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懷德堂的儒學主張與實踐
第一節 懷德堂的「義利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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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懷德堂的儒學主張與實踐
在上一章已洞悉近世大坂的儒與商的互動與融合，無論儒者或商人，他們都 是屬於町人階級的人，因此在近世日本社會制度之下，他們原則上不可能進入「士」
階層。然而，懷德堂的儒者向町人大力推動儒學，商人也積極地吸收儒學，以儒 家思想來肯定商人的存在價值，成為町人學者。本論文最後一章，超越儒者或町 人的區分，做綜合討論，更能清楚看出懷德堂儒與商融合的結果，懷德堂學者在 日本近世大坂町人社會裡，如何呈現其儒學精神。
職是，以下將在第一節檢討懷德堂的「義利之辨」，說明懷德堂學者對儒家
「義」與「利」命題的看法。接著，第二節針對懷德堂的學說特色進行分析，懷 德堂位處大坂魚龍混雜、牛驥同皂之地，容易受到町人社會的影響而形成獨特的 學說，最後第三節探討懷德堂學者的儒學實踐，在近世日本封建制度的限制之下，
如何躬行儒道。
第一節 懷德堂的「義利之辨」
「義利之辨」是儒家重要命題，儒家大致認為義與利基本上互不相容，宋代 大儒朱熹與陸九淵，雖然二人學說截然不同，但這一點則是一致的。然而，余英 時曾指出十六世紀以後，「義利」的觀念開始變化，逐漸形成了脫離「義利離」
而提倡「義利合」的思潮，說明士商互動與儒學的轉向的關係。413那麼，日本近 世大坂儒與商互動之下，對「義利之辨」產生什麼樣的詮釋？其特色又如何？筆 者將探討懷德堂的學者之說法，裨益於理解懷德堂的儒學主張。
三宅石庵為了紀念官許，舉辦一場解釋孔、孟第一章的演講，即〈論孟首章 講義〉，其中倡明：
「利」本來是寶義，但是「圖利」是利慾之利，而自私。仁義者不圖利，
即可得利。414
又說：
413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頁 205-211。
414 三宅石庵：〈論孟首章講義〉，收入西村時彥編：《懷德堂遺書．懷德堂五種》，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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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本來是人人皆具備的本心，「利慾」則是後來培養出來的人心，……
於是一半思念義理，另一半相思利慾，且人容易被利慾所迷惘，難以回復 義理。是故，必要以仁義之心勝過於利慾之念。415
如上可知，石庵所說之「仁義」是人的本性，盡力以仁義做生意，即可以得「利」。
他向商人解釋正當之「利」的根源。416同時他也提醒，人不容易保持仁義，如變 成利慾之徒，之後很難恢復本性。於是必須以學問來堅持仁義，強調商人學習的 重要性。
中井甃庵將商人與武士進行比較，說：
從上層武士到下層武士，皆當家臣食祿，這豈不可謂賤哉？417
又道：
士治、民耕、工作，商換，皆有其功夫。盡力其功，即可得利。418
中井竹山肯定商人得利的脈絡與父親相似：
商人得利，則是士人知行、農民作德也。皆是義，而不是利。不分此位貪 利，便是利欲。這是陷入邪惡之道，亦是背叛義之行為，將商家視為以利 欲為要緊者，是極大錯誤。419
他們都主張四民皆是為自身之職業而生，將武士的俸祿、商人的利潤，視為同樣 得利的行為，因此商人賺錢即是義，而不是利，並呼籲商人遵守自己的本分，切 莫淪為金錢奴隸。由此可知，石庵以仁義來說明商人得利的正當性，甃庵與竹山 則是以比較四民的生活方式，主張商人與其他身份都是以得利為生，肯定商人求 利的意義。420竹山進而對義利表達自己的看法，云：
師（竹山）曰：「雖然以往的一對皆是如此，卻不該以利害為一對。……
利的對象是義也。見利，即可見義。於是，該以義利為一對。孔子云：『見 得思義』，孟子云『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見得則是利也。此時，不
415 三宅石庵：〈論孟首章講義〉，收入西村時彥編：《懷德堂遺書．懷德堂五種》，頁 10-11。為了 方便說明石庵的看法，筆者將原文的順序加以調整。
416 藤井定義：《懷德堂と經濟思想》，頁 34。
417 中井甃庵：《とはずがたり》，收入日本随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 3 期第 3 卷，頁 461。
418 中井甃庵：《とはずがたり》，頁 461。
419 中井竹山：《蒙養篇》，收入西村時彥編：《懷德堂遺書．懷德堂五種》，頁 2-3。
420 藤井定義：《懷德堂と經濟思想》，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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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義，即利令智昏。不曰仁義，則曰利，亦拘泥利。由之，利的對象該是 義。以利害為一對的人，總是逃害而追利。一切的利，為自己用則是凶，
為他人用則是吉。好好享受此涵義。」421
他認為義、利為一組不衝突的概念，加上他提出「為自己用則是凶，為他人用則 是吉」，可見他所謂「利」之內涵，已超越對商人個人牟利之肯定，而擴展到以
「義」（他利）為對象的「利」。這樣對「利」字的解釋，竹山的老師五井蘭洲 也提出：
或問：儒者鄙功利，功利何故鄙之？余對曰：魏曹操令曰：「或不仁不孝，
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也。」夫不仁不孝，刑之所加 也。今不啻不刑，乃欲舉而置上位，彼豈不識不仁不孝之可懲耶，亦唯貪 功與利耳。若孝子仁人，而有功於國，有利於人也，亦鄙之。422
他引用曹操的說法，主張大家各得其所，對國家有貢獻，即可「有利於人」，呼 應竹山所提出的他利為對象的「利」。
竹山的學生草間直方，曾讚美過大坂商人的「義氣」，即是「財富分配，為 自他的幸福做生意」，這也符合懷德堂提倡的「利他」之「利」的概念。經商的 學者直方更具體說明：
《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又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 之何矣。」這意味財富是天下家國之至寶，斟酌民眾之動力在於之，然而 若不以其眾之道，民眾則不得其利，反而叛逆之意生於之，即是孔子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也。……天為太陽升降，配感地而凝形，故萬物之 利出生於下，其他無處可以出生。譬如，一粒之種、萬鍾之粟，放在府庫 中最後不可增殖，必須委託土地，不然無倍生之理。以是古者聖人，皆遍 布利到下，是貨殖之要本也。423
他將財富視為國家的至寶，又是關照民眾的來源，非常注重利民。這是因為他認 為民眾是萬物之利的根源，若不善待衣食父母，國家就容易災連禍結，於是主張 以「均天下之富」為貨殖的原則。
竹山的弟弟中井履軒，在其著作中對《孟子逢原．梁惠王一》「未有仁而遺
421 山片蟠桃：《夢ノ代》，收入水田紀久、有坂隆道校注，《富永仲基 山片蟠桃》，《日本思想大 系 第 43 卷，頁 431。
422 五井蘭洲：《瑣語》下，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 1 卷，頁 36。
423 草間直方：《三貨圖彙．附錄卷之九》，收入瀧本誠一編纂：《日本經濟大典》第 40 卷，頁 437-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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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加以解釋：
不遺親，不後君，此國順治而無篡弒之患而已。未可指此為厚利，註此不 當題利字。且經文明分義利為二物，註乃隱然欲合之，何也？若夫《易》
「元亨利貞」，利者義之和，所指自別。故文同而義異。利不與義對者，
其過小，與義對者，其咎乃大。故此章利與義對者，與孔子罕言之利，大 異。424
對履軒而言，「利」字的概念便是「利不與義對者，其過小，與義對者，其咎乃 大」。他特別注意到「利」與正當的道理衝突的時候，才會產生巨大的問題，因 此，若「利」不與正當的道理產生衝突，「利」本身不會造成問題。他提出《易 經》中的「元亨利貞」，這與五井持軒曾提出「《易經》中符合的道，才可謂「利」
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履軒接著對「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進行 說明：
程說：「君子未嘗不欲利」，是謀利之大者，君子豈其然哉。又言：「專 以利為心，則有害」，夫利心既離於仁義，便有害，何問其專不。又言：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如此以利心行仁義也，而可乎，其謬生於 混同利貞義和罕言之利也。425
他認為「利」字有不同的脈絡，既有「義」與「利」分別之「利」，又有「義」
合為一體之「利」，但他主張「以利心行仁義，而可乎」，便可說明他強調「利」
必須符合正當的道理。
山片蟠桃具有較強的「抑商觀」。雖然從他的學說中，可以看到他的商人意 識十分強烈，但相較於乃師，蟠桃卻更主張「抑商重農」，其言：
夫農民者，國家的根本也，人民之主也。不可能沒農民，而可以無工商。……
工商使人民奢侈，必須禁止奢侈。……應該更增加農民，更減少工商，又 禁止農民變成工商。這是富國的要法。426
若與上文並舉，他說的話，是否有些矛盾？擁有強烈商人意識的蟠桃，竟然主張 如此抑商的說法，不免令人產生疑竇。然而，雖然他主張禁奢，認為應當減少商 人而增加農民，但這樣的觀點，至多只是「抑商」而非「賤商」。之所以肯定商 人之存在，卻又希望抑制商人之發展，是因為蟠桃乃立足於國家的視角。是故，
424 中井履軒：《孟子逢原》，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注釋全書》孟子部二（東京：東洋 圖書刊行會，1925），頁 13-14。此書原文為漢文。
425 中井履軒：《孟子逢原》，頁 14- 15。
426 山片蟠桃：《夢の代》，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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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因禁奢而抑商」的言論，並不意味著蟠桃否定商人存在的價值，而是依據 當時社會現況，提出為政者必須關注的問題。從蟠桃的言論中，可以發現他的確 是誠懇地面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思考改善社會的具體方法。
由此可知，懷德堂儒者的「義利之辨」，起初以「義」來說明求利的正當性，
同時主張義、利並未對立為「利」之定義，肯定商人求利的行為，主張商人與其 他三民的職業皆有意義。他們認為各個階層要遵守本分得利，不可以個人私欲而 貪圖不義之財，如：石庵肯定商人逐利、甃庵提倡四民職業價值平等。之後他們 逐漸從關注商人內部問題突破，開始向外關懷社會，如：竹山將「利」的基本定 義改為「利他」（義）；履軒提倡《易經》中的符合「道」才可謂「利」的概念；
同時主張義、利並未對立為「利」之定義，肯定商人求利的行為，主張商人與其 他三民的職業皆有意義。他們認為各個階層要遵守本分得利，不可以個人私欲而 貪圖不義之財，如：石庵肯定商人逐利、甃庵提倡四民職業價值平等。之後他們 逐漸從關注商人內部問題突破，開始向外關懷社會，如：竹山將「利」的基本定 義改為「利他」（義）；履軒提倡《易經》中的符合「道」才可謂「利」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