團，與男性偏好參與球類、休閒社團明顯不同 (Caiazza and Putnam 2005;
Lowndes 2004)。在社團參與上，也受到兩性建立的非正式網絡關係影響。Norris 與 Inglehart(2005)藉由模型分析兩性在社團參與量的差異來源，指出非正式的社 會網絡關係扮演了將個人帶進社團的關鍵媒介(Agency)角色，特別是由朋友和同 事組成的社會網絡關係，更可顯著地提升個人社團參與量；反之，基於家人的社 會網絡並不具有這種媒介功能，而這類型的社會網絡，卻是女性最為重視的。換 言之，兩性偏好建立不同的社會網絡關係（女性重視鄰居、家人；男性重視同事、
朋友），導致女性因缺乏友人的邀約（帶進社團）而較少參與社團。
社會結構性扭曲的解釋
偏重社會結構性扭曲的解釋，主要聚焦於社會結構位置、性別角色分化等因 素 對 於 兩 性 在 參 與 社 團 與 社 會 網 絡 的 影 響 。 在Jennings 與 Niemi(1981) 和 Inglehart 與 Norris(2003)相隔了20年的研究中，性別差異的現象並未隨著性別平 權觀的提升，而在實際的參與（社團參與）或是態度層面（性別角色態度）有所 改善。從總體來看，性別平權觀會受到現代化程度的影響，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國 家，社團參與量的性別差異越小，然而仍呈現明顯的男性主導政黨、公會、工會、
專業性社團、地方組織、體育休閒等團體；女性多半主導與其傳統角色相關，如 藝術、宗教團體、教會組織、社會福利團體等團體的明顯性別分工(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從個體來看，性別分工的情形會受到生命週期的影響，因此即便 教育、女性主義潮流提升了兩性的平權觀，社會對於不同性別角色的期待仍難以 被打破，造成明顯的性別分工(Jennings 1979; Jennings and Niemi 1981)。
解釋社會網絡的性別差異主要聚焦於男女本身的偏好，然而，不同的性別偏 好可能來自於文化與社會化過程的形塑，也可能來自於兩性的社會結構位置差異
（熊瑞梅 2001）。在熊瑞梅（2001）的研究中，將人際網絡分為情感性網絡與 工具性網絡，發現女性的情感性網絡規模較男性大，且相對之下更偏重於親屬關 係；在工具性網絡上男女性沒有太大的差異，但男性較仰賴傾向非親屬關係。這 結果除了來自於男女在結構位置所面臨的機會不平等之外，父權社會將女性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