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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在社會資本的研究中確實應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因素，而不應該僅依性別 本質差異或是偏好將社會資本沿著性別界線一分為二。正如同王雅各（1998）指 出女性看似不適合參與較激進的政治性校園社團，但原因來自於社會建構下，性 別盲、男性主導塑造了充滿著性別歧視而不利於女性參與的環境。兩性不同偏好 是在社會結構與文化的制約下被建立，女性傾向關懷與重視人際關係的特性，主 要是受到社會性別分工角色的制約，而非女性本質上的特徵，此外女性當中亦存 在著多樣性而未被加以考量（Friedman 2000，轉引自黃競涓 2006）。
換言之，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研究必須重視特定社會脈絡下的性別角色分工 影響，雖然熊瑞梅的研究為國內社會資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但必須注意的 是，對於性別角色影響的討論，立基於透過模型控制結構性因素後性別差異仍然 存在，也就是說仍為一推論的結果，並未實際測量傳統性別角色對於女性的限制，
也未對如何限制進行深入的討論。究竟解釋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現象的因素為何？
傳統性別角色如何限制女性的社會資本積累？在性別角色相對鬆動的現代化社 會中對於女性社會資本積累的作用又為何？本文之目的之一，即藉由國內外的相 關研究理論來檢視台灣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現象，並透過深入訪談的質性分析方 式，更細緻化地討論影響兩性社會資本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如何產生作用。
三、 社會資本的政治影響
除了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現象與產生的原因之外，本研究更關心社會資本的 性別差異可能產生的政治效果。同樣地，必須先瞭解社會資本可能產生哪些政治 影響後，才能進一步討論這些政治影響在男女身上是否呈現不同的樣貌。過去的 研究普遍認為社會資本為社會整合、經濟效率、民主穩定的必要條件（陳欽春與 王中天 2008），社會資本對於政治的影響同時出現在總體與個體層次。以下，
筆者首先針對社會資本與民主的關係進行討論，再檢視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所產 生的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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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資本與民主的關係 在總體層次提升公共財
政治學者在研究社會資本時，多半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解決集體行動或是發 展問題的資源，也就是一種公共財，而非增加個人利益的資源。Putnam(1993) 在
《Making Democracy Work》一書中針對義大利地方政府表現指出，社會資本影 響了義大利地方政府的績效表現，在他的研究中發現義大利北部城市，具有水平 式的人際關係，社團活動活絡、社會互信程度高，在地方政府的表現上，無論是 在經濟或是政治的層面，也都較其他的地區來的優秀。因此Putnam 認為高度的 社會資本往往與表現良好的民主制度有關，社會組織內存在著能夠促成合作以至 於增進社會效率的要素，如信任、規範、社會網絡等，而這些正是社會資本的內 涵；當社會網絡越密集，自願性團體越能團結行動，形成監督的架構，並要求政 府回應、滿足市民的需求，而此正為民主運作的核心(Putnam1993)。除了社團參 與之外，社會信任亦與民主有相當程度的連結，Fukuyama(1995)認為若社會網絡 中的社會信任高，可降低交易成本，建立互信的合作社會關係，可增加國家整體 福祉和競爭力。Norris(2001)同時考慮社會資本的結構面與文化面，發現社會資 本與民主化程度、民主價值、社會容忍、政治涉入之間皆有著顯著且強烈的正相 關，但若將這結構面與文化面拆開來看時，社會信任才是幫助民主運行的主要，
換言之，社會資本的兩個層面並非一致地與民主體系的支持相關。然而，在台灣 就個體層次的研究發現，台灣社會呈現普遍不信任的情形（林聰吉與楊湘齡 2008）；王中天（2002）亦曾採用人際信任及自願性團體成員做為指標，來觀察 社會資本與民主價值觀、政治態度、政治行為的關係，發現台灣的人際信任程度 與民主價值觀多半呈現負相關，與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則多呈現正相關；自願性 團體成員僅對於民眾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的影響。23
扮演社會的「傳動器」角色，增加政治參與
就個體層次而言，Krishna(2002: 439)認為社會資本不僅被視為「黏著劑」(glue) 能結合團體成員為了共同利益進行集體的行動，更是社會的「傳動器」(gear)引
23 王中天（2002）所測量的依變數包含四個民主信念的內涵（支持法治、支持制衡、支持自由 權、支持平等權）、政治容忍、政治信任（對政治人物、對政府）、政治參與（投票參與、非投票 參與）、政治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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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團體成員在民主的體制下進行參與。雖然過去研究發現社會資本的影響有好有 壞，但就本質而言，社會資本並沒有好壞之分，應被視為一種「政治中立的加乘 器」(politically neutral multiplier)，民眾以好的社會團體做為媒介，才得以在集體 行動產生之後，啟動社會資本的「傳動器」功能，刺激成員進行民主的政治參與 (Krishna 2002)。換言之，有能力的媒介在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源，進而參與政 治活動的過程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提升公民責任感與民主精神
Tocqueville認為公民社團的參與有助於培養公民的責任感與參與的習慣，社 團不僅提供成員討論、表達意見的空間，一方面使成員得以藉由社團的參與學習 公民參與的技能，培養妥協、合作等民主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培養民眾對於公共 的興趣(Almond and Verba 1963)。Paxton(2002: 258-259)認為社會資本的社會連結 (social tie)與信任，可以透過影響民眾政治參與的量與質來維持民主的穩定，一 方面正式的自願性團體有助其成員增加政治參與的量，另一方面社會網路可提供 更多的資訊，強化許多與民主相關的價值，如容忍多元的意見、增加參與的義務 感，此外曝露在不同的政治看法與爭辯中，也有助於快速形塑新的民意。社團參 與對於民主體制的貢獻，Putnam(2000)認為可分為「外部效果」與「內部效果」，
外部效果指涉的是社團提供讓成員可進行討論與表達政治意見的場域，內部效果 則指涉成員可透過活動的參與表達意見，並透過討論議題、開會等訓練公民技巧，
以及培養積極參與、關心公共事務、信任他人等公民德性。
台灣關於社會資本的研究較集中在社會學的領域，多是對社會資本（社會網 絡和社會團體參與）做一趨勢的討論，或是討論社會資本（人際關係網絡）在職 場（求職或升遷）的運用（相關研究請見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2010；林南、
陳志柔、傅仰止 2010）。在政治學領域的討論較為缺乏，仍處於初探式的介紹 或討論（如江明修、陳欽春 2005；王中天 2003），在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的關 係方面的研究，目前仍較少。台灣的實証研究結果，支持社團對於民主的正面效 果，特別是個人層次的社團參與有助於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的提升，而不同類型 的社團所提升的政治意識與參與面向略有不同（瞿海源 2002；吳乃德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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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緊密的社會網絡有助於社會資本的產生，但也點明對其他行動者而言，可能 是沒有幫助，甚至是有害的。某些社會資本具有「排他性」的特質，團體內部的 凝聚力強化易將他人排除在既有的社會網絡之外，社會包容性低，也可能造成團 體成員的過度使用，約束了團體內個人的行為與選擇，形成阻礙成員向上發展的 壓力(Portes and Landolt 1996)。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知社會資本與民主制度之間存在高度的關係，姑且不論 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社會資本之於民主的重要性在於公民與政府間的互動需要 透過社會資本來運作。透過社會資本的累積，一方面增加民眾的政治參與，此為 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環；另一方面，藉由參與所獲取的資訊可幫助民眾對政府 進行評估，並要求政府有所回應(Calibourn and Martin 2007)。
檢視國內關於社會資本與政治態度和參與的個體層次研究，筆者認為這些研 究都有一些共同的不足，一來是缺乏性別的觀點，二來是自變數、依變項的使用
（政黨在有的研究中被視為是社會資本，但在有的研究中被視為政治參與）、社 會資本的類型操作（分類方式很多樣）都還有討論的空間。首先，在性別觀點缺 乏的部分，當性別做為研究的主軸時，若僅以自願性團體的參與做為社會資本指 標，並以量化分析的方式進行討論（如王中天 2003；林亞鋒 2006），可能會忽 略女性在社會結構下被隔離於公領域之外的限制，因而低估了女性的社會資本，
同時也可能忽略了團體對於兩性的影響可能不一。因此，筆者認為當研究將焦點 置於性別與社會資本的關係時，對於自變項的選用應更加的注意。在依變數的部 分，國內研究多半以投票與否做為政治參與的觀察指標之一，藉此檢視社會資本 對於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25 然而，當研究的重點聚焦於性別與社會資本的關 係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時，筆者認為在台灣的政治脈絡下，投票與否並不適宜做為 政治參與的唯一指標，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在2008年總統大選之前，台灣在總統大 選中並未出現顯著的性別差距，也未明顯的左右選舉結果（楊婉瑩與林珮婷 2010），若觀察性別與社會資本對投票行為的政治效果，恐難以辨析性別在社會 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和涉入過程中的作用。
25 除了林聰吉與楊湘齡（2008）的研究是將投票與競選參與、政治接觸、示威抗議和併為一個
25 除了林聰吉與楊湘齡（2008）的研究是將投票與競選參與、政治接觸、示威抗議和併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