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及重要性

第二節 研究背景及重要性 壹、愛滋病

在了解愛滋助人工作者之前，研究者認為需要先了解愛滋病的現況，以及愛 滋病在台灣社會脈絡下的發展，因此以下將藉由：愛滋病的基本知識及愛滋病在 台污名形塑兩個段落，讓讀者認識到愛滋病的正確資訊，及體認到愛滋病於台灣 的角色定位後，進而再深入了解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台灣的處境。

一、愛滋病的基本知識

愛滋病是從英文簡稱 AIDS 音譯而來，正式學名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是經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簡稱為愛滋病毒所引發。愛滋病毒會經由三種途 徑傳染：不安全性行為、血液及母子垂直傳染，當人體被愛滋病毒入侵後，它會 開始侵襲人體免疫系統內的 CD4 細胞（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使得人體的免 疫系統抵抗外來細菌、病毒和寄生蟲的能力減弱。不過，感染愛滋病毒並不表示 就是到達愛滋病的標準（江巧鈴，2008），所謂的愛滋病患是指人體的 CD4 細胞 因為受到了病毒的攻擊，造成數值低於 200（Cells/Mm³），使得免疫系統的力量已 經微弱到無法對抗各種伺機性感染因而發病；反之，如果人類體內雖然有愛滋病 毒，但是因為免疫力持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使得身體未曾發病，我們便稱 之為愛滋感染者（HIV 帶原者）。

對愛滋感染者來說，生病如臨大敵，因此他們必須比一般人更照顧、保養自 己的身體健康。隨著醫療的進步，全球醫療團隊不斷研發對抗愛滋病毒的藥物，

愛滋感染者從原本的「無藥可救」，到只能服用副作用極高的 AZT 藥物，再到 1995 年華裔美籍的何大一博士發明了雞尾酒療法，使得愛滋感染者可以經由與醫生的 討論後，選擇適合自己的組合式抗愛滋病毒藥物。而 2016 抗愛滋病毒的藥物，

也已發展到長效針劑的治療方式，愛滋感染者可以不再每天口服藥物，可以選擇 改採每四週到八週到醫院注射一次抗病毒藥物，藉此抵禦體內的愛滋病毒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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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愛滋防治的倡導成效，Prevention Access Campaign（2020）的共識聲明 建議透過「U=U」（即測不到病毒=不具傳染力）作為相關組織的主打文案。而 U=U 也已獲得科學研究的支持，例如在 2018 年第 22 屆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愛滋大會 裡，外國學者 Alison Rodg 於新聞發布會上公布 PARTNER2 的研究團隊延續 2014 年發表的 PARTNER1 研究，擴大招募參與者，從原本以異性相異伴侶為主的研 究對象，延伸至完全以同性相異伴侶為主的研究，前後兩項研究總共有 1488 對 相異伴侶參加，其中有 972 對為同性相異伴侶，516 對為異性相異伴侶，兩次研 究的結果都證實：「只要愛滋感染者穩定接受抗病毒療法，其血液中的病毒量若 持續六個月以上控制在測不到的狀態時，其傳播愛滋病毒的風險是可忽略，甚至 不存在的。」，兩次研究皆證實 U=U（Undetectable =Untransmittable）。

上述的治療發展與進步顯見愛滋病也隨著醫療的進步，擺脫了世紀黑死病的 稱號，進入了慢性疾病的一環。過去當民眾被診斷出感染愛滋病毒時，往往會陷 入無助、絕望的情緒，覺得自己隨時都有可能會離開人世，然而在醫療進步的年 代中，愛滋病毒可以經由規律的服用抗病毒藥物被穩定控制，使得愛滋感染者的 免疫力得以回升，在餘命不受到影響的情況下已可回復常規生活。

二、愛滋病在台污名的形塑歷程

疾病的定義自古除了醫學上的解釋之外，往往蘊含社會與文化意義。許多疾 病在剛開始發現卻病因不明時，由於其可能顛覆或挑戰社會上認為可接受的文化 常模，常被賦予神秘的傳說，或被加上如前述外來的、異己的標籤，此現象對愛 滋病尤為明顯（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2003）。

1984 年 12 月一位外籍醫師過境台北時，因病就醫而向台灣醫療人員坦承自 己罹患愛滋病，雖然於隔日離境，但卻造成社會大眾的恐慌。隔年 5 月，台灣首 度發現國人第一起愛滋病例，患者為男同性戀者，因此政府開始加強取締男娼，

要求全國各衛生單位協助男娼進行愛滋篩檢（黃道明，2012）。1987 年 5 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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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署首度舉辦愛滋感染者戴頭套出席記者會，向男同志呼籲勇於接受愛滋篩檢，

雖然是以公衛的立場提倡篩檢的意識，然而卻因為不當的安排具象化了大眾對於 愛滋感染者的污名。

E. Goffman 將「污名」（stigma）指為某種不尋常的身體特徵，經由社會建構 的標籤代表個人在道德上的瑕疵，並隨著不同的時空有所改變。為此 Goffman 認 為，分析污名的關鍵在於其背後所隱藏的觀點，而非被分類受歧視或正常的個人

（劉紹華，2013）。一個國家介入治理的方法及過程，會反映出規劃者自身對愛 滋歧視的概念（Parker & Aggleton ,2003），A. Kleinman 與 A. Kleinman 認為社會介 入計畫，讓介入本身變成一種錯誤的行為，就像因治療而引起其他病症一樣，原 本應該要改善問題的措施，反而導致更多問題（轉引自劉紹華，2013）。而台灣早 年對愛滋感染者的處遇計畫，正呈現出國家以公衛政策的方式，形塑社會大眾腦 海中對愛滋感染者的圖像，使得愛滋感染者被認定為不值得幫助的一群人，使其 因此失去社會支持、再次暴露於高風險之中。

1990 年台灣公布施行〈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立法者對於感染者 雖然有「隱私權」的保障，但並未考慮到感染者可能受到歧視的社會處境。該法 規以防堵病毒為核心考量（羅士翔，2010），將感染者作為意圖傳染他人的準嫌 疑犯看待，明定愛滋感染者需要追蹤調查、強制隔離、強制免費治療等處置。隔 年，前衛生署署長張博雅以道德口吻告誡全民警惕愛滋病，並於任內印製三百萬 張印有「一旦得病，除了不幸跟被迫感染之外，如為自作者，將會失去尊嚴，活 的痛苦死的難堪又難看。」G. Green 與 E. Sobo 指出當國家介入了愛滋治理時，

計畫制定者與執行者可能不斷的複製，甚至創造負面的社會意義（轉引自劉紹華，

2013）。歧視性的文宣，雖然可以快速的讓民眾對愛滋並提高警覺，但同時也導 致他們過度警戒及對愛滋感染者產生敵意。

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愛滋的疫情較為緩和，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較少有 機會接觸到愛滋感染者，所以對於愛滋病資訊的認識多依靠媒體提供（徐美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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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芸、張皓傑、賴奕帆、林佳韻，2006）。我國學者徐美苓（2001）的研究指出 當愛滋出現在台灣的早期年代中，媒體關於愛滋的訊息大多是由政府或醫療單位 提供，且內容多以政策防治及宣導為主，反觀與愛滋感染者為中心的新聞則少之 又少。當大眾媒體長期的傳達有關愛滋病的二手資訊時，漸漸的建構了人們腦中 對愛滋病的圖像，形塑了這些未曾親眼看過、經歷過愛滋病的閱聽者，認為愛滋 病毒的迅速蔓延很可怕，以至於愛滋感染者受到社會大眾的排擠與歧視。

人類學家景軍提到愛滋污名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現象（轉引自劉紹華，2013）， 因此社會大眾對愛滋感染者的偏見，除了受到國家政策制定者或代理人的影響，

也有一部份是導因於當地媒體對於愛滋帶原者和病患的加罪化。大眾傳播媒體一 方面提供民眾愛滋病相關的知識，另一方面卻也透過特定圖像的呈現，成為烙印 化的增強者。Pryor 和 Reede（1993）指出，愛滋感染者的圖像在社會大眾腦海中 並非中性，而是與提到愛滋病時，湧現的各種想法、情感有關，而這些想法和感 受，大多來自於媒體的渲染，而非民眾的親身經歷。徐美苓和吳翠松（2003）分析 了 1984 年 12 月到 1999 年底新聞對愛滋病的報導，探討主流媒體是如何建構社 會大眾腦海的愛滋病圖像，他們發現早期的報章雜誌，多以外籍人士、同性戀及 靜脈注射毒癮者來凸顯愛滋感染者的身分，使得在保守的年代中民眾在獲得愛滋 病相關資訊的同時，腦海中會連結到「負面」想法、感受。

儘管醫療及公衛體系強調愛滋病為複雜的健康議題，需要透過長期的宣導與 促進，才能有效的讓民眾了解正確的資訊；然而在傳播媒體的觀點下，只有短暫、

具衝突性或不尋常的內容，才會呈現於新聞媒體中。因此，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 愛滋感染者，便再次被貼上一層厚厚的標籤。另外，儘管政府的確想要再次藉由 大眾媒體讓民眾接受愛滋感染者，但 S. Hays 追朔了愛滋病的發展史與西方世界 的反應，發現想要消除民眾腦海中的愛滋病負面意象，比醫療進步的速度來的更 加緩慢（轉引自劉紹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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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國家政策制定及大眾傳媒獲得愛滋病的資訊，社會大眾接觸愛滋病 信息的另一個管道為學校的愛滋病防治宣導。教育部於 2006 年起開始辦理「愛 滋防治宣導入校」計畫，宣導學生正確認識愛滋病，藉由接納及關懷，去除對愛 滋感染者的污名及歧視。晏涵文、劉潔心、李思賢、馮嘉玉（2009）指出教育部 2008 年學校性教育成果調查發現，經過兩年的宣導，學生在知識層面上有正確的 認知，然在愛滋病態度上，顯示若回歸實際生活層面，多數高中職學生對於與愛 滋感染者共同生活的安全性仍心有疑慮，反映了學校性傳染病防治教育多強調知 識層面，忽略了價值澄清、態度培養與生活技能養成，青少年即使了解愛滋病的 傳染途徑，仍會對該疾病產生污名化的恐懼甚至對感染者產生排斥行為。

柯乃熒（2017）指出污名是助長愛滋的罪魁禍首，社會大眾對於愛滋病的錯

柯乃熒（2017）指出污名是助長愛滋的罪魁禍首，社會大眾對於愛滋病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