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潛夫論》反映造成東漢流民問題之經濟因素
第五節 政府反應與王符對策
流民的出現無疑是經濟衰敗的現象，中國人安土重遷，非遇重大事故，輕
250 羅彤華：「雖然，豪彊大家之作務『大抵盡收放流人民』，稍可舒解部分貧民之生活壓力，但 這些豪家所能聚合的流民，或許還比不上其所逼出的流民多。」見羅彤華《漢代的流民問題》（台 北：學生書局，1989.12），頁 116-117。
251 《後漢書•宦者列傳》
易不肯離開家鄉，西漢元帝永光四年（-40）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 相附，人情所願也。」《漢書•元帝紀》又崔寔云：「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 餒，無適樂土之慮。」252王符尤以邊郡人之切身之感，竟說出「安土重遷，戀慕 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實邊〉這般深痛的話來。253安 土重遷雖是黎民之性，東漢中後期流民遍布全國卻是事實，之所以出現這種事與 願違的狀況，與東漢政治、經濟敗壞有相當程度的關係，而其中經濟因素之影響，
尤為流民流亡之直接原因。
流民問題與經濟問題關係密切，解決流民問題亦必須從解決經濟問題下 手，此非但有識之士如王符者知道，政府亦何嘗不知？因此在東漢政府尚存社會 控制能力的時候，多能以稟貸或免稅等措施來賑濟平民。然而經濟問題的背後尚 有政治問題以及豪強等社會問題作祟，政府若不能改善吏治，杜絕兼併，一切賑 濟措施亦不過是治標而不治本而已。
王符身處東漢的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又能以一切平民的角度觀察整個大 時代的問題所在，雖未曾對於流民問題有直接、具體的批判與檢討，但對於產生 流民之各種弊病，卻有其獨到的見解。以下，便就政府之反應與時效，以及王符 之相關經濟對策，分別論之。
一、政府的反應與實效
對於因經濟困窘而走上流亡之途的百姓，漢政府可採取的有效措施大致上 可分為四個方向，一是減免賦稅，二是稟貸貧民，三是輕薄徭役，四是獎勵農桑 本業。這四個措施若能有效實行，對於抒解流民問題無疑會有正面的幫助，然而 實際上政策的效果不彰，致使東漢後期流民問題更趨於嚴重。
先從減免賦稅徭役論起。四海昇平，輕繇薄賦，一向是社會百姓對於統治 者的最高期望，漢代田賦極低，然而其他人口稅繁雜，對於田少口多的小農戶而 言負擔不輕，若逢天災兵禍，往往生計陷入困境。政府若能真實的掌握百姓經濟 狀況，便能針對貧民給予免稅的優待，如和帝時期災害不少，政府便時常下令減 免租稅：
（永元四年）（92）詔：「今年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
252 崔寔《政論》，見〔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二冊，台北：
世界書局，1968.08 三版），卷四十六，頁十。
253 參見邢義田〈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 〉，收錄於氏著之《秦漢史論稿》（台北：
東大圖書出版社，1987.06），頁 412。
芻稿；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永元九年）（97）六月，蝗、旱。戊辰，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 收租、更、芻稿；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 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
（永元十三年）（101）荊州雨水。九月壬子，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 水為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 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稿；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東漢因災荒而免收賦稅有全免以及減半兩種，減免的項目則不一定，大抵 農民必須繳的稅目如田租、芻? 、更賦、口賦等，都有減免的紀錄。和帝永元以 後，災害頻傳，和帝、安帝、順帝三朝為東漢中期，此時政府多能針對災荒頒佈 減免負稅的詔令；然而桓帝、靈帝之後，災荒減免的次數驟減，這並不表示桓、
靈二帝之後自然災害減少了，順帝時期每 1.26 年便有一年是災荒年，而桓帝時 期每 1.05 年便有一年是災荒年，靈帝時期則是每 1.22 年便有一年是災荒年。以 頻率來說，桓、靈二帝共 43 年，災荒更勝前朝，減免賦稅僅有兩次，增稅卻多 於此數，而順帝一朝 19 年，因天災而減免賦稅便至少有六次之多。東漢末期流 民問題嚴重，其原因除了天災人禍之外，國家財政枯竭以及政府漠視民生經濟問 題，恐怕都是百姓流亡的幫凶。254
東漢中期雖然在賦稅一事上盡量安撫災民，然而實際之效果恐怕不大。就 本文第一節所計算之農戶收支來看，豐年之收亦僅止於打平支出而以，若荒年糧 食歲收大幅減少，假設畝產量不足 0.9 石，則擁百畝田之五口農戶，光是一年所 需的 90 石食糧便不夠了，更何況逢災必有其他損傷，死喪、醫藥、衣物、廬宅 等雜開銷在所難免，對於災民來說，光是求一家溫飽就可能需要向富人借貸了。
可想而知，就算政府不予減免，災民也無力繳納賦稅，逃租逋稅是正常的反應：
（建武二十二年）（46）地震裂。制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其口 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後漢書•光武帝紀》
（永初四年）（110）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
254 災荒頻率見本章第二節附表八。兩漢因災害而減免賦稅可參見羅彤華《漢代的流民問題 》（台 北：學生書局，1989.12），第四章，第二節，頁 185；洪淑湄《漢代復除制度研究》（國立中興大 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吳昌廉先生，1997.07），附表 10〈兩漢復除就荒表〉。洪氏之 表頗有缺漏，如本文所引之永元十三年八月因荊州雨水而除田租、芻? 例，便未收入。
筭、芻稿；稟上郡貧民各有差。《後漢書•孝安帝紀》
政府於災荒年下詔免除賦稅，就百姓經濟來看，實際上只是令這些逋稅者 合法化而已，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披災者的生計問題。流民與災民二者雖然指稱不 同，但是經濟能力困窘卻是相同的，且流民與災民本同為一般百姓，流亡逋稅都 是生計難以為繼的結果，真正要從根本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應當要普遍性的減 稅，令農戶的餘糧率增加以應付各種不同的外力侵擾，而非逢天災人禍百姓流離 失所時，方才亡羊補牢。
稟貸比起消極的減免賦稅，算是比較積極的救濟貧民措施。漢政府對於貧 民、流民的稟與貸，二者意義略有不同，稟是賜予，受稟者可不用償還，而貸則 是假借，受貸者必須在來年歸還。255稟與貸的意義不同，所救濟的物項也不一樣，
稟給為救一時之需，因此以錢帛、穀糧為主；而賑貸則是以貸種糧為多，一方面 可維持因匱乏而不能在來年繼續耕種的農戶，另一方面也可使政府的倉穀出陳易 新。256稟與貸雖然意義與內容都不一樣，但是都是一種實際救濟貧民、流民的政 策，以稟貸相當頻繁的和帝時期為例，可以看出稟與貸的社會救濟性質，是相當 類似的：
（和帝永元五年）（93）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稟三十餘 郡。《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永元十三年）（101）秋八月，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 穀食。《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永元十六年 ）（104）春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 種糧。《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稟給與借貸雖然不同，但是漢人往往將此二者合稱，兩漢書中常見「稟貸」、
「稟假」、「賦貸」合稱，可見這兩項社會救濟措施往往是同時並行的。稟貸與減
255 《說文》：「 稟，賜穀也。」漢政府對於貧民、流民的「稟」給措施，與「賦與」同義。「貸」
為「借貸」，《漢書•元帝紀》：「賦與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顏師古注曰：「賦，給與之也。
貸，假也。」參見羅彤華《漢代的流民問題》（台北：學生書局，1989.12），第四章，第三節，
頁 199-200。
256 參見劉翠溶〈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經濟論文》（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八卷一 期，1980），頁 1-29；劉翠溶 、費景漢〈清代倉儲制度功能初探〉，《 經濟論文》（中央研究院經濟 研究所，七卷一期，1980），頁 1-29；羅彤華《漢代的流民問題》（台北：學生書局，1989.12）， 第四章，第三節，頁 199-200。
免賦稅的差別在於，減免賦稅之功能僅止於減輕貧戶支出，然而對於已經無力賦 稅的貧戶而言，此項減免並沒有多少作用；稟貸卻是相當實際的支助，是直接的 增加民戶的收入，對於因災荒而破其生計的貧戶流民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的福 利。漢政府之社會控制能力尚稱有效時，對於貧戶、流民的救濟，往往並行減稅、
稟貸以及醫藥等措施，同樣以和帝時期為例：
（永元六年）（94）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 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永元十一年 ）（99）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 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
（永元十五年 ）（103）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 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
稟貸作為一種社會救濟的措施，其實施未必待災荒發生之時，社會上不論 何時總是存在著老幼孤貧之民，而漢人將養老、撫幼、就貧之稟給入律，實際上 是一種普遍性的制度化社會救濟措施。257然而政府養老撫幼之立意雖善，實行起 來卻容易出現弊端，尤其是原本作為社會救濟之錢糧，極容易受到鄉里貪吏、豪 強的侵佔，使得政府美意付諸流水。258制度化的社會救濟已然如此，政府逢災稟 貸的錢帛糧穀，比起原本養老之糜粥之數量更為多且集中，因此更容易引來貪吏 豪強的染指，使得救濟政策散而不實：
（章帝建初元年）（76）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
（章帝建初元年）（76）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