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俗台灣》與「臺灣的少女」之文壇登場
第三節、 少女寫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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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因此台灣也是日本實施語言殖民政策方向的實驗 對象，因此國語教育在台灣的成功，對日本而言也可說是殖民的成功，「使他們從心底 臣服並且真正地、長久地成為日本的一部分」228，使臺灣真正的成為日本的一部份。
第三節、少女寫手的意義
川村湊對於黃氏鳳姿以日文記錄台灣民俗有這樣的見解：「一位優等生的『日本語』， 當然，毋庸置疑，語言應用的好不好，不如表達的內容來得重要」229與黃氏鳳姿自言：
「完全不會台灣話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呀！」230，川村湊的話說明了當時日本推行同 化皇民化運動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在於改造台灣人在國族上的「認同」，特別在戰時更 是需要殖民地兵力的大量支援，不論是在戰力、後援甚至文學協力的部份。而鳳姿的「完 全不會台灣話是幸福的」的念頭，則是凸顯了雖然美其名為「同化」，台日人在各項待 遇上仍存在著一段差異，以及在台灣學童的認同中根植「國民性」，以及認為身為一個
「皇民」的驕傲。成功的皇民化教育讓鳳姿對池田、對西川滿或是對於當時代都成為了 一種滿足自身想像或是推行國策的工具，對於台北帝大的教授們、池田敏雄等民俗學者 而言，是學術的調查與嚮往，但是在戰時體制下，作文成果被挪用為國語教育宣揚的模 範，用來呈現殖民地政績與國民性塑造的成果。
在皇民化的壓抑台灣固有文化與大政翼贊會的振興地方文化的兩相衡量與日本有心 學者的包裝之下，成就了黃氏鳳姿的文壇登場，然而黃氏鳳姿的作品，被都是由日本學 者或是官方雜誌為其下註解及定位，容易使讀者在這些作者以外的註解之中，先入為主 的定義了黃氏鳳姿作品內容的意義。雖然近年來有游珮芸親訪黃氏鳳姿的問訪記錄，然 而日本戰敗後變隨著池田敏雄歸返日本的黃氏鳳姿，雖然能仔細的回憶當初跟著池田敏
228 伊澤修二，〈國家教育者第六回定會演說〉，，《伊沢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
229 川村湊《海を渡つた日本語—植民地の「国語」の時間—》，青土社，1994 年，頁 65-66。
230 黃氏鳳姿《台灣的少女》，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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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與西川滿等人所進行的文學活動等客觀事實，且鳳姿大多數的出版的作品都是在池田 敏雄與西川滿的要求下創作，而創作後也經過池田或西川的修定或是潤色，鳳姿在創作 的場域中是沉默的被動者，是依附著池田敏雄的文學手腕而起落，也才會讓這樣一位轟 動一時的文學少女在日本戰敗後便頓時銷聲匿跡。
當時，我深深感到台灣人應該客觀地看待自己的生活方式，提昇生活的合 理化和現代化。……當時身為女學生的我，迫切的希望台灣能吸收外國文 化，而不是只停滯在固有文化，要朝著新的創造邁進。皇民化運動只是表 象，人們的內心反而越來越食古不化。中華意識根深柢固，而且頑強231。
從這段話突顯出日本現代化與教育的成功，可以與「完全不會台灣話是一件多麼幸 福的事情呀」的認同情感呼應，表達出能夠身為日本人的驕傲以及其嚮往之情，而當中 的「國民性」更是不言而喻。
從日治初期，「同化」一直是日本政府對於殖民地人民呼喊的口號，但是殖民者與 被殖民者對於「同化」的認知卻完全不同，殖民者以「同化」為號召戰力的誘餌，而被 殖民者則認為「同化」是成為國民的條件。黃氏鳳姿的作品中大多是記錄性質的作品，
《七娘媽生》、《七爺八爺》都在台灣出版，而《台灣的少女》一書大多是前兩本著作的 選輯，為何卻能在日本出版呢？《七娘媽生》和《七爺八爺》的書名都是取自台灣傳統 祭儀、神祇的名稱，可從書名預想內容，但是《台灣的少女》卻不同，或許這就如黃氏 鳳姿「台灣的豐田正子」一般，特意凸顯「台灣」的意含，以這樣的書名在內地發行，
無疑是一種刻意宣傳的手法。再來便是這部作品中的「台灣通信」與「內地通信」部份，
透過鳳姿的書信傳達了在台灣皇民化施行的情形、雖然正值戰爭期社會卻仍井然有序，
231 池田鳳姿〈池田と台灣と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四號，綠蔭書房，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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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乏「志願兵」、「站戰護士」、「婦人從軍」等生活情形，而「內地通信」更是被《台 灣日日新報》大肆引用，甚至以「身為日本少女的感動」為標題，從一個本島人少女親 身體驗日本的現代化與美好，以及對天皇的崇敬，在在都凸顯了「國民性塑造」的成果，
對日本人而言，《台灣的少女》是彰顯日本殖民政績的成功，而對台灣人而言則產生了 鼓舞作用。
第四節、結論
由於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日本與台灣不論在政策上或是任何體制的改 變都有著一定的互動性，不論從內地的「新體制之樹立」、「國民精神總動員」再到「大 政翼贊會」，由於同化政策與皇民化運動之故，這一些體制都轉換仍是牽引著台灣人、
台灣文壇走向奉公之路232，而「奉公之路」最主要的管道便是「國語教育」。然而對台 灣人而言，學習一個新的語言是一個複雜的課題與心態的轉折，台灣這塊移民社會充滿 了不同的語系，不論是閩粵體系的方言、原住民語言或是荷治時期的羅馬拼音，都缺少 了文字系統，直到漢族殖民開始，才以漢文為主要的書寫系統，進而成為在日治之前在 台灣的官方語言，在不同體系的殖民之下，語言相通都是首要條件，日本在治台初期尚 未強烈施行同化政策之前，漢文是台灣的知識份子互通有無的工具，然而在盧溝橋事變 後，日本政府與全面禁用漢語，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認真制定大規模的對中國語言的政 策，進而於 1939 年制定「日本語普及方案要領」233，將日本語普及定為所有政策的根 本方針，也因全面推廣日語而逐漸切割了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臍帶關係，加上日本政府從 兒童教育開始全面培養台灣學童對於「身份」、「國族」的認同，到了日治後期，「中國」
對於當時的台灣人民或是當時所謂的皇民作家而言，只是祖父輩的記憶而不再屬於自己 的歷史與認同的範疇，中文書寫對那時代的台灣人們而言已經不再熟悉，甚至成為了障
232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共榮圈（1937-1945）》，頁 88。
233 石剛，《植民地支配日本語》，東京：三元社，1993 年 1 月，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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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國語政策」的推行終於在二戰期間收到了效果，皇民文學、少年少女寫手筆耕不 輟的發表都可說是國語教育的成熟與日本當局和台灣總督府因應戰時的政策推行。
這些寫手的出現，代表著日本統治殖民地的成功，不只在教育上，更是政治上的成 功，黃氏鳳姿之所以能有如此亮眼的表現，當然不能忽略其寫作天份，但是在皇民化與 地方文化振興論的雙頭時局之下，民俗學的價值當然是在大東亞語言政策的重要性之下，
因此她的作品內容意義已被轉化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激勵作用，而不在於創作天份、內容 優劣或是「民俗學」上的價值。就如《台灣的少女》成為文部省推薦圖書的原因是被著 眼於「殖民地的少女用如此流利的國語進行創作描述」，這樣對於日本治理殖民地而言 是很有意義的成果，且不論是在《文藝台灣》或是《民俗台灣》中鳳姿的作品都被標上
「台灣總督府推薦」、「文部省推薦」等標題，「兒童作文」、「生活作文」的意義早被政 策走向所取代，反而附加了更多政治上的意義。從《台灣的少女》一書從東京出版的意 義更可看出當時總督府欲凸顯殖民地的國語教育成功，本島學童的國語程度已可與內地 學童比擬，呈現「內台融合」的美好表象；另一方面，因為地方文化振興論的關係，而 透過該書的內容，向內地介紹台灣，日本式的生活與態度將台灣的「國民性」傳達到內 地，藉以宣揚在大東亞共榮圈之下的「國民」典範。
從前面四章所探究的內容，很明顯的看出在日治時期兒童文化/文學推展中，「國語」
是最重要的媒介，而且在當時大部分的兒童文化工作者如西崗英夫、宮尾進、日高紅椿、
北原白秋等都贊成同化政策，並在這塊領域耕耘，除了以文學方式強調國語的重要，更 多的是如〈君之代少年〉這種愛國題材的作品，讓當時的學童透過語言來尋求身份的認 同，進而造就了更多的國語少年少女。
黃氏鳳姿的作品對於池田敏雄及《民俗台灣》的編輯群而言無疑是一個值得深掘的 寶庫，而她流暢的日文能力成為了日本政府宣傳國力的殖民地代言人，黃氏鳳姿的作品 對於現代的台灣文化而言是相當珍貴記錄，只是在日治時期的國策中，以戰力為最高考 量之下，雖然起初以「自由主義」的思潮進行，但在殖民地所推動的教育及兒童文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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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擔著以「國語」同化台灣人的使命之下，也逐漸走向了與統治者相同的道路，黃氏 鳳姿也在這樣的時局之下，以「台灣的少女」這樣代表性的人物登上了台、日文壇，但 在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的少女」，不只是在殖民地推展國語教育成功的樣板，也是殖民 地擴展「國民性」的最佳宣傳。因此這位被美譽為「台灣的豐田正子」、「天才文學少女」
的黃氏鳳姿雖然有極高的文學評價，但是在日治時期的戰時體制下，卻在國策下被定位 為國語寫手，取代了其作品中的文學性及民俗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