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六節 小結：救亡意識下的政界公德平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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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救亡意識下的政界公德平等觀
晚清到民國的轉型時代，存在著各種不同思想與價值觀不斷的拉扯與折衝現 象，而從嚴復一生思想變化來看，其雖引入西學來救亡富強，但也反省了西學對 於中國所造成的危機與困局，並在晚年退回儒家。黃克武先生認為，這樣的現象 是一種轉型時代的特徵，呈現出現代性與傳統性，或是啟蒙與反啟蒙的交織並陳 現象，這個觀察很正確，也極能描寫嚴復一代人形象轉變之特徵。
而晚清時期每個曾經埋下的思想種子，都陸續在影響著下一代人，118如嚴 復最具特色的《天演論》思想，確實並未因其本人的後退也隨之退卻，反而深植 在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1879-‐1942）、魯迅（1881-‐1936）、許壽裳
（1883-‐1948）、胡適（1891-‐1962）、毛澤東（1893-‐1976）、錢穆（1895-‐1990）、
傅斯年（1896-‐1950）等人身上，119繼續操持著嚴復已然反省的平等、自由觀念。
而嚴復的平等觀念意義與價值，正是在上述發展中不斷再現。嚴復在中國近代平 等觀念發展中，配合本文三個問題意識，可歸納出三個層次的意義與價值。
一、救亡平等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形成之意義
嚴復在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發展史上，雖呈現出以平等觀念救亡的救亡平等觀 念型態，但這並不表示嚴復僅止於富國強兵的救亡而已。本文認為嚴復的救亡可 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追求各種國家制度的平等運動以救國家之亡；一是追求國民 以平等競爭觀念取代太平不爭觀念的新修身運動，企圖會通西學與國學120以促 使國學近代化，而救傳統文化之亡。本文認為正因嚴復的救亡意識具有「國家富 強」與「國學近代化」的雙重意義，因此在嚴復救亡意識下所援引的自由、平等 觀念，必然就同時呈現出作為富強的工具，以及作為取代傳統儒學價值下的新價 值關懷這兩種內涵。
118 如黃克武先生指出：「嚴復親身經歷了中國士人在身分與思想上的雙重變革。他是近代中國 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來的新『知識分子』，而他所引介、提倡的新觀念在許多方面都成 為中國現代思想的重要源頭。」參見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1。
119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 12。
120 張灝先生曾指出近代中國有一特殊現象，即以往儒家認為諸子百家與儒家思想乃是相對的，
而近代儒家則轉而贊成儒學與百家間哲學具有呼應關係。本文認為會有上述變化，是因為明清之 前處在儒學與諸子百家相對的境內論爭語境；而近代西學傳入後，則轉為中學與西學相對的境外 論爭語境。因此到了近代，自然會在以西學為強大學術他者語境下，自動促成中國內部諸子學團 結，以求能與西方學術他者對話的情況，因而也就形成近代中國打破諸子藩籬，形成混一國學觀 的現象。關於張灝先生的觀察，可參見（美）張灝，高力克譯：《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 秩序與意義》，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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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嚴復重要的關懷在於救國家之亡與文化之亡上面，故凡是能夠順時應勢 的方法，才是他認為的正確救亡之道。因為以救亡為主，故嚴復並不執著於某些 主張與看法，而是以是否適切於中國歷史情境為主要考量。正是因為如此，故在 甲午戰後，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之貧弱關鍵，在於不具備有如歐美之自由平等文明 下，開啟了嚴復追求自由、平等觀念的道路，並且以自由、平等形成了一套國民 個人修身技術與國家國體改造技術，正是希望能透過模仿學習歐美的自由平等公 德觀念，進而也使中國能夠由弱轉強。
因此自由、平等觀念在甲午戰後嚴復的思想論述中，就承擔了救國家與文化 之亡的大任，從〈原強〉一文中看來，1895 年之際嚴復是真誠相信自由平等乃 是西方無法之勝，故而以之作為價值關懷；並在追求自由、平等觀的新價值關懷 下，推廣了君民立憲平等、職業平等、男女教育平等、宗教平等觀念，希望藉自 由、平等觀念來改造中國的「政體」、「道體」與「國民身體」，使中國比以往更 為自由平等而能不被現代化文明浪潮所淘汰，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把自由、平等觀 念，視為甲午戰後嚴復思想中最為重要之價值關懷。而以自由、平等觀念救中國 的「政體」、「道體」與「國民身體」，即是嚴復救亡平等觀的重要時代意義。
二、平等觀念對自身生命–政治自我實踐的意義
由於嚴復是在救亡意識下去擇取其所關懷的新價值，因此在晚清不管嚴復面 對的是儒學價值逆反的道體危機，或者是滿清王朝可能被革命黨人顛覆之政體危 機，都可以用自由、平等觀念去加以解救下，自由、平等觀念自然會被嚴復作為 救亡的新價值，展開以自由、平等觀念改良滿清專制政體，與為君主服務的儒學 道體，以避免受到西方文明衝擊而傾覆的救亡行動。故在甲午戰後，西方自由、
平等觀念絕對是嚴復認為可以救亡圖強的不二選擇，而這股對於自由、平等的價 值關懷也一直持後到辛亥革命後，才逐漸有所變化。
1911 年辛亥革命後滿清倒台，政界上從君主政體轉成共和政體，而文化上 知識分子引西方平等觀念，強勢侵略中國傳統家界秩序的現象也越趨嚴重。故在 歷史情境與當初甲午戰後所面臨的國族危機有所不同下，嚴復便重新估量了所欲 救之「亡」，主張應將焦點從甲午戰後的「救滿清之亡」轉變為辛亥革命後「救 文化之亡」上。正因辛亥革命後欲救之「亡」的轉變，以及歐戰後對於歐美文明 本質的反省，嚴復的救亡之「法」也隨之轉變。如前文可以看見，嚴復面對歐戰 的血流成河以及傳統綱常泯滅的危機下，主張回到孔子之道，這即顯示了所救之
「亡」已有從「政治國體」返回到「文化道體」的變化。而「所救之亡」與適合 的「救亡之法」轉折，便是形成嚴復具備了前輩學者所謂全盤西化、中西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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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兩面論等面相的關鍵。121
從如上說明中可見，其實嚴復並非全盤西化或保守主義者，更非一個思想矛 盾的兩面論者。嚴復乃是從自我中心出發，採取其認為欲救之亡所適切的救亡之 法，而不管是否前後掣肘，他只相信他認為可以救亡之良方。正因如此而使嚴復 具有前後面貌不同的景象，但他的前後變化，都具備有他個人生命—政治的自我 實踐意義。122如甲午戰後提倡政界君民平等觀念，即一方面呼應著他改良主義 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又可保全他生存情境的安全秩序；而歐戰之後反省自由平 等觀念，呼籲重新回到孔子中庸之道，即一方面呼應著他反對過激主義的政治立 場，一方面也是保全他對於傳統中國家界秩序的依戀。故不管嚴復前後期思想有 怎樣的一百八十度轉變，都是圍繞著他救亡的主軸。因此要評價嚴復思想從開明 到保守，從西方回到東方的現象，必須掌握真正的關鍵，即應從嚴復救亡論述中
「所救之亡」與「救亡之法」為何之角度出發，才能明白嚴復思想轉向的關鍵意 義，而不會認為他是思想矛盾或者兩面手法，這即是本文從嚴復對於西方平等觀 念從肯定到否定的轉向中，所觀察出來的一個重點所在。
嚴復最終反省了平等觀念進而懸置，所回歸的是一種傳統的太平秩序；然而 這太平已非傳統中國之太平，而是包含西方人為法律、投票、選舉機制的平等觀 於其中的近代化太平觀念。因此從上可見，嚴復並非全盤西化論，也絕非保守主 義者，即使他晚年確實真誠的表現了對於孔子之道的回歸，但那也是對於極端平 等價值追求的商榷，以及對於中國命題的深切關懷。123 嚴復晚年的憂心如其〈疇
121 關於上述討論，可參見周振甫：《嚴復思想評述》（上海：中華書局，1940 年版），頁24、205、
270；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p.50-‐55;（美）蕭 公權著，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1975]），頁 525；李澤厚：〈論嚴復〉，《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頁284；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 14-‐15，餘例 不詳舉。其中周振甫先生指出嚴復思想具有三個變化：始於全盤西化（1895-‐1902）；繼而中西 折衷（1902-‐1911）；最終反本復古（1912-‐1921），周先生以歷史發展脈絡方式呈現出嚴復不同 時期的立場，是一個較為準確描述嚴復思想的方式。
122 黃克武先生反對 Schwartz 提出嚴復具有兩面論的主張，關鍵在於 Schwartz 認為嚴復對中國 傳統倫理價值、形上世界與靈魂不滅的肯定，與民主、富強等技術與制度是分立的結構，而黃先 生主張二者並非分立，而是互補融合，進而形塑成一個可以很好連結現代性方案與終極關懷的理 想自由國度，這是黃克武先生對於兩面說與分歧說的商榷。本文從嚴復平等論述的轉折中也有如 是觀察，即嚴復一直以來都是以至善關懷去作為現代性方案的理據，如以至善進化作為平等或自 由的制度理據，故他並非將價值關懷與現代性方案二分，而是將兩者加以組合並予以建構一個完 整的體系。相關討論可參見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10，20；吳 展良：〈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臺大歷史學報》
第23 期（1999 年 6 月），頁 239-‐276；吳展良：〈嚴復《天演論》作意與內涵新詮〉，《臺大歷
第23 期（1999 年 6 月），頁 239-‐276；吳展良：〈嚴復《天演論》作意與內涵新詮〉，《臺大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