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情勢與經濟、社會之關係

中國的大一統政治，歷經了西漢文、景、武帝的努力之後，在昭、宣時代 形成了政治權力至上的中央集權體系，對內對外都達到了相當強大的控制力。對 外的部分，西漢對四方的征伐，尤其對於匈奴的攻擊，對西域的經營，使得漢代 中國面對外族始終擁有一強勢的地位，此自不待言。對內的部分，西漢前期對於 固有社會勢力的打壓，並以察舉制度吸引地方的知識份子，扶植出新的士大夫階 級社會勢力。士大夫階級取代原本的豪強成為新的豪強，漢政府將其納入政治權 力之下，是實現中央對地方強控制的重要手段。許倬雲對於漢代政治權力吸納地

方勢力的過程有精彩的論述：

自此之後，地方上智術之士可以期待經過正式的機構，確定的思想，和定 期的選拔方式，進入政治的權力結構之中，參與這個權力的運行。縱然這 時其他權力結構，如經濟力量，與社會力量，都已經服屬在政治權力結構 之下了；一條較狹，但卻遠為穩定的上升途徑反使各處的俊傑循規蹈矩的 循序求上進。於是漢初的豪傑逐漸變成中葉以後的士太夫……

綜合來說，西漢中葉以後的士大夫顯然已與察舉到中央的人士及地方掾史

? ，合成一個「三位一體」的特殊權力社? 。也就是說，士大夫在中央與 地方都以選拔而參預其政治結構，構成漢代政權的社會基礎。¹⁸⁶

由於政治權力凌駕於其他權力結構之上，因此中國的治亂儘管原因不一，

但與政府運作是否順暢密切配合。東漢中後期之後，政府的控制力衰退，使得各 項制度難以運作，各級地方政府不受控制，政治權力的崩解使得原本統合在一起 的各方勢力互相衝突，如政府與豪強、豪強與其他豪強之間，或漢族與異族之間 等等。各方勢力的衝突更進一步削弱了政治權力，在此惡性循環之中，社會動盪 愈加劇烈，由於缺乏能實行社會控制的權力，流民便大量出現，更因中央大一統 政府的政治權力不可靠，百姓便逐漸前往依附較能夠給予生活保障的豪強。此一 移轉的過程便是百姓成為流民群在各郡之間移動就食，在豪強地方勢力的吸納之 下，東漢末年便逐漸形成一群雄割據的局面。

從本章的論述可以發現，漢代的制度其實大多立意良善，如監察制度、考 課制度、乃至於察舉制度等等，除俸祿制度之缺失較為明顯之外，其他制度之設 立不外乎為了選拔人才、澄清吏治。然而制度之設立與執行乃兩個不同的範疇，

制度之規劃不論如何防弊，真正執行時總不免有隙可滲，誠如本章所言，政府腐 敗之時，制度的敗壞就更與其原始立意無關了。在政府原本的法制體系之內，豪 強不至於違法亂紀，東漢初年鄧禹曾教訓子孫「皆遵法度」¹⁸⁷，可見豪強之社會 勢力原本以法為界線，臣服在政治權力之下。然而豪強勢力藉由察舉制度日漸膨 脹，逐漸侵蝕政府的各項制度，結果如本章第二節所論，政治權力日漸衰弱，東 漢中後期吏治惡化；法制不行之後，豪強勢力更不受政府控制而急速膨脹，最後 成為東漢末年分解劉氏政權的關鍵因素。

186 許倬雲〈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收錄於氏著《求古編》（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03 再版），頁 453）

187 《後漢書•鄧寇列傳》：「 自祖父（鄧）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檢敕宗族，闔門 靜居。」

政治權力的崩壞造成了經濟權力與社會權力脫離政府的掌握，百姓身為被 統治階層，在天災、戰亂、地方官吏的壓迫之下被迫成為流民。豪強吸納流民實 際上除了壯大本身勢力之外，亦增加了本身的生產能力，其經濟能力更進一步提 高。因此政府政治權力的衰弱藉由流民的移動，將造成豪強在經濟上財富的集 中，社會上權勢的加強。本文底下論述所欲開展的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其與政 治問題所交纏之因果關係，或許正如此處所述。

因政治因素而直接造成的流民乃慢性、長期、逐漸擴大的，而天災與戰亂 所形成的流民潮，則是快速、短期、立即爆發的，兩者都會造成百姓經濟的破產，

流民若因經濟破產轉變成盜賊，則會進一步製造更多戰亂。以本文的分類來說，

百姓經濟無法支持是造成流民問題的經濟因素，此流民出現的最直接原因，而頻 繁的戰亂則可視為社會因素，是流民進一步惡化的原因。政治問題雖然不會立即 快速的造成大量的流民，但是其影響經濟、社會至巨，天災發生之後無法賑濟社 會安撫百姓，盜賊寇亂與盜賊發生之後無法迅速平亂，皆與政治敗壞有關。對於 流民而言，政治問題雖為間接因素，卻是最大元兇。

第五章 《潛夫論》造成反映東漢流民問題之經濟因素

百姓之所以流亡者，大多因生計無法繼續，只好舉家流亡他鄉就食的緣故。

東漢時代的流民多為飢民，後期雖有許多富人為了逃避戰亂而舉家遷徙南方的事 例，但與貧民受災荒戰亂而流亡的數量遠不能比，故經濟因素實為造成流民出現 的最大直接因素。漢代以農立國，尋常百姓多為一家五口之農戶，故多數流民實 產生於小農經濟破產之故。本章討論流民問題之經濟因素，即以小農經濟為主 軸，論其之所以脆弱而致破產之原因。

首先接續前章，討論賦稅與徭役在制度層面上對於農民之影響；其次討論 農桑本業脆弱之原因，分先天不良以及後天失調兩個方向論述，包括東漢人地比 率不相稱以及各種外力對於農業的干擾等等；再論東漢中後期末業畸形發達的狀 況，本業蕭條會造成糧食生產不足，而農桑經濟脆弱則會促使百姓投入獲利較高 的工商業，二者實互為因果；種種經濟問題造成了東漢極為嚴重的貧富差距，貧 農輕易成為流民，而流民又不得不依附豪強求生存，使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部分 經濟問題乃《潛夫論》未言或言之不盡者，本文亦詳列史料證之，以求論述之完 整。最後，討論政府以及王符對於經濟問題的反應與對策，並檢討其得失所在。

第一節 賦稅與徭役不均

漢代雖然田賦極低，然而其他稅目卻相當多，尤其是按人口徵收的人頭稅，

對於一般百姓影響極大。除賦稅之外，徭役亦相當程度妨害了農時，東漢之徭役 雖較西漢有所減輕，但是仍有過於頻繁騷擾百姓之弊。以下便就賦稅與徭役分別 論述之。

一、賦稅

合理的賦稅制度可以使國家強盛，而百姓也可得到更多來自於國家的保 護。然而賦稅過多，造成百姓巨大的負擔，或政府所收之稅不用於百姓，則社會 難免為之窮困：

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

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 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後漢書•宦者列傳》

賦斂過重時，則會引發流民盜賊為患，如

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賈）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

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後漢書•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賦稅繁重造成百姓流亡，王符或直接批判，或借古諷今：

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 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 者窮於典禮，冤民鬻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見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 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愛日〉

治天下，身處汙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疏 正直稅以賞，重賦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 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德化〉

王符認為「細民懷財而趨走」的原因，與政治黑暗頗有關係，其中「役賦 繁」更是重點之一。

漢代賦稅項目中，直接向一般百姓課徵的，可分為土地稅與人口稅兩種。

土地稅又可分為田賦、芻? 稅、假稅等等。田賦的部分，西漢文、景時代對於田 賦的調降，使得田賦大大降低到三十稅一，¹⁸⁸東漢初年雖曾因「軍旅用度」的關 係，短暫將稅率調高至什一，¹⁸⁹然兩漢之田賦大致上多為三十而稅一的制度，其 稅率可謂相當的低。仲長統甚至認為田賦過低使國家財政困難，是政府無力平亂 賑災的原因，《昌言•損益》：

188 漢初之田租原為什五而稅一，文帝時期曾經幾次減半或全免，景帝時，田租三十稅一遂成為 定制，《漢書•食貨志》：「 天下既定，… … 上（高帝）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 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上（文帝）復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 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189 光武帝初年曾短暫 實行過什一之稅，《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帝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 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 。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 制。」

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 閒，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 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 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

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¹⁹⁰

漢代田租雖輕，但是土地兼併問題極為嚴重，貧苦百姓甚至無立錐之地，

漢代田租雖輕，但是土地兼併問題極為嚴重，貧苦百姓甚至無立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