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主義與數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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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自我追蹤也有其展演性（performative）實踐面向，涉及使用者在社交媒體 或健康管理平台與同儕或親屬分享數據，即社群成員之間溝通、向他/她者敘述自身故 事，以及參照社會脈絡理解數據的意涵與其規律。因此自我追蹤實踐中，既涉及使用 者的詮釋與分析數據，亦是數據化與知識形構過程。使用者藉由穿戴式裝置或智慧物 體（smart object）生產的數據或數據化結果，形塑一套理解自我與身體的知識。另一 名學者Davis（2013）亦提出相同觀點：

倘若自我追蹤者尋求以數字認識自我，敘事和主觀解釋就是數據 變形成為自我的機制。 自我追蹤者不只是使用數據瞭解自己，而是使用 數據建構自己的故事（Davis，2013）。

相 較 於 以往 自我 揭 露與 認 同展 演的 議 題，探 討 其 內容 與形 式 ，Fotopoulou

（2018）認為當前的自我追蹤實踐之分析，需要著重於意義生成過程、詮釋脈絡，藉 此理解勾勒的數據想象（imagination of data）。例如，QS 成員透過社交媒體或網站平 台，公開分享自我追蹤數據，既敘述各自的故事與詮釋其數據，這些數據化結果亦成 為展演性與社會性的物質。我們透過日復一日的尋常行為與儀式性（ritualistic）追蹤 自我與身體狀況。Fotopoulou 進一步說明，我們藉由數據之使用，猶如透過文本「閱 讀」自我，並且在公開平台「閱讀」其他人的數據，循環「閱讀」之中形構自我與身 體知識。這些因素甚至促成數據可以重複使用、重新組合和有其拓展價值（ Mayer-Schönberger, V., & Cukier, K., pp.104-111），形塑數據社會與數位文化價值。

3. 數據主義與數字的信任

以數字、數字或量化結果作為客觀化標準，並非是數位時代獨有的現象。科技 歷史學者Theodore Porter（1995）從追溯度量科學的歷，說明人們愈來愈信任於數字的 趨勢，訴諸統計數字或數據化結果的客觀性， 甚至將其視為熟悉與標準化的形式

（ibid, ix）。不過 Porter 強調數字結果實際上是非個人和看似客觀的結果，從而產生人 與數據之間的信任感。同樣提出相似觀點的傳播學者 Jose van dijck（2014）則主張在 Web2.0、社交媒體和傳播科技介入下，我們的社會生活充斥著各種編碼與數據元素，

催化「數據化」過程形塑我們進用、理解與監督自身的行為，引導出以數據、數字為 主的社會與科學典範（ibid, p.198），我們也漸漸重視數據後設數據（meta-data）的價 值與重要性，警覺於數字、數據與演算法組構與影響著使用者的選擇與應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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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們習以為常的友誼、興趣、資訊搜索、情緒反應和日常對話等社會行 為，如今可藉由技術物或演算法進行編碼、量化或數據化，形成虛擬朋友社群之間的 交流、按讚與表情符號表達當下情緒、回饋系統表達、透過谷歌搜索引擎查詢資料等。

在傳播科技和數據化輔助之下，如今資訊科學家可以透過推特（Twitter）撈取大量與 雜亂的數據與後設數據，甚至可以將推特視為實時活動感應器，在地震或政治事件發 生期間，實時追蹤輿論風向。

在當代社會中，數據化方式使得人們以為足以理解、預測與控制個人及社會。

但 van dijck 批判指出，我們經常會預設數據與人之間存在自我證成（self-evident）的 關係，進而天真地或不知不覺，完全信任個人數據（ibid, p.199）。這個情況 van dijck 稱之為「數據主義意識形態」（ideology of dataism），使用者完全依賴數據化結果，

形成一種信仰的體系或意識形態。van dijck 認為數據主義有兩項關鍵因素：信念

（belief）與信任（trust）。這種意識形態揭露的信念，強調人們可以透過客觀、真實 與精確量化和追蹤當時，理解任何形式的人類行為與社會性數（ibid, p.201)。同時數據 主義的實踐者信任可以透過工具與演算法分析與處理數據與後設以外，信任政府機關、

商業團體或學術單位是獨立與公正的社會機構，授權於這些機構在社交媒體、網路平 臺或其他傳播科技上蒐集、詮釋與分享使用者的數據（ibid, pp.203-204)。van dijck 認 為，我們應該從批判視角看待上述的連結媒介（connective media) 的生態運作與使用單 位的可信度，因為我們目前的數據流動和數位痕跡遭到「數據監控」（datavelliance )。

不同於以往的監控活動，特定範圍基於特定目監控特定對象，van dijck 認為

「數據監控」是從未闡明其目的持續追蹤數據，滲透入社會紋理中探索資料（ibid, p.205)。為了「正當化」監控人們的日常活動或行為，商業機構或政府極力表現出信任 度和可信度的一面。譬如，臉書和谷歌公司踐行不作惡（don't be evil）和使世界變得 透明與連結。這些網路平臺，方面鼓勵使用者將社群互動公開和透明化，讓其他人看 見其行為軌跡和活動；另一方面推行實名認證制度，要求使用者提供實名和信箱等最 低限度的個人資料。臉書和谷歌也會不斷更改或更新服務條款，試圖規避隱私法規和 使用權爭議。不過尚有使用者提控臉書或其他網絡平臺非法儲存使用者數據或檔案。

在政府層級方面，基於國安或治安問題展開的「數據監控」，經常公民團體和 媒體控訴侵犯公民隱私因素。就以Edward Snowden 為例，當時他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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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網路平臺皆展現其中立和可信的促進者之姿。他們將數據監控行為建立在社會信 任基礎，將人類行為和軌跡編碼為數據或後設數據。由於「數據監控」涉及錯綜復雜 的連結媒介生態，牽一發動全身，所以縱使使用者試圖抵抗網路平臺的服務條款，或 者政府機關的監控策略是有所限制。不過 van dicjk 認為有必要加強公民的數位素養

（digital literacy) ，強調保護個人數據的重要，而不是理所當然接受數據主義的意識形 態，或將數據監控視為「正常」的社會規範或社會監督（ibid, p.206）。

伴隨著傳播科技生產個人數據，所出現的數據化與數據監控進一步將民眾進行

「 社 會 排 序 」 （social sorting ） 。 藉 由 Lyon (2003; 2002 ） 提 出 的 「 每 日 監 控 」

（everyday surveillance）與「監控作為社會分類」（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概念，

Lupton（2016a，pp.60-61）試圖進一步拓展 van dicjk 的數據監控討論。在 Lyon（2003）

原本的討論之中，他主張當代的監控社會之中，監控單位透過網路平台或傳播科技蒐 集的數據、影像、生物辨識技術和基因檔案，進而對每一個社群成員進行風險歸類

（risk categories）和檔案分類（ibid, p.62），確定其屬於哪一種的社會類型，或加強風 險管理。在此情況下，數據監控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成員的排序工具，例如根據族群、

種族、國籍、年齡、社會階級或犯罪記錄，標示特定的數據主體是危險或有威脅，需 要長期監控（Lupton, 2016a, p.61）。

如今，自我追蹤和數位技術之使用，除了「從上至下」的公共監控，亦有個人 監控自身和「參與式監控」（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使用者既是監控者，也是被 監 控 對象 ， 並且 有意 識 和樂 意 分 享 個人 資訊 於 同儕 或 社群 （Goodyear, Kerner &

Quennerstedt, 2019, p.3; Elias & Gill, 2018）。Lupton（2016c）認為，公共與私人監控的 界限日漸模糊，原本屬於個人目的自我追蹤，如今已經擴至公共領域範圍。身體社會 學研究者Rachel Sanders（2016）沿用生命權力生物辨識監控、權社會技術和性別規範 等概念，批判自我追蹤與醫療監控衍生而成的問題。自我追蹤實踐的數據化過程產生 一種「景觀身體」 (spectacular body) ，亦即使用者的身體活動、慣習和內部運作如今 變得可看到、可知的和可管理以外，亦可以將相關身體數據上傳至社交媒體或 app 平 台，展開社群交流或互動，監控網路持續圍繞著使用者身體。

為了建立更好的「景觀身體」形象，自我追蹤者持續測量、記錄個人數據，也 不斷鞭策自己運動和量身制定一系列的自我優化計劃。然而這些看似日常的行為，

Sanders 認為健康意識、自我規訓與肥胖羞辱（fat shame）是鑲嵌在健康與性別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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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與監控的社會框架，使得自我追蹤者極力追求理想身體，達到健康身形與生活 規範。同時使用者在社群平台或他/她者面前，展現更好或更加健康的「景觀身體」，

亦涉及權力之眼或醫療凝視，形塑一套新興的身體計劃（body project）。

上述的文獻中，我們看到學者發展出諸如數據主義、數據監控、社會排序和景 觀身體概念，討論數據之使用，不僅是個人選擇，亦有其矩形社會結構或社會性潛移 默化影響個人行為。關於數據主義的信念與信任，我認為，不單是出現在使用者對於 商業平台或政府機關方面，使用者如何相信數據、或如何根據數據化結果影響其身體 活動或慣習，亦是數據主義的例證。使用者進用數據，涉及數據視覺化、理解數據與 意義建構過程，其使用慣習交織於在文化的視覺化（visualization of culture）與視覺化 的文化（culture of visualization）。使用者藉由數字與數據的視覺化方式，觀看自我與 身 體 ， 自 我 追 蹤 者 亦 會 透 過 社 會 性 開 展 線 上 平 互 動 、 分 享 數 據 或 相 互 學 習 等

（Ruckenstein & Schüll, 2017)，從他者或社群角度觀看身體。在本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 析部分，我從微觀角度，探究自我追蹤者的數據實踐，譬如他們為何使用自我追蹤、

關注什麼數據、運動和日常生活如何使用自我追蹤理解身體及自我，而數據主義和數 據監控等又如何改變跑者的行為？ 這都是本研究探討的問題之一。

（四）、小結

在本節中，我初步勾勒自我追蹤實證研究面向，並且進一步耙梳數據化、數據 信任與數據主義等基本概念。我將自我追蹤視為數據化實踐，自我追蹤者透過技術物 與 app，將日常行為、身體功能和日常活動等轉成「小」數據。正如 Bowker（2005）

在本節中，我初步勾勒自我追蹤實證研究面向，並且進一步耙梳數據化、數據 信任與數據主義等基本概念。我將自我追蹤視為數據化實踐，自我追蹤者透過技術物 與 app，將日常行為、身體功能和日常活動等轉成「小」數據。正如 Bowker（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