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語語用的研究涉及母語、中介語以及目標語三組語言系統，在文獻 的探討上顯得較為多元，例如探討日籍華語學習者的拒絕言語行為時，為了 觀察母語者與非母語者的差異，典型作法是同時與日語、華語兩組母語者一 起進行比較。因此在中介語語用研究的文獻中，除了中介語之外，通常也納 入學習者母語及目標語個別語用的研究，以及跨語言文化之間的語用對比，
以便更全面檢視不同語言的拒絕行為與文化特徵。本論文探討日、美籍學習 者之華語拒絕行為，因此在文獻探討上，除華語拒絕中介語的研究外，也囊 括了日語、英語以及華語個別語言對拒絕行為的探討，還有這些語言間的跨 文化語用對比之論述，以作為比較文化特徵時之參考。
日語中介語研究
針對個別語言討論拒絕行為者，在日語方面例如Suzuki（1997），他從69 筆電視會話語料中分析日本人的拒絕請求行為，發現日本人並不如一般人所 言都總是使用間接拒絕，雖然社會地位與社會距離是影響日本人拒絕策略的 主要因素，日本人在對上位者或考慮到日後還會見面的情況時，通常採取間 接方式拒絕，但在對平位者或在把對方當作同一團體成員時，拒絕方式常常 也是相當直接的。
Bulaeva (2016) 就俄籍日語學習者與母語者之間的策略使用進行比較，
針對權勢、社會距離、情境、文化以及語言拒絕策略類型等五項變因的重要 性加以統計排序。結果發現五項變因呈階級性排列，其中，文化以及語言兩 項變因的影響複雜且與拒絕情境產生交互作用。此外，五項變因的影響情況 也體現於日文目標語的學習對俄文母語的反向作用、俄文母語認同性的維持 以及對目標語與文化的適應作用上。
華語中介語研究
在華語方面，例如Lii-Shih（1994）探討華語的接受與拒絕，從「聽話者 受損」與「聽話者受益」角度剖析誘發拒絕的言語行為，主張損益平衡、社 會距離、權力關係、正式程度等情境因素，有助於解釋拒絕策略的選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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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出華語有三種主要的拒絕方式，分別是採取無補償行為的直接拒絕、伴 隨道歉或解釋的直接拒絕，以及搭配各種策略的間接拒絕。
英語中介語研究
在英語方面，例如Turnbull & Saxton（1997）則是討論英語電話交談的 拒絕請求行為，指出為了減少面子損害，英語情態詞的使用傳達出不願意或 不得以，而必須拒絕的心境。
Chang（2009）探討英語200位母語者與學習者的拒絕請求在語意公式之 排列、頻率內容，以及繁複度方面的差異性，指出英語二語者在表達拒絕時，
會混雜兩種所屬文化；Liao & Bresnahan (1996) 則是比較中美兩組的拒絕語 用之異同，提出臺灣組使用「理由、藉口」的策略少於美國組；Tseng（2010）
針對臺灣英語學習者進行個案分析，該研究探討臺灣大學生在請求及提供的 情境中所採用的英語拒絕策略，指出臺灣英語學習者對於不同社會地位的對 話者，所提出的請求和提供，皆傾向於採用間接策略，最常使用的拒絕策略 是：提出清楚具體的解釋。
中英對比
從跨文化語言的對比來探討拒絕行為的文獻也不少，在中英拒絕語用對 比方面，例如Shih（1986）利用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的公開、非 公開策略原則，進行華人與美國人行使拒絕行為的策略與特徵之研究。他認 為華人有使用非公開策略（off-record strategy）行使拒絕行為之傾向，常用 不予回應、拖延回覆、用不情願表情說「好」，或是編造藉口、表面接受但 卻不給承諾、提及困難讓對方知難而退等方式加以間接拒絕;而美國人則傾 向採公開性策略，如說理由、道歉、語帶保留等方式。同樣的，Liao &
Bresnahan（1996）也針對臺灣人與美國人的拒絕方式加以調查，發現兩種文 化偏好不同的拒絕策略，例如臺灣人在理由的策略運用上比美國人簡潔，速 戰速決，並提出點到為止（marginally touching the point）的看法。至於王愛 華（2001）則調查中英拒絕言語行為表達模式與社會因素之間的關係，他以 Blum-Kulka et al.（1989）的分類架構，將每個拒絕行為序列劃分為三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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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別為中心言語行為，輔助言語行為和修飾語等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漢 語拒絕的典型表達式是「稱呼語+道歉用語+拒絕理由」；而美國英語常用的 拒絕禮貌表達式則是：「“I’d like to”+拒絕理由+道歉用語」，這點與Liao &
Bresnahan（1996）的調查結果一致。
中日對比
有關比較日語及漢語拒絕的文獻，肖志（2009）研究日語母語者與漢語 母語者的拒絕請求，發現漢語母語者使用最多的策略是「理由」，而日語母 語者則是「道歉策略」。此外，這篇研究也比較兩組的會話開頭與結束語，
發現兩組皆以請求行為開始，但日語母語者會以請求者與拒絕者的互相道歉 作為結束，而漢語母語者之間的會話則是在請求者感謝對方，而拒絕者向對 方道歉中結束。
王靜（2012）以「請求—拒絕」會話結構為中心，透過語用調查，對漢 日拒絕言語行為進行對比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中日在緩和語、策略模式組 合等方面均有相似之處，都大量使用具有軟化緩和功能的語氣詞、副詞，在 策略上，均大量使用「直接拒絕」、「理由說明」等。但從具體數值進行分析，
彼此又存在大量語用差異，例如在策略組合模式上，日本人習慣將「先行致 歉」與「直接拒絕」、「理由說明」搭配使用，屬典型的消極禮貌策略。而中 國人在消極被動的禮貌原則與積極主動的禮貌原則的共同驅使下，產生了形 式多樣的拒絕策略組合。就「理由說明」內容而言，日本人表現出曖昧、含 糊的特點，而中國人則具體、明確，且話語內容豐富，話語量多。在「稱呼 語」方面，由於漢語中沒有明確的敬語體系，中國人的使用頻率遠遠高於日 本人。而在擁有完整敬語體系的日語中，往往依靠語言形式的變化表達出人 際之間的關系。
直接從中介語觀點進行拒絕言語行為探究的，在英語中介語方面，例如 Beebe et al.（1990）討論日籍英語學習者的語言轉移問題。研究結果顯示，
日籍英語學習者使用英語拒絕的時候，在語義公式（semantic formulas）上 仍然使用與母語接近的拒絕策略，例如在藉口的使用上接近日語母語者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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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較美語母語者模糊，不具說服力，且拒絕回應較正式。此外，Beebe et al.的研究結果也針對社會地位變因有所討論，他指出與英語母語者相比，日 籍英語學習者在拒絕位高者，道歉頻率高，但對位階較自己低者，道歉頻率 低。Chang（2009）同樣也採取Beebe et al.的研究架構，探討在社會地位變因 下，臺灣籍英語學習者的英語中介語策略之特徵，結果發現臺灣英語學習者 在拒絕高位者的情況下，道歉策略的使用最高。而李家慧（2008）在其探討 不同精熟度英語學習者的拒絕策略與母語者之異同時，指出中文母語的英語 學習者在集體主義文化（collectivistic culture）的影響下，對於我群（ingroups）
及他群（outgroups）有明顯的區分。此外，不同程度學習者在拒絕中介語策 略的使用亦顯現很大程度的差異。
至於在華語拒絕中介語的語用研究方面，與本研究最直接相關，共有大 崎由紀子、李婉妤、賴紋萱、舒兆民等，以下一一討論。大崎由紀子（2011）
說明了對日籍華語學習者而言，說話對象為社會地位較高的教師時，更難以 拒絕，又因無法完全掌握委婉說法，而轉向直接表達拒絕的比例高；此外，
他也指出「請求」與「提供」兩種情境較難拒絕。李婉妤（2005）的研究對 象為臺籍母語者與英語背景的華語學習者，發現美籍學習者受母語影響，會 使用有意願的策略讓拒絕變緩和有禮貌，但有時卻會過度使用目標語「不」
的直接策略，而且幾乎不使用模糊詞來委婉回絕，以致拒絕過於直接。賴紋 萱（2012）則是以澳籍華語學習的拒絕難點為題，進行語料的收集與分析。
其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策略方面，華語學習者在拒絕策略的選用、順序與 內容上都有語用遷移的現象，在社會變項影響下，傾向維持固定策略，無法 順應情境產出合宜拒絕。舒兆民（2007）針對十二位華語文學習者，觀察與 分析其中文「拒絕」中介語。研究發現，學習者在使用「拒絕」的常用句式 時，不見得能全部含括在「直接陳述」、「正面套語」、「緩和短語」、及「語 體變異」的範圍內，有的並非句式的套用，若從句式類型加以觀察，可以看 出語言之間的對比性，以及中介語學習的過程。
上述有關華語的拒絕中介語研究，關注的以拒絕請求情境或拒絕請求、
邀約情境下的學習者與母語者之策略對比為主，其他拒絕情境如建議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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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尚未列入討論。在語料收集方面，上述學者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以語 篇補全測試或封閉式角色扮演為主，在語料的擬真程度上仍有不足。在研究 對象方面，大崎由紀子、李婉妤、賴紋萱均以單一語系的華語學習者為主，
舒兆民（2007）的研究對象雖然以日、美籍不同語系的華語學習者進行比較，
但側重於拒絕表達的研究，並未探討語言產出的感知原因。在感知原因方面，
賴紋萱（2012）雖然採用回顧式口頭報告，作為解釋學習者語言產出的原因 與證明，但因研究對象僅有十位，且只針對澳籍學生，代表性也有所不足。
是以本研究擬補上述文獻不足，改善研究語料的收集方法，關注語言產出與
是以本研究擬補上述文獻不足，改善研究語料的收集方法，關注語言產出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