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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研究、政治經濟結構分析、符號敘事、或批判理論取徑，將人類視為使用技術的 唯一施為者。本研究藉由物質性和拼裝體概念，描繪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在日常生活 中會深受到物質元素影響，改變人們使用自我追蹤實踐經驗。下面兩節，我首先回顧 傳播媒介研究與 STS 融合的可能研究取徑，進而提出本研究的立論：技術物的物質性 與拼裝體，在自我追蹤實踐之中，影響著使用者的使用經驗與數據化過程。
第二節、技術物與物質性
（一）、媒介研究中的物質取徑
從傳播研究發展而論，美國傳播研究向來偏向於訊息傳遞過程與媒介效果，例 如研究者會從新聞報導、電視新聞或是廣告文本之內，探究媒體影響效果和閱聽人的 接收分析效果（Lievrouw, 2014）。以英國的文化研究為主的歐陸媒介研究，一方面從 批判角度探究宰制與抵抗意識形態、社會階層與政經權力影響媒體再現，另一方面從 日常生活脈絡著手，討論閱聽人如何挪用與消費媒介技術。整體而言，這些研究過於 強調文本、產制和閱聽人面向，著重在傳播的內容生產與閱聽人接收，或是媒介技術 的生產與消費層面，鮮少論及媒體科技的形式與「物質」中介其中，以及物所扮演的 角色（Moats, 2017）。
相對於主流媒介研究傳統，Harold Innis 和 Friedrich A. Kittler 等人關注於傳播的 物質面向。譬如Innis 在提出「傳播偏向」（bias of communication）概念時候，試圖論 證媒介物質具有時間與空間的因素，影響知識的傳遞。譬如石塊是笨重難以搬運的物 體，但基於其材質耐久，石塊刻印的文字可以保存很久，因此時間偏向的文明比較重 視時間延續性，經常偏向倡導宗教而忽略行政和法律。反之，莎草紙和紙張屬於不耐 久或輕薄的媒介，因此使用這類媒介有利於空間移動，促進行政與交易目的。Innis
（1972）認為，「傳播偏向」可能影響著帝國與文明的興衰，以空間偏向媒介為主的 文明，有利於中央集權的龐大帝國，但不利於長久維持政權；時間偏向的媒介之使用，
有利於統治時間較長、等級森嚴、絕對王權和國土面積較小的國家。
德國文化技術學派，Friedrich Kittler （1999）則以留聲機、打字機和膠卷等實 質的媒介物質為例，因而成為媒介物質（media materialism）的先驅者（Gane, 2005）。
他試圖從技術先行與言說裝置（discursive apparatus）框架之中，分析由媒介物質構成 不同時期的言說網絡。Kittler 主張，外部物質條件是構成意義的關鍵，而任何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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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是 置 於 龐 大 且 複 雜 的 言 說 網 絡 內 。 故 此 「 媒 介 決 定 我 們 的 處 境 」 （Media determine our situation），Kittler 認為，媒介技術已然成為促進人類文明或技術發展的 動力。
從上述簡短的概述，我們可以看到Innis 和 Kittler 沒有將媒介視為文本再現或內 容解讀用途，亦不是批判分析，而是從歷史、文明與言說網路構成，討論媒介的影響，
視「媒介即存有」（media as mode of being）（Peters, 2015, pp.17-18）。然而，這些理 論學者難以逃脫科技決定論與媒介決定論的批評聲音，因為他們多數以宏觀的歷史文 明角度討論媒介技術，鮮少注意日常生活之中，閱聽人實際使用與挪用媒介技術的過 程與意涵，亦沒有關切技術物的物質性為何，只是將留聲機、電視機、收音機或電腦 等媒介視為工具或載具，尚未打開技術物與物質性的「黑盒子」。
近二十年的科技社會學、哲學、人類學和媒介研究開啟「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的討論，呈現關於物的思辯，思考當代物質生活中，人、物與各種異質性之間 的關聯性，敘述使用者及技術物如何共存、共生、共構與相互形塑。當今的物質社會 充斥各種非人施為者（non-human actors）、機器（apparatus）、分析演算法和裝置參 數（device parameters），各種的物已經參與社會建構和歷史文化形塑過程。是故，
「物質轉向」學派主張，我們既需要關注於人與技術物的互動過程之外，另一方面亦 需要關注「社會建構的事實與技術物」面向（Pinch & Bijker, 1987）。
循著上述的理論關懷，媒介研究學者開始引用 STS 的理論工具與方法，從知識 論與方法論層面，討論如何整合傳播研究與 STS 取徑，拓展傳播科技與媒介研究中的 物 質 取 徑 領 域 （Allen-Robertson, 2018; Moats, 2017; Anderson & De Maeyer, 2015;
Lievrouw, 2014; Wajcman & Jones, 2012 ; Boczkowski, 2008；江淑琳 ，2016）。就傳播 媒介研究，長期強調媒介效果、文本內容、符號再現、或閱聽人接收與消費等面向，
研究者理所當然將「物」視為工具、載具或黑盒子，而非將科技與技術物視為研究對 象。STS 的一個重要面向，在於從社會形塑（social shaping）、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交引纏繞（entanglement）角度，揭開技術物或科技的「黑盒子」
（black box ） ， 探 索 技 術 物 （ artifacts ） 、 設 計 腳 本 （ design script ） 與 物 質 性
（materiality）等面向，並且置於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脈絡的脈絡，檢視複雜、多樣與 交織的人與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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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陷入科技決定論或社會決定論，Leah Lievrouw（2014）認為，傳播技 術是由社會與技術物質是共同決定、協作或共構的結果。因此傳播研究不應只是探討 媒介效果或訊息內容再現，而需要關注技術裝置或技術物的物質性（ibid，44），進而 從物質取徑（material approach）分析技術的符擔性、物質性或物的各種可能，拓展傳 播媒介研究中的「未完成計劃」（unfinished project）。不過媒介技術不只是物質的技 術 物 （material artefact ） ， 亦 具 有 創 造 、 馴 化 與 挪 用 意 涵 的 文 化 物 質 形 構 過 程
（Wajcman & Jones, 2012; Boczkowski & Lievrouw, 2008，p.955），因此 Lievrouw
（2014）認為，除了探究設計師或開發商透過銘刻於技術物的腳本，限制或預設著使 用者的使用，也需要探討使用者如何使用與解讀技術裝置的文化象徵意涵。
在物質取向的媒介研究主張提出後，迄今的實證研究並不多。數位社會學者 Allen-Robertson（2017） 以硬碟（hard disk drive）為例，探討數位媒介的物質性。在 硬碟系譜學的分析之中，他追溯最早期的技術媒介，意即唱筒式留聲機（Phonograph）
或 留 聲機 （gramophone）。這兩款技術物運用圓盤狀的銘刻表面記錄聲音（ibid, p.462）。1899 年面世的磁带（Magnetic tape）在其薄膜物質中有許多軌道，具有記錄 和重寫（rewrite）媒介的功能。後來出現的光碟（compact disk）和硬碟皆是銘刻資料 用途的媒介，可以透過磁性物質製造不同的符碼，或者轉譯為二進位制、數字或位元
（ibid，p.460）。而人們亦可以使用技術裝置，調閱光碟或硬碟儲存的資料或數據。
這些技術媒介有著共同特徵，需要特定裝置製碼與解碼，將資料銘刻進入改技術物，
亦是實體存在的物質設置（material site）。技術裝置的符擔性影響著技術物的使用和 被使用的方式（ibid，p.467）數位平台、文件或媒介的物質性與使用者共同形塑知識
（Allen-Robertson, 2018） 。
新聞產製研究亦開始採取物質取徑，強調媒介或技術物的物質性角色（Usher, 2018; Borges-Rey, 2017）。 傳播學者 Steen Steensen （2018）採用社會物質性分析挪威 新聞室，實習生與非人施為者創造專業知識的過程。譬如新聞產製過程，除了涉及製 造、散佈與消費面向，新聞工作者使用軟體或 app 時，亦有可見的物質痕跡（material traces）（ibid，p.477），影響著工作流動和實體空間秩序。不同的新聞室可以發現軟 體的能動性，新聞工作者採訪、撰寫、編輯與散佈新聞，使用不同的軟體和技術物。
但不熟悉軟體操作之下，實習生經常需要獨自操作軟體，包括上網學習或者屢次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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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不斷累積相關知識。因此 Steensen 認為，有必要了解新聞室不同媒介或軟體 的物質性，理解新媒介與新工具如何影響新聞產製過程（ibid, p.478）。
在探討網絡平台建構的減肥實踐，消費社會學者 Mari Niva（2017）動用 STS 的理論工具—腳本（script）（Akrich, 1992; Akrich & Latour, 1992）分析設計師的預期、
想象或腳本銘刻（inscribed）於虛擬平台，進而影響使用者。這些平台既扮演著監控 健康護卡路里消耗的「減肥裝置」（slimming device），亦是指導著使用者理解健康飲 食好監控身體的「學習裝置」（learning devices）。這些平台形塑一套腳本，鼓勵減肥 者有規律地匯報飲食攝取量和身體狀況、遵照平台的減肥建議，進而發展成為「計算 自我」（calculating selves）。當中不少使用者會遵循數位平台建議，採取卡路里攝取 量和減肥訣竅，使用者將平台視為權威工具，從未質疑該平台的建議與數字承載意涵。
這項研究的理論取徑對於本研究頗具啟發性，在自我追蹤實踐之中，物有其施為
（agency），智慧手錶或手環等技術物的物質性，預設與規訓使用者循著特定的腳本 行事，但使用者也有抵抗或逾越的可能，依據自身的旨趣、目的與想法行事，採取不 一樣於他/她者的使用技術物策略，開展不一樣的實踐過程。
下文我會從 STS 與媒介研究結合的基礎，進一步討論技術物（technological artifact）與物質性的可能面向。故此，我認為有必要闡述這兩個概念，討論自我追蹤 的技術物與物質性。以下簡述之。
（二）、技術物的基本概念
技術哲學家Peter Kroes（2012, pp.1-2） 主張，我們現在置身於技術世界。技術 物不僅提供人們所需，亦影響社會事物、人們的思考與行動。Kroes 認為，從「人造物」
的字面意義，我們可以解讀其為由工藝或技能製造的成品。 更具體而言，技術物是由 人 類 製 造 的 「 物 」 ， 用 於 滿 足 人 們 的 實 際 需 要 和 目 的 。 相 較 於 自 然 物 （natural objects），技術物是由人類發明和製造而產生的「物」，用於解決實際問題。技術物 有者不同的形狀和體積，不論是史前歷史的石斧或當代的筆記本電腦，顯微電動機或 大型的鑽井平台），零件或產品，軟體或硬體，或人們日常使用的螺絲刀、手機、轎 車、訂書機、燈具，打印機或時鐘。這些例子的共同之處是人類生產和製作的物體、
物質或系統，並且具有實用功能與特定目的（ibid,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