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革命意識下的平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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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由於1900 年前章太炎仍認同大清，故真誠地相信大清已經貴賤平 等，未有如鄒容《革命軍》（1903）中指出，漢人一直以來都是奴隸的現象：
且夫我中國人之樂為奴隸、不自今日始也。或謂秦、漢以前有國民，秦、
漢以後無國民。吾謂宴思於專制政體之下者，無所往而非奴隸。數千年來，
名公巨卿，老師大儒，所以垂教萬世之二大義，曰忠，曰孝，更釋之曰：
忠於君，孝於親。吾不解忠君之謂何！22
鄒容在1903 年視中國都是奴隸的主張，是在 1900 年前尚未覺醒而轉往革命陣 營的章太炎所無法理解的，因為章氏認為大清奴隸制度早已去除，甚至還為大清 辯護，不過章氏此種為大清辯護的現象在1900 年後即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由 此可看出戊戌思潮之際，人人都處於追尋面對民族危機與心理危機正確道路的階 段，因此不管是康有為、嚴復或章太炎等都呈現出意向不明的模糊立場；要到庚 子事變導致革命與立憲陣營明確二分後，才能真正確定晚清思想家的思想走向，
以及政治敘事主軸。
第三節 革命意識下的平等觀
章太炎於1900 年參加於上海首次舉辦的國會，發現國會會章中有「務合海 內仁人志士共講忠君救國之實」一語，章氏實無法忍受這種既獨立又勤王的首鼠 兩端論調，故憤而宣布脫離國會，並剪辮以與清廷絕而走向「反滿」道路。故章 氏從1900 年後開始與康有為分道揚鑣。本文認為兩人前期所以交好之因，是因 為章太炎欣賞康有為公車上書的為國戮力精神，以及在庚子事變前章氏認為中國 問題在於「法弊」而非「時弊」，因此章太炎在〈翼教叢編書後〉（1899 年）一 文中，還曾為康有為民權平等觀發聲。由此可知章太炎於尚未轉向革命陣營前，
確實相信過康有為，相信其能為國家帶來美好的改變。
兩人從相善到交惡之因，導因於康、章兩人對於清廷是否寄予厚望之上，在 1900 年後有了不同的觀點。在面對庚子事變危機後，康有為仍主張改良立場，
期盼光緒能帶來希望，然而章太炎經歷了戊戌政變與1900 年國會事件，並與孫 中山接觸後，知道了除康有為的保大清之路外，還有一個透過革命的保中國路線，
觀，而與章太炎的入世佛學平等觀有本質上不同所致。
22 參見鄒容：《革命軍》，收入陳天華、鄒容著，郅志選注：《猛回頭：陳天華鄒容集》（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 17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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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便於1900 年割辮明志，走向革命的道路，主張推翻滿清而建立共和政府。正 因此而使1900 年前後，章太炎的立場與態度具有重大的改變，即從追隨康有為 到厭棄康有為。正如汪榮祖先生指出，章太炎在戊戌政變後受牽連而旅居台灣、
日本，並曾以台灣旅客之名在《清議報》呼應康有為與梁啟超，否定慈禧政權正 當性；然而章太炎後來認為康有為等待慈禧老死，把期望放在光緒身上不再可行，
故才剪辮革命作為與清朝為敵的開始，成為著名排滿革命家。23
章太炎與康有為決裂的表現，最明顯地即展現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 中，在該文中可見章氏態度轉趨強硬，且文中之話語系統也為之一變，明確的攻 擊光緒帝、康有為與清國。關鍵在於章太炎於1900 年後即已從維新轉向革命，
也從認同大清轉變為認同中國，而此時的中國，是不包含滿人與大清的。正因此 認知轉向，故章太炎對於大清或者說光緒除了不抱任何希望外，更視之為敵體。
因此在1900 年以前仍認同大清之際，雖厭惡康有為的孔教論，但仍能肯定康有 為的維新思想，因此維持在改良主義維新陣營；而後來轉向革命後，為了明確的 令革命與維新立場更為明確，故章太炎開始建立一套與維新人士不同的革命敘事，
作為革命陣營的基調，藉以維持革命認同與革命精神。
正因章太炎從維新轉趨革命，故對康有為的認知也轉向，因此在1903 年〈駁 康有為論革命書〉中他對康有為轉成負面想像，認為康有為之所以不斷的保皇，
甚至在皇上回鑾後慈禧與榮祿迫害維新派時還要大家忍耐的說法，是為了遂行康 氏個人私慾之說，如章太炎指出康有為言論背後的目的是：
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而先為是齟齬不了之語，以聳東胡群獸之聽，冀 萬一可以解免。非致書商人，致書於滿人也！夫以一時之富貴，冒萬億不 韙而不辭，舞詞弄札，眩惑天下，使賤儒元惡為之則已矣；尊稱聖人，自 謂教主，而猶為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 惑者，乃較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為尤甚！24
從這可看出，章太炎已經完全不信任與認同康有為，自然整個話語系統轉向為用 東胡群獸來指稱海外維新保皇黨，從這即顯示出章氏與康有為立場已斷為兩橛。
23 參見章太炎：〈翼教叢編書後〉（1899-‐10），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集》，上冊，頁96-‐97；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頁3-‐6；汪榮祖：〈記憶與歷史：
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 期（2009 年 6 月），頁 17。
24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四）》，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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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轉向革命陣營後的平等觀，可從其〈駁康有為論革命書〉（1903）一 文探知。此文乃是針對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 書〉（1902）一文的回應。〈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於1903 年 6 月刊行小冊子發行，
經章士釗（1881-‐1973）節錄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一文，於 1903 年 6 月29 日（閏五月初五日）於《蘇報》發行。章氏此文使得漢人找到能從中國認 同中分化出皇漢認同的施力點，成功的從「扶清滅洋」的敘事中，發展出「掃清 滅洋」的民族革命平等敘事，是為〈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的重要意義。以下 即從康有為與章太炎的論爭文字析論之。
一、康有為大清視野下的滿漢不分與滿漢平等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1902年5月）
25一文之撰作動機乃是因為1902年維新派中的華商們，不滿光緒回鑾後清政府仍
「以竭忠為逆，以保皇為匪」的舉動，故康有為寫了此信加以解釋，是因為「維 新派」與「革命派」立場不明確，故維新派被慈禧等人視同為與革命派同黨，故 造成「保皇黨」被追捕。而康有為為了保光緒帝，故稱拘捕保皇黨乃是慈禧的旨 意，希望保皇黨人能體諒光緒帝的無奈。康有為將過錯推到榮祿與慈禧身上掩蓋 光緒帝的無能，供稱保皇黨人被政府通緝，是因為榮祿仍把持大權，偽裝成主張 變法者以欺騙國內外，其實只是想借變法之名掌權，且假借變法之名行加稅之實，
用來償還他通拳匪的賠款，康有為將所有過錯推給榮祿，並要大家想想如果革命 自立，那「捨身救民之聖主」該怎辦？
由此可見康有為心中並非要「保大清」而是「保光緒」，但由於光緒帝代表 著大清國，故康氏要保光緒就必然要保大清君主政體，因此康有為必須擔負起宣 慰保皇黨人憤憤之情的責任。由於不是每位保皇黨人都像康氏這麼受光緒重用，
並意圖肝腦塗地以回報皇恩，26故康有為在這狀況下，自知要海外華商保皇黨人 與自己一般無怨無悔地信任光緒帝是很難辦到的，故康氏只好從客觀層面剖析
「立憲」制度確實比「革命」更好，並不斷強調大清朝早已滿漢平等，希望藉此 理性分析能說服海外華商等保皇黨人繼續支持「立憲」，而非轉向「革命」，歸 納其主要論點如下。
25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1902），收入氏著，姜義華、
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六集，頁 312-‐333。
26 張灝先生曾指出這種訴諸傳統的感情之報答良心統治者的論述，是在中國傳統神祕宇宙論被 西方科學宇宙論衝擊後，知識分子以民族一致性為君主政體辯護的新方式。相關論述可參見（美）
張灝，高力克譯：《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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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中國的漸進式平等觀
康有為自早年《康子內外篇》之際就首提民權平等觀，之後各種著作中也不 斷的強調政治平等觀的重要，故康有為並非反對平等觀，而是他所肯認者為漸進 式平等而非法國革命的激進式平等觀。因為康有為從「法倡革命，大亂八十年，
流血數百萬」27中領悟到唯有漸進式的平等革命，才能免於殺戮而逐步到達平等 的理想烏托邦，因此對於革命黨人採取法國激進式的平等革命，將可能招致的重 大災難具有高度恐懼。康有為認為平等公理若是會帶來危機，關鍵因素即在於未 能「漸進」之上，於此之際，康氏便帶出了其三世平等系統。在三世平等系統中，
中國早於先秦孔子之際就具備有平等公理的理想，如其指出孔子在刪訂六經的行 動中，可歸結出孔子具有民主、君主、平等觀念，如：
夫孔子刪《書》，稱堯、舜以立民主，刪《詩》，首文王以立君主；系《易》，
稱見群龍無首，天下治也，則平等無主。28
這裡康有為從《易經》中群龍無首，天下治也來談平等無主的世界，意圖說明中 國早已具有平等理念並不需外求。這個中國早有平等觀的論述，雖然提高了儒學 的近代化文明色彩，但卻某個部分限縮了西方平等觀念的豐富性，僅擷取西方的 政治平等觀念，而忽略了西方的社會平等觀念。而在論述孔子早已有平等理念後，
這裡康有為從《易經》中群龍無首，天下治也來談平等無主的世界，意圖說明中 國早已具有平等理念並不需外求。這個中國早有平等觀的論述，雖然提高了儒學 的近代化文明色彩，但卻某個部分限縮了西方平等觀念的豐富性，僅擷取西方的 政治平等觀念，而忽略了西方的社會平等觀念。而在論述孔子早已有平等理念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