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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運動身體的問題以及如何控制與理解身體。當自我追蹤者具備瞭解身體的手段，
掌握著前所未有的身體控制程度，但我們對於身體是什麼應當值得深究。
當我們進一步探究身體的問題和其重要性，劉海龍（2018, p.38）提出類似於 Shilling 的觀點，說明當代社會體驗著一種空虛，身體仍「缺席」於傳播技術討論中。
因此，他主張從媒介理論（如 Marshall McLuhan 與 Friedrich Kittler 的理論討論）、賽 博格與後人類理論（如 Donna Haraway 及 Katherine Hayles）等方面考察媒介技術與身 體之間的關係。因此當使用者透過技術物蒐集自身的數據，他們究竟如何思考身體問 題，如何藉由數據理解自身？下一節，我從知識論與方法論層面，以身體與自我的技 術 延 伸 為基 礎 ， 進而 討論 跑者身 體的 理論 概念。 接著 我 進 一步 提出 「 拼裝 體 」
（assemblage）作為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從關係取徑推進有關自我追蹤實踐的身體研 究。我藉由拼裝體作為分析工具，勾勒本章節所述的使用者、身體、數據、技術物與 與物質性等元素，共構而成一種不可分離、相互建構與持續拼裝的人與物關係。
第三節、跑者身體與拼裝體
（一） 、身體與自我的技術延伸
「媒介即人的延伸」的概念之中，媒介研究學者 Marshall McLuhan（1964/1994）
指出輪子乃腳的延伸、衣著乃皮膚的延伸，住宅是身體控溫機制的延伸、或者城市為 群體感官集合的延伸。McLuhan 認為，任何技術物既是人的身體與感官延伸，亦產生 一種「自我截除」（self-amputation）的效果（ibid, p.43）。人們受到刺激、壓力或追 求平衡目的之下，中樞神經系統採取保護措施，將器官、感官與功能隔離開來，進而 擴大與增強原有的感官功能。舉例而言，在加速社會之中，人們持續研發輪子和交通 工具，形成腳之延伸，「截除」一步一腳印的行走功能。在此情況下，我們可透過技 術物輔助，快速移動至其他地方，突破原有的肉體限制，增強移動的功能。
如果我們將 McLuhan 的學說，置於身體、自我與技術延伸脈絡考察，就會發現 他的延伸論不是橫空出世的論述，而是依循 19 世紀以降，社會思想家與哲學家對於人、
機器與技術的啟發，所延續的理路脈絡。亦如法國哲學家 Henri Bergson 提出器官與工 具之間的關係，描述人類軀體如何延伸到外部。工具、機器，甚至意識與語言亦是人 的延伸，並且逐步超出人的預期，甚至削弱人的意識或直覺。在相關的理論脈絡下，
McLuhan 形容人們猶如魚在水裡，而不知四周是水（McLuhan, 1997 ／汪益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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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無法意識身體延伸或截除自我功能，無法洞察任何事之發生。McLuhan 稱此情 況為「自戀麻醉」（narcissus narcosis），魚悠遊自在水裡，所認識的世界就是水，因 此不會察覺它為何在水裡，亦無法察覺身處水裡所產生的各種效應。當使用者沉浸在 各種技術物、媒介與技術系統環境之中，從未察覺技術物與使用者之間的關聯，日用 而習焉不察的各種物，不僅是使用的器具或工具，而是我們身體的延伸，擴展和強化 我們的感官功能。
不過，媒介理論學者 Kittler 則批評 McLuhan 的學說是人類中心主義，以人的身 體為尺度考察技術，著重以技術替代身體感官（Kittler, 2002/2010, pp.29-30）。從媒介 技術史的不連續性論證中，Kittler（1999, p. xxxix）主張技術先行構成實踐意義的可能，
甚至「決定我們的處境」（determine our situation）。本研究重點不在於深究 McLuhan 與 Kittler 的理論異同，而是藉此主張自我追蹤實踐不只是身體與感官的延伸，也有技 術物延伸面向，透過技術物腳本與物質性，主導、指示或框限自我追蹤者的使用策略。
在身體延伸論的理論基礎，Balsamo（2012）提出的命題：「我的身體與自我，
就是我的手機與自我」（My body/myself- my iPhone/myself），我已經成為賽博格。他 以 iPhone 手機為案例，主張手機不僅是感官延伸，而該技術物就是部分的我，身體與 裝置，自我與手機是相互連結的關係。部分的我已經嵌入影像、數據流之中，在各種 形式的密碼、文本、推特、影像或終端使用者授權協定皆出現我的足跡。當我們的身 體經由技術物延伸至外部的時候，該技術物不是「代表」或「仿擬」我們，而「就是」
我。Balsamo 進一步強調 iPhone 不僅是我們的數位同伴，亦是我的一部分，並且可以照 映出分散式自我（distributed self）。我們可以透過行動裝置連結於各種資訊與社群網 絡，藉此理解、教育、連結與反映自我 （ibid, p.253）。如此一來，作為技術物的手機 不是簡單的行動裝置或技術發明，而是部分的我肉身存在的延伸，技術物則愈來愈難 以脫離人的軀體，形成二十一世紀的賽博格形態。
「賽博格」概念的出現，實際上是因為人們試圖藉由工具、機器或「物」突破 肉身的限制，以適應環境或外在的挑戰，進而重新探討身體的界限。William Mitchell
（2003）論證「賽博格自我」（cyborg self）時，提出「我++」概念時，勾勒部分的我 如何延伸到外部空間與物質。「我++」指涉的是由生物內核以及包裹著向外延伸、持 續建構的邊界與網絡系統（ibid, p.7）。「我++」是建構與我被建構的自我，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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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縮小，伴隨小型化機械和納米技術的發展，從原子、分子或原件結構，乃至複雜的 生物系統不斷進行自我拼裝（self-assembly）重構人的身體 （ibid, p.69） 。在他看來，
我們正活在一個邊界模糊的世界，我們持續與周邊各種物產生聯繫，賽博格自我的軀 體延伸至外部，與技術物、社群與城市持續互動，形成巨大的網路系統。
總而言之，技術物不只是工具或裝置，而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自我功能延伸 的一部分。我們的身體經驗亦不局限於肉體，而是超越身體界線；自我亦不是一個抽 象名詞，而需要透過身體、感官、意識以及，技術物相互作用產生連結。在此情況下，
技術物則不再是純粹的客體，而是成為「準我」（quasi-me），或者就是身體或自我的 一部分，以技術延伸至外部的一部分。因此，Lupton（2013b）主張當我們上網、戴上 眼鏡、乘坐交通工具、佩戴智慧手錶、使用擴增實境的頭戴式裝置或是植入數位晶片，
使用者已然成為賽伯格主體，人與物結合成為模控的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
儘管本研究肯認自我追蹤實踐是身體與自我的延伸一部分，人與物是相互交織的樣態，
不過我認為人與物並非合而為一，形構賽博格型態。技術物與使用者是是暫時形成、
隨時組合、持續建構與拆解的技術實踐過程，我將在理論與分析討論以「拼裝體」概 念提出這項理論主張。
（二） 、跑者身體的理論基礎
在身體社會學、運動或健康社會學的相關研究中，跑步、慢跑與健身是相當重 要的主題（Allen Collinson & Hockey, 2008; Austin, 2007; Shipway & Holloway, 2010）。
身體社會學者 Chris Shilling（2005）分析「運動身體」（sporting bodies）概念之時，
主張運動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我們的身體也是運動之源（ibid, pp.102-104）。人們藉由 運動鍛煉身體可以提升狩獵與自衛技術，滿足物質需求以外，透過運動展演自我形象，
提升社會地位或營造新的人際關係。受到政治意識形態或國族主義、商業利益或廣告 形象以及藥物補給品影響，當代社會的運動者不斷鞭策和鍛煉運動身體（ibid, pp.104-114）。提出類似觀點的運動社會學者 Allen Collinson 與 John Hockey（2008）主張跑步 是一種次文化（subculture），有著高度穩定的特定價值、理念與特徵，朝向標準化與 常規化的活動形式、裝備與個人形象。例如跑者穿著的衣服和鞋子都是邊界物體
（boundary objects），由社會群體建構其象徵意義，形成一套次文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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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跑步身體」（running body）的概念著手，運動社會學者 Richard Shipway 與 Immy Holloway（2016）強調，跑者持續不懈運動，除了追求喜悅或興趣為目的，從跑 步之中可以建構健康的身體與自我觀念。他們認為「跑步身體」緊連結於社會建構的 意義與文化期待。個別身體是在「健康社會」規訓與形塑著人們對於健康、健身或身 體等看法，透過跑步活動不斷追求自我控制、自我規訓與自我規範目標，形塑健康與 有信心的自我。同時一些跑者認為，跑步訓練有助於舒緩、控制或穩定緊張情緒，從 中帶來正面的自尊（self-esteem）與自我肯定效果（Shipway & Holloway, 2010, p.274）。
在自我追蹤與運動的脈絡下，Mariann Hardey（2019）討論人們使用穿戴式裝置、
mHealth app 或數位健康消費商品，達到「健康身體」的目標。自我追蹤不只是醫療知 識的工具或是自我監控、自我規訓實踐，其測量方式形成個人慣習關係和規訓為日常 生活的節奏（ibid, pp.2-3）。藉由數據化方式，如今人們的身體可成為投資、消費或控 制之源，人們努力維持健壯（keep fit）和社會凝視，其對於身體的理解方式與關注事 項（例如血壓、血糖等）皆受到健康資訊、文化脈絡與數位互動影響（ibid, p.3）。
然而，上述跑步觀點傾向於社會、文化與社會規範建構的身體，Cook, Shaw 與 Simpson（2016）批評指，建構論觀點相關研究忽視肉身（corporeality）與身體物質性、
以及施為者的主觀經驗，易於陷入心物二元論的爭議，強調如何建構身體，卻無法回 答建構什麼。自西方啟蒙時期依賴，西方的人文社會學科長期受到法國思想家 René Descartes 的二元論影響。他主張，我們的身體是約束的客觀主體（object-body），而 不是具有施為的主體，具有實體物質的身體不等同於自我。這個觀點因而導出各種二 元對立的觀念：「心靈與身體」、「精神與物質」、「身體與自我」、「主體與客觀」
與「實在與建構」等。
為了解決上述的二元論問題，從身體與社會的認識論與存在論立場，鄭斐文
（2013）以「肥胖身體」為例，區分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onism）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為 ANT）的理 論路徑。 批判實在論批評建構論者「解構別人意圖」的方式，混淆客觀存有的「社會
（social constructionism）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為 ANT）的理 論路徑。 批判實在論批評建構論者「解構別人意圖」的方式，混淆客觀存有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