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助人工作者

助人工作者是指受過專業訓練，透過助人關係與助人技巧之歷程，協助服務 對象提升能力達到個人成長的工作者。黃惠惠（2005）認為助人關係是指雙方一 同在關係中為其中一人解決困擾，使受助者能增進能力、有所成長。但是在整個 助人歷程中，有時最重要的並非目標的達成，而是在受助者困境徬徨、無助之的 狀態，藉由專業的技能，引導他們以客觀的角度重新詮釋自己與環境的關係，進 而願意採取有效行動來解決問題。

儘管助人工作者的類型分布廣泛且工作內容多有所重覆，不過國內外依然有 學者將助人工作者分類。E.L Cowen（1982）根據助人工作者不同的工作內容，將 助人者分為四個層級：第一級助人者以心理治療的專業提供助人服務為主，例如 諮商員、心理治療師、社會工作者；第二級助人者，除了擁有專業能力之外，還 能實際協助當事人處理問題，例如牙醫、醫生、律師、牧師、護士、警察、觀護 人、教師及父母親等；第三級助人者為人際關係中的助人者，例如在職場上的經 理、督導等；第四級助人者稱呼那些嘗試幫助身邊親友、同事，甚至為陌生人解 決問題的人。至於黃惠惠（2005）則是依循受過專業訓練與否，將助人工作者分 成專業助人者、半專業助人者及非專業助人者。其中，專業助人者為受過嚴格助 人專業教育的工作者，例如身心科醫師、臨床心理師、心理輔導員、社會工作人 員等；半專業助人者指那些以團隊的方式跟隨專業人員，或在其督導下工作的助 人者，例如醫療助理、輔導人員、觀護人等；非專業助人者指的是未接受正式的 助人專業訓練，但透過參加相關的講座或研習，了解該領域助人的工作內容及基 本概念等，例如教師的助理、諮商機構的接待人員等。

Noddings 認為關懷關係的營造，是透過關懷者及受關懷者情感交流而起，過 程中不僅被關懷者可以得到協助，關懷者也可以透過對方友善的回應及個人的反 思得到成長。此外，T. Skovholt 也提到，雖然助人工作者所從事的專業領域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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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是他們都會在關懷他人與照顧自我需求中取得一個平衡點（游玉文，

2018）。研究者認為要在兩者間找到平衡點並非易事，為此 G. Corey（2003）指出 專業助人工作者的人格特質尚需包含：對自己有足夠的認識，且時時尊重、欣賞 自己，並能選擇及經營自己的生活。此外，他也提出與 Noddings 相似的觀點，認 為助人工作者在提供服務時，需要透過真摯及誠實的態度關心他人的福祉，並且 在全神貫注提供服務中，找到助人的意義。儘管如此，Corey 還是認為在關懷他 人時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因此倘若在助人工作的過程中犯錯，助人工作者只要 勇於承擔並接受改變就可以了。

除了上述提到的特質，Corey 認為在工作中展現活力、幽默感，且重視多元 文化的影響、活在當下、維持健康的人際關係等，也都是專業助人工作者需要具 備的人格特質。此外，黃惠惠（2005）則是將專家們的看法綜合之後，提出有效 助人者的特質包括：1.對人關懷、有興趣；2.身心成熟；3.具有自我覺察的能力；

4.彈性的態度；5.敏銳的觀察力；6.真誠的態度；7.溝通能力；8.豐富的知識。

一、助人工作者的動機

李明晉（2017）提到成為助人者的動機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這不 僅關乎助人者個人成長和職業生涯的發展，也會影響到助人工作者是否能有效地 為別人提供幫助。Orlinsky 與 Ronnestad（2005）在心理師技能及專業成長的研究 中，調查了 3,577 位的心理諮詢師，其中有將近一半的諮詢師表示，他們成為心 理師的動機與自己的個人議題息息相關。

吳嘉振（2010）訪問了八位在非營利組織工作的社工員，發現受訪者從事社 工員的動機與大學教育及個人特質有關。當助人者在求學階段中，曾因為就讀社 會相關科系而接觸到社工領域的課程時，只要本身沒有排斥，未來在找工作時都 會留意助人類型的工作；此外，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個人特質與助人工作接近，因 此決定投入助人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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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a（1999/2006）指出一個人從事助人專業的工作，原因可以分為健康（正 向）或不健康（負向）的理由。例如，有些人是出於利他的心，想為他人的生活 或為社會做些改變而樂於助人；有些人則是因為在生活中受到其他助人者楷模的 影響而選擇從事助人專業；另外還有一些人認為助人工作與社會的文化價值一致，

且在工作的歷程中，可以經由與同儕的互動得到支持、成長，因此投身於助人行 列。不過，助人者也有可能是因為自己曾經歷過痛苦的歷程，所以激起想幫助他 人的心，或者是助人的歷程中，看見個案的生活有所改變時，激發工作的動力。

然而，Bugental（1965）提到助人工作者也有可能因為不健康的誘因而幫助別 人，如同 Sussman（1992）的研究：從心理諮商師的潛意識中探究了他們的心理 需求，會發現最常見的助人動機為「想要得到別人認可的願望」和「想要與別人 建立親密關係的願望」。助人工作者因為自己的需求，而透過與案主發展關懷關 係，解決個人過去未竟事物，以及將助人行為視為一種任務，在助人的過程中，

實現自己「拯救幻想或認為自己是建議忠告的智慧傳遞者」，都被稱之為負向的 助人動機。

不過雖然負向的助人動機，會影響助人者在工作中的成效，然而 Clara

（1999/2006）卻認為多數的人是基於健康與不健康誘因的混和從事助人工作，因 此正向和負向的助人動機是可以同時存在的。甚至助人動機中存在一些所謂「黑 暗的」動機也是正常的（Skovholt & Jennings, 2004），而了解助人動機不是為了去 分是非對錯，而是為了去更好地將它與諮詢的學習和工作相結合。

上述不同學者對助人工作者從事助人工作動機的分類，雖然與 Noddings 在 關懷倫理學中所提及的關懷動力有點相似，他們都是藉由個人內在的驅力或外在 的社會規範所做區分；然而，研究者認為關懷倫理學在探討關懷關係網絡中的關 懷行動時，是根植於感覺之上，因此相較於其他學者，Noddings 較為關注於關懷 動力對助人者情感層面的影響，為此她將關懷動力分為道德情感的初始動力-自 然關懷，以及回憶自然關懷以後所產生的回應-倫理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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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人關係中的助人方法

當一個人決定對他人提供協助並進而採取行動時，便產生了助人行為（管意 璇，2009）。儘管助人工作者的工作方法，會隨著不同的工作領域、工作區域有所 差異，然而近年來，助人專業共同朝向以增強權能的方法提供服務，期待在陪伴 案主的同時，可以使其看見自己的社會權力地位，並培養發展其公民能力（陶蕃 瀛，2004）。協助案主增強權能的過程中，Dubois 和 Miley（2002）指出增強權能 之實踐，需要助人工作者與受助者間關係平等且相互接納尊重，彼此如同關懷倫 理所談及的關懷者與被關懷者間的相對位置。此外，在助人關係中，助人者視服 務對象為有足夠能力行動的主體，且認為關懷的重點在於協助服務對象自身的成 長轉化的同時，助人工作者也可以從中獲得改變的可能。研究者認為，增強權能 的工作方法，如同 Noddings 在關懷倫理學中曾提及關懷者與受關懷者皆是關懷 關係中的主體，且在助人的歷程中，助人者與受助者的生命經驗皆可以有所改變。

陶蕃瀛（2004）還提到，增強權能取向的過程是動態、持續演化的發展歷程，

方法是透過對話、參與實踐及反身關照。過程中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所以當 面臨到生命困境時，代表著其背後正受到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為此，助人 工作者需要透過與受助者的交流，了解受助者個人的問題形成與情境脈絡，設身 處地的幫助受助者分析其個人問題。當助人工作者看見服務對象需要有管道取得 資源，並獲得機會嘗試解決問題時，助人者主動的提供陪伴、支持及肯定，緩解 受助者在面對人生困境時的焦慮感，使其願意再次嘗試解決問題從中成長。上述 陶蕃瀛所描述在助人關係中，助人者透過增強權能的方法協助案主面對人生困境，

研究者認為就如同 Noddings 在關懷倫理中表示的，關懷他人是一個動態的歷程，

且重點應著重於雙方如何在關懷關係中，透過對話、練習及肯定方法影響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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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人關係中的困境

助人的行為可以被界定為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探索個人情感或覺察生命後，

得以做出改變（E. Clara，1999/2006），雖然從結果論來看，這是一個美好的歷程，

然而其實在助人的過程中依然會有許多潛在的問題。鄭泓鎂、鄭麗芬、李明峰

（2018）整理了國內外助人工作者相關的研究，提出危機事件本身的張力、危機 妥善處理程度的壓力、助人者本身受到人身威脅的壓力以及助人者面臨死亡及挫 敗感而產生的專業耗竭等四種困境。此外，社區助人者在處理危機個案時，也可 能遭逢包含在工作初期因為對業務的不熟悉，或經驗的不足使得在工作中背負沉 重的壓力；當面臨國家政策及社福單位雙方對工作的期待有所落差時，助人者容 易遭受到內外的衝擊；在協助求生意志不高的案主時，助人者必須時時承擔因死

（2018）整理了國內外助人工作者相關的研究，提出危機事件本身的張力、危機 妥善處理程度的壓力、助人者本身受到人身威脅的壓力以及助人者面臨死亡及挫 敗感而產生的專業耗竭等四種困境。此外，社區助人者在處理危機個案時，也可 能遭逢包含在工作初期因為對業務的不熟悉，或經驗的不足使得在工作中背負沉 重的壓力；當面臨國家政策及社福單位雙方對工作的期待有所落差時，助人者容 易遭受到內外的衝擊；在協助求生意志不高的案主時，助人者必須時時承擔因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