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赤鳥》的背景與兒童文學的風潮展現
第三節、 文學家的兒文創作內容—觀察性與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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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而有心創作的作品。明治維新後的變革促使日本本土兒童劇發展與教育制度的改變，
開始有以兒童為對象發行的叢書，或針對兒童演出撰寫的劇本。其中有日本文學家的著 作也有一般百姓或學童的投稿，這是一個以文化、文學為武器的時期，特別在培植兒童 到青少年期間的台灣人民對日本的認同感，除了生活中徹底的國語實踐之外，軟性的文 學、傳媒的耳濡目染，更是容易深植於殖民地人民的國族認同中，懷柔政策的文學影響 也是同化手段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一、文學雜誌刊物──作文與讀本
歷史上同一時間所書寫的文本，因作者皆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情境，因此，
彼此之間往往有許多共通處；同一個國家所書寫的文本也是如此。如果我 們知道一些歷史事件或某種文化的特徵，就可以有趣的看出書寫時間與地 點的關聯。51
這段話說明了國語教育語「同化政策」之間的關聯。《赤鳥》所掀起的兒童文學風 潮影響了教育界的走向。鈴木三重吉在 1920 年曾表示：「《赤鳥》的創刊讓在市面上如
《少年雜誌》、《婦人雜誌》以及報紙上所刊登的童話、童謠等造成大流行」。在親身體 驗這個時代的作家平野讓治也表示「兒童文學和《赤鳥》共同的百花齊放」，反應了當 時兒童文學的繁榮盛況。52因此，於 1921 年至 1923 年間，兒童文學雜誌創刊量激增，
於 1923 年總量約達八十種左右，這是由於當時社會上兒童文學的風行而造成使其的供 不應求的原因，同時也是因為《赤鳥》創刊時便提倡「克服封建的兒童文學觀，而創作
51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Perry Nodelman 著，劉鳳芯譯，台北市：天衛文化，2000 年，頁 143。
52 日本兒童文藝家協會編《兒童文學の展望》，角川書店，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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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關聯性，學藝會61中逐漸出現將相關課文與歌曲加以組合的例子62，1922 年 11 月 7 日臺南的安平公學校學藝會中出現以「兒童劇」為名的表演，這是「兒童劇」一詞首 度出現在《日日新報》，但表演內容不詳。63學校「歌唱劇」在《日日新報》第一次出現 的報導，是 1923 年 6 月 16、17 日苗栗公學校的始政紀念日學藝會，節目特別安排以兒 童歌唱劇為主。64
今村義夫在〈學校劇的效果〉65說：
近來臺南地方小公學校的學藝會以舉辦學校劇為核心蔚為流行。……以往 在臺南小公學校演出的學校劇的材料多取材自國語讀本和修身課的教材，
例如《開花爺爺》、《勝勝山》說來極單純，非以藝術趣味取勝的東西66。
伊賀隣太郎也指出：「兒童劇近來也在本島變成學藝會最受歡迎的節目，每個學校都可 看到演出。」67周婉窈在分析日治時期公學校第三期國語讀本時提出：「國語讀本中所呈 現的臺灣，是缺乏歷史的臺灣，……，我們只看到臺灣的『空間』樣式，而看不到它的
『時間』縱深，彷彿這是個沒有過去的社會」68。日本政府以教育為目的，試圖形塑台 灣學童的意識形態，讓學童無法在學校教育中了解台灣的傳統與歷史，因此當台灣學齡 兒童就讀國民學校的比例從 1920 年的 25.11%、到 1939 年超過 50%、1944 年的 71.1%，
61 1907 年 6 月 17 日始政紀念日結束不久後，嘉義小學（校）率先舉辦學藝會，內容包括
講話、彈奏風琴與唱歌等。這是從《日日新報》檢索到第一則有關學藝會的消息。「學藝會」是小、公 學校重要的年中行事，學童可以趁此機會將他們的學習成果展現給家長、來賓欣賞。
62 簡秀珍〈觀看、演練與實踐――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新式兒童戲劇〉，收錄於《戲劇學刊》第十五 期，2012 年 1 月，頁 7-48。
63《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17 日，日刊 3 版。
64《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11 日，日刊 7 版。
65今村義夫，《臺灣之社會觀》，臺北：實業之臺社臺南支局，1922 年。
66同上註，頁 242。
67伊賀隣太郎，〈關於兒童劇〉（兒童劇について）《臺灣教育》260，1923 年，頁 109-124。
68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臺北：允晨，2003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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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也代表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童在學校教育中所學習的道德涵養以日本國民精神為依歸。
在台灣推動校外兒童劇的如西岡英夫、日高紅椿均是推動講述童話、童謠創作的重 要人士，他們成立校外兒童藝術團體主要著眼於維繫殖民地日本兒童的文化教育，但欣 賞校外兒童藝術團體的演出或是參與練習活動都必須繳費，台灣學童的家長在未能體認 表演藝術的薰陶對孩子有何益處之前，不太可能付費也可能沒有能力付費讓孩童參與。
因而只有在「學校」以「教育」為目標的空間裡，舞蹈、音樂、戲劇等表演藝術的學習 才能名正言順的存在。
學校藉由結合音樂、國語、動作遊戲推動的兒童演劇，類型包括了童話劇、童謠劇、
歌唱劇等。就表演內容來看，臺灣學童能自學校演劇感受坪內逍遙所提倡的「天真、純 粹、自然，孩童為自身之故，能由孩童自己演出的兒童劇」70的時間並不長。隨著日本 軍國主義的高漲，1934年以後觀看的對象增添了陌生的官兵將士，1937年中、日開戰後 這種與出征軍人遺屬、傷患軍人相關的慰安學藝會越形普遍，似乎成為兒童理應履行的 義務，教育機構是國家機器的一環，身處其中自然無法例外。而校外的佛教團體、藝術 團體也被捲入這股潮流，或參加慰問活動，或演出能夠激發愛國精神的戲劇。
在成人讀者為主要對象的文學雜誌中刊有兒童文學相關作品，代表了當時由內地向 台灣傳播的兒童文學風潮的影響，由作家文人開始，進而影響到一般讀者或是教師，而 由教師的閱讀而對作品先進行篩選後介紹給學童們閱讀，由於教師在閱讀作品進行篩選 的同時，也主觀地過濾了作品，因此學童所閱讀到的作品是教師有意識挑選的文章，這 樣的狀況也進而影響了學生接觸內地或台灣讀者在兒童文學作品上的風格與範圍，尤其 小公學校教師大多都是日本人，這些日人教師也很明白自己在殖民地教育上的職責，因 此在選文上的主觀選擇影響了學童閱讀的方向，因此不論在閱讀或是寫作上，「教師」
在國語教育上的地位都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69簡秀真〈觀看、演練與實踐――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新式兒童戲劇〉，收錄於《戲劇學刊》第十五期，
2012 年 1 月，頁 7-48。
70冨田博之 1976：141。原引自坪內消遙著《童教育と演劇》（1923）。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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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過程中，翻閱當時所出版的雜誌很容易發現當時許多 耳熟能詳的作家對於兒童文學的創作也有不少貢獻，例如從《南音》的「台灣話文嘗試 欄」開始，郭秋生所輯錄的「童謠」正式揭開台灣新文學作家從事兒童文學寫作的序幕。
從賴和開始，總計有賴和、連溫卿、周定山、江肖梅、蔡秋桐、張我軍、朱點人、郭秋 生、李獻璋、楊松茂、楊雲萍、吳新榮、張深切、王詩琅、林越峰、莊松林、龍瑛宗、
黃得時、廖漢臣、巫永福、呂赫若、黃耀麟等人。71從這些作家作品中發現，實際上兒 童文學在日治時期的是相當活躍的。
除了台灣人主編的文學雜誌之外，由西川滿為首的台灣文藝家協會所屬的《文藝台 灣》更是幾乎囊括了所有在台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家，如窗道雄、池田敏雄、日高紅椿等 人的作品在該雜誌中時有所見，本文所論述的主角──台灣文學少女黃氏鳳姿的作品便 在《文藝台灣》中初次登場。《文藝台灣》創刊號刊載了池田敏雄《台灣的民間故事》72 與黃氏鳳姿〈年糕〉73 ，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卷第一號登載了內地文學天才少女 豐田正子與黃氏鳳姿的書信往來74。當時在內地的作文風潮主要是自由主義與「尊重兒 童」的新式教育影響所引發，重視兒童本身的自發性，影響了當時兒童教育界而掀起了 一股新風潮，例如比較明治期與大正期內地學童的作文便可清楚當中的差別：
〈夜半〉
夜將二更，細雨瀟瀟，雨滴瀝瀝有聲，如豆般的燈火邊與數名友人相聚，
講著過去，脫離當下，情味油然而生，閒愁就如同雨，與此時相合，沒有 一點邪念與一抹的俗塵
和歌山 賀那毛原四年 梅北光造
71 邱各容，《日治時期台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53。
72 《台灣の民話》頁 22-26，
73 《台灣のおもち》頁 26-27。
74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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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行，「國語」對日本的民族而言，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權利，因此戰時的日本強調日 語、日本精神以及日本文化象徵性的三位一體77，語言學家山田孝雄曾經這樣敘述「國 語」：
我們所認定的國語是大和民族的工具，帝國的核心，自古以來便被用來表 達他們的思想以及溝通。這視線在我使用的語言，同時無疑地也將是帶領 他們走向未來的語言。國語在大和民族中的發展成為共有的語言，簡單來 說應該是成為大日本帝國的標準語言。78
可見不只是對於殖民地，對於日本人本身而言，「國語」對於日本帝國的發展也是 相當重要的一環，如語言學家小泉保認為「國語」和「日本語」都具有政治性，他將國 語定義為「日本國家的語言」，日本語則是「日本民族的語言」，指出「國語」與國策有 著緊密的關聯性，，而日本語則不具有這樣的政治目的，而只是世界上眾多語言中的一 種而已，這也就像是修辭學家外山比滋古的對於這兩個名詞的探討結果，他指出在明治 初期便開始使用「國語」這個名詞，而「日本語」是在 1960 年中期對於「母語」的重 新重視之後才被頻繁的使用。79
因此，在豐田正子與黃氏鳳姿通信的年代，也正好是日本積極擴張帝國領土的時代，
因此，在豐田正子與黃氏鳳姿通信的年代，也正好是日本積極擴張帝國領土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