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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理論建構

第一節 社會關係

第一節 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

過去許多研究都認為社會關係是華人企業重要的企業資本(陳介玄,1994;劉 仁傑,1999;Kao, 1996)。Coleman(1988)將企業資本分成三類,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以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而 Burt(1992)

也有類似的主張,進一步將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名為財務資本(financial capital)。人力資本與財務資本代表人與錢這兩項企業重要的資源,至於社會資本 Burt(1992:9)定義為:「透過朋友、同僚,以及更多其他日常接觸到的人而得到機 會來使用財務及人力資本」,因此社會資本會影響財務資本及人力資本的累積。Adler and Kwon(2002)進一步將過去各學者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再分類成:外部連帶

(external tie)、內部連帶(internal tie)以及兼具二者(both)。外部連帶是一種橋樑

(bridge)的概念,內部連帶則是一種連結(bonding),他們認為外部連帶與內部連 帶並不衝突,可結合運用。強調外部連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Burt,他認為組織或個 人站在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可以取得更多樣化的知識及資訊,而得到更多的利 益,結構洞係指兩個接觸點間沒有重疊的關係,亦即站在結構洞上將可取得不重複 的信息(Burt, 1992)。另一方面,主張內部連帶的 Coleman 則傾向建立密切及凝聚 力強的連結,促使信任的產生,防止投機主義(Coleman, 1988)。綜合上述二位學 者的看法,Reagans and McEvily(2003)則認為網絡結構應包括內部連帶--凝聚力

(cohesion),以及外部連帶--範圍(range)。

前述的外部連帶即類似Granovetter 所提之弱連帶(weak tie),其將形成較不緊 密的網絡;內部連帶則是一種強連帶(strong tie),其將形成較緊密的網絡(Granovetter, 1973)。事實上,企業應建立弱連帶以取得更多樣資源,或者建立強連帶以防止投機 主義,端視企業與所處的社會在何種情境上,且仍須考慮管理這些社會資本的成本。

然而在現今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趨勢下,人際關係漸趨淡薄,如何建立強連帶可能會 是愈來愈嚴苛的任務,另一方面,隨著資訊電子化的發展,使得交易資訊更為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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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希望透過強連帶的信任關係以防止投機主義的需求可能降低,反而透過正式化 的資訊平台與契約關係來維繫穩定的交易關係更為普遍,或許企業對建立強連帶的 需求也已逐漸降低。

社會資本所談的範圍很廣泛,但對華人企業而言,最重要的仍在社會關係,因 此 本 研 究 把 焦 點 放 在 這 裡 。 不 滿 於 經 濟 學 者 把 人 類 行 為 低 度 社 會 化

(undersocialize),同時也不同意社會學者把人類行為過度社會化(oversocialize),

Granovetter(1985)提出人們的經濟行為是鑲嵌(embedded)在他所處的社會關係中,

亦即人們的經濟行為會受到當下社會關係的制約。Uzzi 及 Lancaster 實證研究紡織、

銀行、法律等行業,驗證了Granovetter 的鑲嵌理論(Uzzi, 1999;Uzzi & Lancaster, 2004)。早期有關台灣產業的研究也符合 Granovetter 的理論,許多學者發現在以中 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下,家族與人際網絡對台灣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陳介玄,

1994;劉仁傑,1999;Kao, 1996;Kraemer et al., 1996;Ernst, 2000)。Hamilton(1996)

則認為這是因為財產繼承權的平分制度,使得許多企業在設立時會以多個事業為開 端,以便於將來兒子們的繼承及分家,這樣特性形成了透過親屬連帶相互支持的網 絡模式。陳介玄(1994)更進一步說明這些中小企業社會關係的深層內涵,他認為

「擬似家族團體連帶」是一種「形式連帶」;而「實質連帶」則是「情感與利益加權 關係」,即人情倫理關係加上工具利害關係。陳介玄(1994:244)書中一段話最能 真切反應情感加利益的社會關係--「…在商言商,利益還是關鍵,只是有了一層關 係之後,就多了一些可預測性及確定性的籌碼,這或許是中國人的另一種形式理 性」。此類的社會關係本論文將它定義為「傳統人情關係」,在許多中小企業為主的 傳統產業以及早期的 PC 產業普遍為企業所運用,它們透過家族、親友、小地域範 圍的人際關係,組織一個彈性、快速反應的網絡生產結構,以與國際大廠競爭,此 傳統人情關係對台灣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然而,當台灣進入到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後,必須吸納必要的技術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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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以因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遷,網絡內的社會關係轉而強調專業領域的連帶,如 同學、同事、同業(陳東升,2003),這樣的社會關係內涵,已不同於過去傳統產業 所強調家族、小地理範圍的人情關係。再者;當台灣產業及資本更趨向全球化發展 後,傳統依賴個人信任的人情關係及專業人際關係,其影響力似乎更加式微;我們 可以從以下的研究得到證實。熊欣華、于卓民與司徒達賢(2004)對台灣資訊電子 業的實證研究發現「個人關係網絡」對策略聯盟合作的信心是一個無效的機制,破 除了華人社會中人際關係必然有效的迷思。瞿宛文與安士敦(2003)也認為台灣產 業內的供應鏈關係是保持「市場關係」(註 9),中立性的交易遠超過代工、加工或 在信任下的採購。同為華人社會的香港實證資料也顯示,家族連結的強度已不如傳 統儒家社會,這顯現出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傳統社會網絡的式微(Chow &

Ng, 2004);即使是更講人情關係的中國大陸,在城市的工業經濟體系裡,傳統社會 關係的重要性也逐漸降低中(Guthrie, 1998)。事實上,華人企業在融入世界經濟體 系過程的一個重要工作,是要建立「非個人」的信任(impersonal trust)(Shapiro, 1987),企業與企業之間所建立之「非個人」的企業關係網絡即是此信任關係的一種。

本研究認為過去人際關係對台灣企業的運作相當重要,尤其中小型企業透過親 友等社會關係以及小地理範圍的緊密連結,籌措創業及發展資金(陳介玄,1995),

以及透過生產協力網絡在國際上競爭(陳介玄,1994;劉仁傑,1999;Kraemer et al., 1996;Ernst, 2000)。然而隨著產業與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台灣企業在融入世界經 濟體系過程中,正在進行與全球制度的鑲嵌,過去許多研究所強調的華人企業重視 人情關係,可能也隨著全球化的趨勢而有所變化,且社會關係的內涵及其轉變也會 顯現在組織價值鏈治理的變化上,特別是在網絡模式的內涵上。而有關組織價值鏈 治理及其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將在後面章節陸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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