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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國外許多有關於社會資本分布的研究中，皆發現男女在量或是種類上，呈現 明顯性別差異的現象(Harell and Evans 2005; Lowndes 2000, 2004; Norris and Inglehart 2005)。此類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討論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 討論性別差異的現象與成因，另一部分討論可能產生的影響。這兩部分都是本研 究所關心的課題，特別是對於政治方面的影響。過去社會資本在政治領域的研究 大多缺乏性別觀點，即便是發現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存在並提出討論或提出有效 的解釋，多半仍複製了公私領域的區別，偏向男性為主的社會資本的觀察，並將 性別差異的情形一分為二，認為男性和女性在本質或偏好上的差異導致不同類型 的社會資本積累。就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現象與成因的部分，Norris 與 Inglehart 藉由跨國的量化資料有著較詳細的討論。在現象面的部分，Norris 與 Inglehart (2005) 以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 Survey，以下簡稱WVS）2001年的資料針 對處於不同發展程度的 50 個國家進行討論，呈現兩性在社團參與的分布情形；
如同過去的研究，兩性的社團參與類型明顯不同（水平隔離），相較之下，兩性 在社團參與的密度（垂直隔離）與社會信任的差異較小，但這兩種差異皆存在於 各種發展階段的社會，換言之，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現象在所有社會皆成立，因 此不應將社會資本視為一個性別中立的現象。再就性別差異的成因來談，Norris 與 Inglehart (2005)透過結構（如社會階級、族群等與不平等資源分配有關的分歧）、
文化（意識型態）、媒介（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動員機制，如家人、朋友、工作伙 伴）等三個層面去探討女性較少參與社團之因，究竟是因為女性不能？不願？還 是沒有被人邀約一起去參與社團？(nobody asked them “come along to a meeting”) 藉由模型分析，發現個人與非正式社會網絡（家人、朋友、同事）的互動頻率，
解釋了社團參與量的性別差異；特別是與朋友和同事的互動頻率可顯著提升個人 的社團參與量，但與家人的互動頻率則沒有顯著的影響。換言之，男性社團參與 量較女性多的現象，主要來自於由朋友與同事組成的社會網絡扮演了將個人帶進 社團的媒介(Agency)角色。相對於男性，家人與鄰居一向為女性最重要的社會網 絡，女性較不傾向建立以朋友與工作伙伴為主的社會網絡，因而缺乏友人的邀約 以致於較少參與社團(Norris and Inglehar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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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ris 與 Inglehart的研究，確實有助於瞭解兩性在不同發展階段社會中的 社會資本分布情形，以及造成社團參與性別差異的原因。然而，在這一年度的資 料中，並不包含台灣。10 透過跨國資料所呈現社團參與的性別差異，是否也可 反映台灣兩性社會資本的分布情形？再者，在該研究中，並未能說明為何女性最 主要的社會網絡－與家人相處的頻率無助於社團參與。是因為家庭屬於私領域的 範疇，因此家人無法扮演將個人帶進社團的媒介角色？還是家庭內傳統價值，阻 礙了女性的對外參與？筆者認為，男性與朋友、工作伙伴的較多的接觸，背後的 根源來自於社會結構的公私分工；與家人相處無助於參與的可能原因，一來是家 庭關係為屬於私領域的範圍，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家庭內的家父長傳統，
男尊女從與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觀念，使得女性一方面不具有主體性，另一 方面侷限了女性的參與動機。簡言之，不同的社會網絡具有不同的媒介效果，而 兩性的社會網絡組成差異又被認為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因此，社會網絡的媒介角 色對兩性社團參與的影響，筆者認為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究竟影響女性社會 資本積累的可能因素為何，此為本研究關心的第一個課題。
社會資本存在的性別差異，對於政治又有什麼影響？過去普遍認為社會資本 對政治參與有正面效果，部分學者指出社群、自願團體、社會網絡等社會資本的 元素，皆有助於拉(draw)鄰居、朋友、同事進入政治過程並鼓勵他們有更多的參 與，如工會成員的身份有助於增加個人的政治討論、投票、競選活動等政治參與；
Inglehart 與 Norris認為女性多半被孤立於這些團體與網絡之外，可能正是女性 較少參與政治活動的原因(Inglehart and Norris 2003: 121)。有關於女性的社會資本 可否外溢於政治用途，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是否造成政治轉化的差異，這部分的 討論，學界目前仍存在著爭辯，尚未達成共識，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 觀點認為，女性透過非正式網絡關係與健康、教育、社會福利相關的社團所累積 的社會資本，主要供應其生活所需，相較於男性難轉化為政治參與(Lowndes 2000, 2004)；第二種觀點認為，無論是男性參與較多的公共性參與，或是女性參與較 多的個人性參與，皆可轉化為基本的政治參與(Harell and Evans 2005)；第三種觀 點則為前二者的折衷，認為女性的政治參與是階段性的，主要受到情境因素的影 響，當需要之時，便會積極的參與(Coulthard, Walker, and Morgan 2002;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10 在這筆資料中，東亞國家僅有中國和日本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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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的現象看來，女性在某些政治參與的面向，如菁英參與（國會內的女 性）或是個人基本參與（投票），已有一定程度的表現；除了制度保障（如婦女 保障名額）的效果之外（台灣立報，2012年7月19日），11 也藉由賦權增加女性 的參與。是否也意味著女性的社會資本並不單純僅為生活所用，而可轉化為政治 資源，成為女性參與政治的動能呢？然而，何時用？用於哪些政治面向？如何用？
哪些因素會影響使用？與男性的使用情形又有何不同？在這些疑問中，階段說提 供了關於女性使用社會資本與政治場域的時機與男性不同的說法：女性擁有多元 的社會資本，受到婚姻與子女等私領域的情境因素影響，條件式地使用於政治場 域。Coulthard等人(2002)指出，在社會資本的積累上，相對於男性，女性與朋友、
親人所組成的社會網絡有著更頻繁的互動，也較多來自親人的社會支持，換言之，
女性的社會資本主要顯現在與親人、鄰里的非正式社會網絡。此差異反映在公民 參與的面向上，使得女性在 30 歲時較男性更積極投入社區與地方參與，可能反 映著因年幼子女所帶來的需求(Coulthard, Walker, and Morgan 2002)；換言之，私 領域情境因素所產生的需求，增加女性的社會責任與對政治議題的關注(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也因而提高了女性使用社會資本於政治場域的動 機。
階段說的說法，確實有助於瞭解兩性在社會資本使用時機，以及情境因素對 女性的作用。然而，影響女性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的因素，是否僅來自於私領域 情境因素？又或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影響著女性？換言之，社會資本使用於政 治場域的需求，由哪些因素建構？男性的使用需求與女性有何不同？再者，就社 會資本的功能來說，不同的社會資本來源，是否造成兩性社會資本轉化為不同面 向的政治參與／涉入？階段說僅提供了女性社會資本使用的一個面貌：用於社區 與地方且由個人情境需求所產生的政治議題關注，也因此聚焦於女性傳統角色的 相關議題；但這是否就是女性社會資本使用的全貌？簡言之，筆者認為社會資本 使用需求仍有待建構，並釐清兩性在使用需求上的差異與轉化為政治參與的情形，
此為本研究關心的另一個課題。國內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較少帶入性別的觀點，
多將性別視為個人的基本變項而輕描淡寫的帶過，少部分對社會資本性別差異進 行較多討論的研究，多半聚焦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現象描述（如熊瑞梅 2001）、
11 史倩玲，2012，〈女性參政空間 學者：仍有不足〉，台灣立報，7 月 19 日，http://www.lihpao.com/
?action-viewnews-itemid-120142，檢索日期：2013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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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的性別差異對於求職過程的影響（如林南、陳志柔、傅仰止 2010；蕭 彩含 2008）與對新移民女性進入社會的幫助（如許雅惠 2009），並未對社會資 本的性別差異現象所可能帶來的政治效果進行討論。究竟，社會資本對於政治參 與的影響為何？男女累積的社會資本是否呈現著不同的樣態？不同的社會資本 是否具有不同的轉化模式？這些都需要再進一步探討。
在意圖對社會資本的政治效果進行討論之際，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制度和文化 同時做為影響政治參與的重要變項，提供了民主政治運作的遊戲規則，為政治參 與提供了機會與空間，個人所處社會的制度、文化價值規範、社會組織等因素，
也都會對個人的社會網絡與交友型態產生制約(Blau and Schwartz 1984)。換言之，
在不同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下，社會資本可能出現不同的面貌與內涵。林 南等人（2010）即指出台灣、美國、中國大陸三地社會關係模式不同，也導致個 人取得社會資本的管道不同，社會資本的類型也有所差異。因此，在討論社會資 本時，我們不能忽視脈絡的因素。
綜上所述，一來是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模式學界並未有共識，二來是國 外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情形未必在台灣適用；再者，國內外文化不同，在相對強 調性別分工概念的台灣社會，社會資本的性別差異是否來自於性別角色的強化、
權力位階的不同？是故，筆者認為社會資本的投入乃至於政治上的使用，仍有必 要從性別的角度加以觀察：包含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的情形是否沿著性別的
權力位階的不同？是故，筆者認為社會資本的投入乃至於政治上的使用，仍有必 要從性別的角度加以觀察：包含社會資本轉化為政治參與的情形是否沿著性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