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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計
透過本文的研究目的與前述的文獻討論，可知兩性在社會資本的獲取與政治 使用上，仍有許多待解的問題。本章將進行研究設計的說明。首先依據前述文獻 的討論建構本研究的理論與研究架構。接著，再針對欲回答的這些問題，選用相 對較適宜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並說明選用的理由。最後則是相關變數的建構 與測量。
一、 理論與研究架構
Lin(1999: 9)指出社會資本應分為兩個層次：一為蘊含於社會關係中未被使用 的資源—資源的能量(capacity)，一為個人實際運用的社會資本—資源的運用 (utilization)。由上述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就資源的能量而言，女性的社會資本 並不少於男性，唯在種類上略有不同；然而，在資源的運用(utilization)上，女性 的社會資本卻不一定能實際運用於政治的領域。因此，本研究主要就兩個層面進 行討論，一個是性別化的社會資本現象及其來源、成因，以及兩性在社會資本的 差異對於政治涉入與政治參與行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一）性別化的社會資本
從文獻的討論，可知兩性間主要存在著水平隔離（類型）與垂直隔離（密度）
兩 個層 面的 差異 ， 水平隔 離的 情形較 垂 直隔 離 的情形 來的嚴重(Norris and Inglehart 2005)，女性的社會資本相較於男性，不僅密度較低且較傾向於非正式 的、情感性的社會資本。然而，筆者認為過去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討論，有兩個 面向的問題：一為社會資本的分類方式，一為研究場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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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將社會資本沿著性別界線切割
首先，兩性的偏好差異，實為文化與社會化的結果，以及男女在不同的結構 位置所致，女性傾向關懷與重視人際關係的特質，主要是受到社會性別分工角色 的制約，而非女性本質上的特徵，換言之，女性傾向關懷的本質實為社會建構下 的謬誤，且女性當中存在著多樣性未被加以考量（Friedman 2000，引自黃競涓 2006；熊瑞梅 2001）。在以性別做為社會資本的主要觀察面向時，若一開始就 以工具性與情感性這把帶有性別盲的大刀，將社會資本（含社會網絡與社團參與）
切做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屬，可能會造成觀察時的偏誤。本研究同意熊瑞梅（2001）
的研究，其對於兩性人際網絡差異的觀察點出新的角度，認為性別偏好是在一個 社會結構與文化的制約下被建立。筆者認為性別角色分工應被視為一個文化作用 的結果，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而不應該僅依男女的本質差異或是偏好將社會資 本沿著性別界線一分為二。
傳統性別公私二分的台灣社會與兩性生活圈差異
其次，為研究場域的問題。熊瑞梅等人（2010）雖發現台灣社團參與的類型，
無論在情感性或工具性皆有男性多於女性的情形，工具性社團的男女差異又較情 感性社團來的明顯，與國外的研究發現的男女性各有主導的社團結果略有不同。
透過國內外研究發現的差異，筆者認為可提出兩個問題，一是為何國內無論何種 類型的社團皆由男性主導？一是為何不同類型的社團，性別差異的程度不同？熊 瑞梅等人的研究雖討論到性別，但性別並非其研究重點，也忽略了性別如何影響 人際互動以及社會資本的形成與配置。筆者認為有兩個方向應該進一步加以討論，
一為台灣傳統文化中的性別權力位階與公私領域分工，一為兩性生活圈的差異。
在當代的政治學理論中，持續進行依據性別的公私二元劃分，認為男性屬於 公領域（政治經濟），女性屬於私領域（家事與再生産），女性被建構為不適合 公領域，並且依附于男性與非政治性的家庭(Okin 1998)。此種性別分工與性別價 值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然而即使是在相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女性主義相 關價值仍明顯受到文化體系的影響，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或多或少存在著性別歧 視，而此也影響了性別價值的發展，越保守、越傳統的文化對性別價值發展的限 制就越多（楊婉瑩 2008）。相對於較為自由的西方社會而言，儒家文化中的家 族主義、禮治、絕對倫理、三綱五常等傳統價值都強調著兩性的權力位階以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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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工的傳統價值，這些傳統價值在台灣並未隨著時代進步而消失，在家庭、社 會結構及文化規範中仍持續存在；例如在過去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男性的性別角 色態度普遍來說較女性更為傳統（伊慶春、高淑貴 1986）。即便是在工業化社 會之後，台灣女性由家庭進入公共領域（外出就業）的比例增加，女性仍承受著 較大的角色衝突，一方面要顧及家庭，家庭內的兩性角色與權力關係依舊為父權 結構，另一方面要出外工作，呈現出「傳統性與現代性雙重女性特徵」—家庭角 色傳統、工作角色現代；此外，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區隔現象也持續地明顯存在，
複製且鞏固父系家庭規範與性別分工模式（黃囇莉 2001）。因此，筆者認為更 加強調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台灣社會，可能有著與西方不同的現象。
另一個方向的討論同樣延續著公私領域的分工，公私分工的價值不僅使得男 女在機會結構不平等，也使得社會呈現出性別角色建構後的樣態，男性與女性在 建構之下的生活圈不同，男性以工作場域、女性以家庭與鄰里為主要的生活場域，
使得兩性獲取社會資本的主要來源不同。因此，筆者認為社會資本的研究不能僅 偏重於以計量的方式觀察兩性的社團參與。社團參與的數字式討論，一來是過度 強調參與的社團數目與參與的類型，而忽視了社團本身的多樣性與參與社團的深 度（積極程度），二來是可能過度強調正式網絡，掉入以男性為主的社會資本才 是社會資本的陷阱，而忽略了女性所面對的私領域處境可能對女性參與正式社團 的限制，也忽略了女性可能由正式與非正式網絡中獲取的社會資本。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性別化的社會資本積累，可能源自於台灣傳統文化中對 於性別角色分工的形塑，將社團類型一分為二與性別本質或是偏好相連結的討論 方式，可能使得性別分工的情形，在社會資本中再次地被強調。過去研究中男女 有別的社會資本討論，將男性與工具性社團連結、女性與情感性社團連結的討論 方式，過度地簡化了兩性社會資本可能的樣態。女性在過去與情感性社團較為密 切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傳統社會對於性別角色分化所致，在性別分工的文化下，女 性以家庭及鄰里為其生活場域，透過與鄰里的接觸等非正式網絡取得社會的支持、
資源，這亦為一種工具性的行為；男性則在男主外的傳統之下，以工作為其主要 的生活範圍，因此透過工會、公會等正式社團取得工作時可能需要的資源，或是 為未來的工作做準備，這也是一種工具性的行為。換言之，筆者認為女性對於正 式社團的參與薄弱，可能並非是由於男女的偏好差異，而是性別分工的產物。對 男女而言，社會資本皆扮演社會的支持系統，但由於性別角色分化的結果，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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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男女尋求不同的途徑進行社會資本的積累。
（二）社會資本性別差異的政治影響
在討論公領域之參與，不可忽視私領域的影響。一方面是私領域的權力關係，
在資源的分配上，使得女性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無論是教育程度、社會地位或 者是傳統社會中性別角色的強化，都可能使得女性對於公領域的參與怯步，甚至 於漠然、政治效能感低落。29 另一方面，是公領域的制度結構上本身就具有男 性優勢，使得女性於其中的參與更加被弱化。家父長傳統下，男主女從的權力位 階並非僅存於私領域，在女性進入公領域後，更是在公領域複製著這套權力關係，
不僅是工作與家務雙重負擔對女性個人的影響，社團內的兩性權力關係，更可能 使得兩性在社團內的社會資本獲取與運用上面臨不同的處境。
兩性政治參與的類型差異
過去有關於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之研究眾多，傳統觀點認為女性較少參與政 治活動，而此政治活動多半指涉的是傳統與選舉相關的政治活動(Campbell et al.
1960; Verba and Nie 1972)。然而，此種討論缺乏對性別面向的深入了解，可能會 造成因男性支配而產生的偏誤(Lowndes 2004; Harell and Evans 2005)。後來的學 者指出，女性的參與量實際上並不少於男性，而是在參與的類型上有所差異。不 同於男性，女性多半參與非傳統的活動、非正式的組織、抗議性活動等。雖然，
在對後工業社會的研究中發現，男女性在生命型態、教育機會、工作參與等有本 質上的改變，導致性別差異減小，甚至有是女性參與多過於男性的情形，然而普 遍來說，女性仍較從事個人性行動，較少涉入如政黨成員等的集體行動；至今仍 有許多社會的女性受制於傳統角色，而參與某些類型的活動(Norris 2007: 728-29)。
部分學者們認為內涵界定的差異，可能是造成普遍認為女性參與較少的原因之一，
許多女性參與的是非傳統性的活動，在傳統由男性所主導的政治活動中則處於弱 勢較少參與，此導致在測量之時產生偏誤，過度高估了性別間的差異。因此，在
29 楊婉瑩與林珮婷（2011）的研究中，便發現公私分工與性別刻板印象這兩種性別角色態度，
29 楊婉瑩與林珮婷（2011）的研究中，便發現公私分工與性別刻板印象這兩種性別角色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