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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社會資本在政治的面向上，對於民主的貢獻，早已被充分地討論。雖然政府 近年來積極推動兩性平權與性別主流化，由性別平等指標來看，似乎已有一定的 成果。國會中女性菁英的參與可透過制度保障，投票參與則屬於公民基本義務的 一環，女性在這兩個政治參與的面向，都已有不錯的表現。然而，政治場域的參 與不僅是當選席次與投票率等數字的呈現，更重要的是這些數字必須有助於爭取 並保障女性權益的積極意義；政治場域的參與也不僅是這兩個部分，還有許許多 多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參與和心理涉入。本研究藉由調查研究資料的分析以及 深度訪談與觀察，發現在這些面向上，兩性之間仍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社 會價值也仍深植於各個角落。如果社會資本真的是萬靈丹，是不是也可以用來解 決兩性在政治場域的參與差異？欲藉由社會資本來提升女性政治參與和涉入的 前提是，女性的社會資本必須要能外溢於政治場域使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除 了透過性別的視角，檢視民眾藉由社團參與累積社會資本的樣貌之外，也討論造 成兩性積累差異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討論女性的社會資本能否、何時、如何轉 變為政治的動能，並產生什麼樣的政治效果。以下歸納各章節的討論，整理出本 研究的主要發現，並討論本研究的限制與可行的未來研究方向。
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在第四與第五章，針對社會資本性別化的現象、成因、政治影響等三 個層面進行兩階段式的討論。以下，筆者依這三個層面呈現主要的研究發現，並 於最後提出研究發現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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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資本性別化的現象
現象面的部分，筆者在第四章首先依據 Coleman 對社會資本的的定義來檢 視社團所蘊含的社會資本。藉由對兩個同鄉會的觀察，筆者發現由於社會資本鑲 嵌於社會關係之中，使其深受社團結構的影響，社團的政治化與制度化程度，皆 影響社團所蘊藏的社會資本樣貌，也決定了個人透過社團參與所獲取的社會資本，
而社團的性別階層化情形也進一步造成兩性社會資本的積累差異。本研究藉由 Norris 與 Inglehart (2005)所區分的垂直隔離與水平隔離，以量化分析的方式討論 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情形。在垂直隔離的部分，筆者透過1990～2007 年 17 年的 歷年趨勢檢視（見圖4-1），再佐以瞿海源針對 1985～1995 年社團參與的討論，
在這共計 22 年的時間（1985～2007 年），兩性社團參與比例的差距雖隨著時間 遞減，但男多於女的現象，仍為長期且穩定地存在。藉由 2004 年單年度的資料 來看（見表4-1），也可發現不僅是參與社團的比例存在性別差異，男性的社團參 與量也明顯地多於女性。在水平隔離的部分，筆者透過 2004 年單年度的資料檢 視兩性在職業團體與不同的社會團體的參與情形，發現無論是職業團體或社會團 體，男性參與的比例皆明顯多於女性（見表4-1）。細究兩性在不同社會團體的參 與情形（見表4-3），可發現雖然整體來說男性在社會團體的參與比例高於女性，
女性在多數社會團體的參與卻與男性相似，即便是在一般認為女性較傾向參與的
「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與「宗教團體」，也未見明顯多於男性的現象；僅在「同 鄉會、校友／同學、宗親會」這類基於地緣與血緣等原生性關係所建立的社團參 與，男性參與的比例明顯多於女性。
兩性社團參與的垂直隔離大而水平隔離小，顯示台灣社會資本性別化的現象，
與國外垂直隔離小而水平隔離大，呈現不同的樣貌。換言之，台灣的性別化社會 資本具有著獨特的風貌，也顯示了台灣女性藉由社團參與積累社會資本的過程可 能面臨著某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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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資本性別化的成因
性別化社會資本現象的成因，筆者在第四章，藉由針對同鄉會的參與觀察 與深入訪談呈現。Norris 與 Inglehart (2005)指出兩性社團參與的最主要差異，來 自於男性較傾向建立由朋友與同事組成的社會網絡，能有效扮演將個人帶進社團 的媒介角色；女性傾向建立以家人為圓心的社會網絡，因而缺乏友人的邀約。
藉由質性資料的分析，筆者支持Norris 與 Inglehart 的研究發現，然而，那 僅是造成社會資本性別化的原因之一，更根本也更關鍵的因素為性別角色分工的 社會結構：同時由大環境與社團兩個面向對女性所產生的制約。首先在大環境的 公私領域長期性別分工之下，一方面是，即便近年來女性的勞動比例增加，女性 跨足至公領域的結果，並未使得兩性的分工往平等邁進，反倒是公私雙重勞動負 擔，耗盡女性的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是公私二分的結果，使得女性長期為政治 圈外人也缺少進入社團的管道。其次是社團越基於初級人際關係的擴展、家父長 制的延伸，使得兩性角色越是如同家庭角色的再製，女性不僅地位較低，被分派 的職務也多符合女性角色，職務僵化，且越是高度政治性的社團，性別階層化的 情形越是明顯；此外，男性配偶的存在，使得女性如附屬般的存在，也剝奪了女 性的主體性。女性無法進入社團權力核心的結果，使得資訊來源與內容由男性所 控制，女性只能被動的接收。
換言之，與性別分工相關的社會結構因素，對女性的社團參與，除了產生 進入門檻的限制，更在參與社團的過程決定女性社會資本的積累。因此，筆者認 為藉由社團中較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女性為主的次級組織、肯定女性在社團 中的主體性，以及個人擁有更多可自由運用的時間與經濟主導權，皆可有效提升 女性藉由社團獲取的社會資本量，縮短男女之間的差距。
（三）社會資本性別化的政治影響
Coleman 在定義社會資本的概念時，特別強調社會資本的功能在於有助個人 達成特定目的。筆者藉由對兩個同鄉會的觀察，發現參與社團者藉由社團的參與 滿足不同的目的與需求，也同時透過社團的凝聚、動員與資訊傳遞功能，提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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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政治涉入與參與；社團所蘊含的社會資本差異，也使得不同社團的成員產生 不同的政治參與行為。兩性在社會資本積累上的差異，對於政治又有什麼影響？
女性的社會資本，可以外溢於政治場域使用嗎？在第五章，筆者首先藉由單年度 的量化資料確認社團參與和政治參與、涉入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初步地檢視女性 的社團參與是否能轉化為政治面向的參與或涉入，另一方面是檢視兩性藉由社團 參與提升的政治面向有無不同。研究發現，社團皆具有最基本的政治動員功能，
無論是社會團體或職業團體，參與社團的男女，皆有較高程度的競選活動參與（見 表5-4）。這也是為何競選時期，候選人們總是爭先恐後地爭取社團的支持，不僅 增加選票，也藉由社團動員參與造勢活動拉抬聲勢。相較於職業團體，社會團體 的參與和個人政治參與、涉入的關係更為密切，男女參與社會團體者，皆有較高 的政治參與和涉入；換言之，藉由參與社會團體所獲取的社會資本，無論男女皆 可外溢於政治場域，但面向上卻略有不同：有參與社會團體的男性，有明顯較高 的政治興趣、政治討論、競選活動參與和投票參與；有參與社會團體的女性，則 有明顯較高的政治討論、競選活動參與和內外在政治效能感。此發現較支持「階 段說」的說法，女性的社會資本確實可轉化為政治的參與和涉入，但與男性在面 向上略有不同，並非如「否定說」認為女性的社會資本取之於私也僅能用之於私 的說法，亦非如「肯定說」認為女性的社會資本轉化情形與男性無異。
在第五章的第二部分，筆者透過質性資料的分析，討論影響女性社會資本使 用於政治場域的時機與使用方式的因素，檢視「階段說」所認為的情境因素是否 為決定女性社會資本轉化模式的關鍵因素，又或者存在其他更關鍵的因素。筆者 首先依據社會位置與主要生活圈，建構社會資本使用的需求層次：不同使用需求，
對應不同的政治行為與心理涉入，並依此分為發展型、隨從型、冷漠型、度日型 等四種行為類型（見圖5-2）。再透過分析，發現無論男性或女性，所擁有的社會 資本皆可轉化為政治上的動能，而要將社會資本用於政治的場域，有賴「發展」
需求或「過渡（社交）」需求的產生。如同「階段說」，女性的使用需求會受到情 境因素影響而改變，然而筆者發現結構因素更為重要，一來是決定了兩性在社會 位置的優勢或劣勢；二來是透過性別階層化與社團內的性別分工，使得兩性在社 團中面臨不同的處境（兩性的權力地位、職務、主體性或附屬性等皆不相同）， 女性的需求要提升至上一層，相對之下也面臨較多的阻力。這些結構因素，也是 在量化資料中，發現男女的社團參與在不同政治面向有增能作用的主要來源；除 了來自於性別分工使得兩性長期分別被歸屬於公領域與私領域，因而對自身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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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影響力有著不同的認知起點，女性由私轉公的過程，明顯地提升其政治效能感；
也由於社團內部的性別階層化，使得女性多數扮演配合執行的角色，藉由次級團
也由於社團內部的性別階層化，使得女性多數扮演配合執行的角色，藉由次級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