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

組織的技術不只包含用以執行工作的設備、機器及工具，也包含員工的技能與 知識（Scott, 2003:231）。技術會影響組織結構，而技術的改變及技術的複雜度，可 能將影響組織之間的交流與交易型態。而在開放系統下，技術與社會網絡、體制等 因素會產生交互影響，進而決定了組織或產業的結構。

最早指出技術與組織結構相關的是Woodward（1958），他以英國小型製造業為 研究對象，將這些製造公司的生產方式分成三類：小批量生產（unit production）、

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連續生產（process production），提出技術及結構是否 配適（fit）會影響組織效率。Thompson（1967）以另一種分類方式，將技術分成長 連結技術（long-linked technology）、中介技術（mediating technology）以及密集技術

（intensive technology），他雖未明確指出那類技術應配適那種組織結構，但認為要 降低不確定性，長連結技術可採取垂直整合模式，以增加對投入資源或產出的控制，

此與Williamson（1975）的概念相互呼應。

然而，社會學者Barley（1986）對技術與結構的配適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提出 一個問題：為何相同技術下，仍存在許多不同的組織結構，以及在相同結構下，卻 有著非常不同的技術？因此他認為技術與結構的連結可能會受到社會動態（social dynamics）及人的行動（human action）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亦即宏觀社會

（macrosocial）與微觀社會（microsocial）的糾纏（entwine）。接著他又以更廣泛的 角度提出技術與組織社會網絡的相互影響（Barley, 1990）。Burt（1992）也有某些類 似的看法，他從產業網絡的角度，認為生產製程、技術的特性以及體制環境的作用 下，會制約了個別廠商的談判能力，進而影響了網絡的特性。此外 Rosenkopf and Tushman（1994）則認為組織引進新的技術，同時也被當時新技術的極限所限制，

也就是說，組織和技術會交互影響。技術及體制因素也會影響了新組織形式的興起

（Ruef, 2000），廣義而言，產業的興起也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的形成。由上述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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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可知道，技術會與社會網絡、體制等因素交互影響，進而決定了組織或產業的結 構。

技術的改變對產業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Schumpeter（1942）曾提出「創造性 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指的是不斷地破壞舊的並創造新的技術，是一種質 變的過程，此會引發一段期間技術的動蕩，直到「主流設計（dominant design）」的 出現，此時產品層次的標準出現，技術動蕩期間將告一段落（Tushman & Anderson, 1986；Hung, 2004）。此種技術的動蕩將使得廠商無法掌控技術，技術即處在不確定 的情況，直到主流設計出現，產品標準形成，此時技術已成熟且易於取得，即代表 技術處在確定的情況。再者，技術改變大致又可分為產品技術與製程技術的改變，

以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或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s)為長 的台灣廠商大都在製程技術改進上努力，對OEM/ODM 廠商而言，不僅要面對製程 技術動蕩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外，還有因技術進展速度與製程配合所造成接單的不確 定性，本文把這些都定義為技術的不確定性。當技術不確定性高時，產業環境將變 得高度混亂與不確定，買賣雙方在技術上須更密集的溝通（Darr & Talmud, 2003），

此時將影響組織價值鏈之治理可能朝向層級或網絡模式；反之，則可能趨向市場模 式，顯現技術確定性將影響組織價值鏈之治理。此外，技術應用層面廣泛的程度也 會影響技術複雜度，當技術複雜性高時將增加整合的難度，因此技術複雜度也是影 響組織價值鏈治理的因素。

另一方面，在技術推進的過程中，有些廠商是技術先進者（first-mover），有些 則為技術後進者（late-mover），前者指創造新技術並將其成功商業化者（Zahra, Nash,

& Bickford, 1995）；而後者則為新技術的追隨者。技術先進者透過持續在技術上的 領導地位而佔有優勢，其優勢來源可能是透過學習或經驗曲線產生持續的成本優 勢、研發績效或專利取得等。然而先進者也可能有以下劣勢：1.後進者「搭便車」

的效果（free-rider effect），因模仿的成本遠低於創新的成本；2.技術或市場不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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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早期進入者面對較高的風險；3.技術或顧客需求的移轉，先進者不易察覺；

4.現存者的慣性（incumbent inertia），不易回應環境改變或競爭威脅（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本文認為台灣高科技產業是技術後進者，因為關鍵技術主要來 自國外授權或追隨國際標準，且大部分企業定位在OEM 或 ODM。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技術會影響組織與產業結構。技術的不確定性將影響組織 之間密集溝通的需求，而技術複雜度則將影響組織整合的困難度，這些將進一步影 響組織價值鏈之治理。而技術落後的台灣企業，對技術的需求與掌控也不同於國際 上的技術先進者，西方對技術影響治理模式的推論，不見得適合解釋技術後進之台 灣廠商的行為。因此本文認為在技術確定與不確定、技術複雜度高與低、技術先進 與後進的不同情境下，台灣產業上下游組織價值鏈之治理將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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