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無意識能力病人的基本權利與親屬決定權
第三節 從人性尊嚴的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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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個人意見都來得重要128。
然而，從兩個判決可以思考到另一個問題：國家嚴格保護病人的生命權，避 免遭受他人隨意侵害，反而可能使無意識能力的病人無法脫離人工延命的醫療設 施，原本已年老或不能治癒的病人，形成不能自然地結束生命的困境，同時，也 讓親屬繼續負擔沉重的照顧和心靈上的煎熬。我國學者顏厥安認為，如承認國家 有絕對的生命保護義務，禁止無意識能力者結束生命，必須也要考量到國家應有 照護其生命維持的負擔義務129；此外，我國也有其他論者贊同這個看法，進一步 說明無行為能力末期病人的病況，有時承受極大痛苦，加上喪失自我思考和認知 能力，應可視為「非人」的狀態，因此，國家實行末期病人生命的保護義務時，
應重視生命的實質內涵，其實質內涵應包括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重症病人物質上 的保障，除了給予國民醫療救治，尚須提供病人周全的生活照顧，不能將此等責 任推給病人的親屬，而精神上的生命保障，國家必須讓每一個國民生命具有人性 尊嚴的考量，如重症病人僅靠維生器延續生命現象、植物人等，應視為已喪失生 命內涵的實質精神130。
第三節 從人性尊嚴的角度思考
第一項 「人性尊嚴」的發展簡史131
「尊嚴」的概念具有豐富的哲學與歷史傳統。最早人性尊嚴被視為一種個人 的智慧，例如 Marcus Tullius Cicero ( 106-43 BC )，一位追隨雅典斯多葛(Stoics) 學 派 的羅馬人， 認為人 的 尊嚴具 備 「 特性 」 (characteristic) 和「基礎需求」
(requirement)，而這兩者都必須建立在人類理性上。進入中世紀基督教時期，人 的尊嚴源自於相信上帝在創造人類時，允許人類分享一些上帝神聖的理性和心靈 (might)，這種尊嚴來自於形而上的宗教概念，使人性尊嚴與社會和個人智慧脫 離。
至康德(Kant)，則將人性尊嚴與神聖性脫離。根據康德的論證，所有的人都
128 S. Halliday and L. Witteck, Decision-Making at The End-Of-Life and The Incompetent Patien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22 MEDLAW 533, 537-539 (2003).
129 顏厥安，同註 120，頁 41。
130 林書楷、林淳宏，從法律與醫學倫理的觀點論積極安樂死之合法化，興大法學，8 期，頁 139-141，
2010 年 11 月。
131 Nick Bostrom, Dignity and Enhancement, in 8 Human Dignity and Bioethics 173, 173-175 (Richard John Neuhaus ed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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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尊嚴，尊嚴是一種絕對價值，不能價格化或作為工具。人性尊嚴論證的基礎 在於人是理性和道德的行為主體(agent)。為了要尊重這個尊嚴，對自己死他人，
都不能將其是為工具和手段，避免減損我們的理性能力—如此則揭示了人類的自 身即是目的。
「人性尊嚴」一詞在十八、十九世紀並沒有在歐洲的憲法或宣言中被突顯，
反而是在 1919 年德國威瑪法憲法中出現，隨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受矚目；
1900-1945 年，有四個國家憲法寫入「人性尊嚴」，1945 到 1997 則超過三十七個 國家將它納入憲法；1945 年制定於聯合國憲章，1948 年也出現在世界人權宣言 中以及其它宣言、公約等。
在二次大戰後，紐倫堡審判提出了〈紐倫堡守則〉，‘人’作為研究實驗的 對象應該受到更高的倫理規範；隨後 1964 年，由世界醫學會制定出可以應用的
〈赫爾辛基宣言〉，它的基本原則就點出保障受試者的「尊嚴」132。70 年代貝爾 蒙報告書中，也提到對人尊重的三大訴求：對人性基本的尊重、人權的維護及對 受試者福祉的關心133。時至今日，「人性尊嚴」在生物醫學研究倫理規範和醫學 倫理中，用以支持告知後同意、保密義務等規範，甚至應用在安樂死、基因治療 等與‘人’相關的議題上，並同時是立憲國家的最高規範，法律的根本精神。「人 性尊嚴」的概念是跨足法律與醫療倫理的至上原則。
第二項 「人性尊嚴」作為法律概念與臨終死亡之關係
「尊嚴」概念的具體內涵確實充滿許多不確定性，特別是運用在實際的事件 時，常會出現不同的使用脈絡與意涵，有時候是具有相對性，因時空不同而有異，
有時又具有替代性，為了生命、安全或健康而可以隨意被取代等134，呈現一種抽 象概念的使用方式。Ruth Macklin 在 2005 年指出，「尊嚴」根本是無用的觀念，
實際使用在‘人’的醫療倫理原則，無外乎只有個人的自主同意。例如「尊嚴」
用於美國社會討論死亡過程的例子：1970 年代開始與死亡過程產生相關聯的討 論，用來表達「尊嚴死亡的權利」(The right to die with dignity)，這樣的發展迫使 美國制定相關法律，1976 年加州通過《自然死法》(Natural Death Act)提及病人 的尊嚴和隱私，立法者應該認定為成人有權利去立定醫療指示，指示他的醫生維 持或撤除臨終時的一切維持生命程序，從這個死亡程序的脈絡中，可以知道「尊
132 原條文：BASIC PRINCIPLES FOR ALL MEDICAL RESEARCH ─It is the duty of the physician in medical research to protect the life, health, privacy,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subject.
133 劉陽明，論人體試驗之國際規範：從傳統到後基因體的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30-31，2009 年。
134 史迪芬‧平克著，何建志譯，尊嚴之愚昧：保守派生命倫理學最新、最危險的計策，法律與 生命科學，3 期，頁 6-7，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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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不過是個人的「自主」(autonomy)權利而已135。
儘管「尊嚴」在社會文化的使用和生命倫理的實踐上，既抽象又可能被其它 原則所代替，但這並不代表「尊嚴」不具規範價值，或是對生命倫理與社會狀況 沒有任何作用。「尊嚴」一詞在各國法律規範或體制內仍是重要的上位原則，如 德國基本法第 1 項第 1 條將「人性尊嚴」明文規定於其中，即具備相當的規範功 能，在某些極端的侵害例子，如刑求、放逐等，國家應基於人性尊嚴，放棄國家 干預或防禦第三人侵害136。「人性尊嚴」作為一個法律的原則和概念，保障人之 所以為人的所有基本權利，型塑出身為‘人’應有的「尊嚴」對待，並未因為在 不同法治社會的運用，變得危險、浮動而無意義，反而更是在法治與法體系的運 作中豐富其意涵。國內亦有學者進一步解釋，「人性尊嚴」中立價值建立在「保 護內涵最小化與社會承認理論」，共同體的成員之間相互承認、尊重對方的自我 決定權，基於這個基礎，進一步導出國家保護義務與統整衝突137，經共同承認的
「人性尊嚴」價值和法治原則，在多元和變動社會情狀得以在法治體系裡討論和 解釋。
因此，「人性尊嚴」作為一個法律概念不只是至高的原則，也能應用在不同 關於‘人’的事務之中，與每個人臨終息息相關。例如「尊嚴死亡」的法律概念，
在我國法學論述又稱為「尊嚴死」(Death with Dignity)，雖各國使用或運用上有 所不同，但大體而言是指「對於沒有回復希望之末期病人，終止無益之延命醫療，
使其具有『人性尊嚴』以迎接自然死亡之措施」138其概念與「安樂死」有重疊之 處，如終止延續生命的醫療，不餵食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等，使病人自然死亡，
屬於消極不作為的安樂死；「尊嚴死亡」概念涵蓋的範圍也會因情況而有所不同，
如病人可能有無法形成自主決定的情形，無從得知其囑託或承諾，此時可藉由「尊 嚴死亡」來判斷病人的客觀利益，一般來自於減輕自身疼痛，有時甚至是牽涉到 家族、醫院、財政等的客觀利益139。
第三項 「人性尊嚴」觀點應用於無意識能力病人不施行、撤除或終 止心肺復甦或維生醫療的案例中
135 文中提到 1976 年《加州自然死法〉(California Natural Death Act)原文內容為 “In recognition of the dignity and privacy which patients have a right to expect, the Legislature hereby declares that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shall recognize the right of an adult person to make a written directive instructing his physician to withhold or withdraw life-sustaining procedures in the event of a terminal condition.’’節錄於 Ruth Macklin, Dignity is a Useless Concept , 327 BMJ 1419, 1419 (2003).
136 Michael Kloepfer，李震山譯，人的生命與尊嚴，載：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頁 110-111，2009 年 2 月。
137 蔡維音，人性尊嚴作為法概念之出路，法律與生命科學，3 期，頁 13、15，2009 年 7 月。
138 陳子平，尊嚴死(安樂死)初論，憲政時代，1 期，頁 55，1998 年 7 月。
139 同前註 138，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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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法庭 (Constitutional courts)經常建議，「尊嚴」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個 人自主，是不受國家干預的自由領域，以確保最小化國家干預個人財產、身體完 整性(bodily integrity)和隱私權的程度；美國最高法院基本上也是如此鞏固個人固 有的人性尊嚴(inherent human dignity)，在許多判決裡，法院並非評價特定人的尊 嚴，反而是聯繫內在人性尊嚴固有的自主權或決定能力，強調人性尊嚴須具備某 些程度的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s)。然而，尊嚴要能發揮強制力(coercion)的 實質作用，法院判決必須明確地說明尊嚴具體的規範為何，而其必然會隱含美國 社會文化的「社群主義」，用以解釋說明尊嚴的實質內涵，其中偏向個人主義、
自主權和國家最小干預的原則，具體化「尊嚴」應該包含什麼樣的價值觀，而遵 守這些價值觀也等於是一種個人的「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透過道德、政 治或法律上的規範，產生實質的強制力140。
如我們在之前探討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時所提到的 Cruzan 案，在該案 判決書的不同意見裡，Stevens 法官表達不贊同州保護生命的利益，可以完全凌 駕於 Cruzan 小姐受憲法所保障的身體完整性和選擇死亡的自由權利，他還清楚 提到：自由的概念是與身體的自由和自決緊密糾結，所以美國憲法正當程序條款 (Due Process Clause)排除身體上侵害的方式取得證據，這不僅是這種程序方法是 粗暴的，而是冒犯了人性尊嚴(offensive to human dignity)，同樣地，藉由憲法的 解釋也阻礙了有些州有意將絕育入罪的行為，這是因為婚姻與生育是基本的公民 權利；由此可知，人類身體的神聖性和個人隱私顯然是基本的自由，任何違反了 身體完整性(bodily integrity)的行為就是侵害了自由權利，而憲法保護人類的身體 必然離不開居住於其中的精神和心靈。Stevens 法官進一步指出：選擇死亡的權 利應考量當事人內心裡過去對生命的理解，而不是州對生命的定義141；「人性尊 嚴」的法律概念，是能夠具體地延伸出尊重身體完整性與個人隱私的自由權利，
如我們在之前探討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時所提到的 Cruzan 案，在該案 判決書的不同意見裡，Stevens 法官表達不贊同州保護生命的利益，可以完全凌 駕於 Cruzan 小姐受憲法所保障的身體完整性和選擇死亡的自由權利，他還清楚 提到：自由的概念是與身體的自由和自決緊密糾結，所以美國憲法正當程序條款 (Due Process Clause)排除身體上侵害的方式取得證據，這不僅是這種程序方法是 粗暴的，而是冒犯了人性尊嚴(offensive to human dignity)，同樣地，藉由憲法的 解釋也阻礙了有些州有意將絕育入罪的行為，這是因為婚姻與生育是基本的公民 權利；由此可知，人類身體的神聖性和個人隱私顯然是基本的自由，任何違反了 身體完整性(bodily integrity)的行為就是侵害了自由權利，而憲法保護人類的身體 必然離不開居住於其中的精神和心靈。Stevens 法官進一步指出：選擇死亡的權 利應考量當事人內心裡過去對生命的理解，而不是州對生命的定義141；「人性尊 嚴」的法律概念，是能夠具體地延伸出尊重身體完整性與個人隱私的自由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