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劉禹錫的論說主張見解 ──從所選三十二篇試探
第二節 政治性主張
如前之言，劉禹錫的天人觀是以人為主，強調法治的可能，是以本節首先就 天人交相勝這一點來討論其法治思想的依據與本質。又前已述中道觀為劉禹錫思 考的根本模式，中道的精神在於尚實與權變，而「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的 提出，正是證明劉禹錫的法治觀亦是以中道思辯後所提出，是以此一施政原則下，
劉禹錫多所提出的政治措施要能以民為本，但究其本質與目的為何，乃是本節所 以討論的方向。
一、 天人交相勝的法治依據
今之研究劉禹錫者，都會不可避免提到其所著之〈天論〉一篇，而將焦點放 在其以天為自然之天，將劉禹錫放在唯物論的哲學理路上 51，亦即將「天人交相 勝」一句的研究重點放在「天」之一字上。然就如筆者之前述，荀子與劉禹錫將 天以為是自然天的目的在於強調人的可能性，故而劉禹錫的「天人交相勝」一句 的重點，筆者以為當在「人」上。劉禹錫的〈天論〉一開頭便說：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 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 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
斬材窾堅，液礦硎鋩；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 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52
劉禹錫這段話即其天人交相勝之論的核心，以為天與人各有所能與所不能。天之 所能者在於生化萬物，然其侷限在於如荀子所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 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此一侷限正是人之所能而天所不能之處。荀子與劉禹錫 所處的時代背景在禮法崩壞這一點上是相似的，而在此一背景下，正如劉禹錫之 自言：「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53，「陰騭之說」自然是社 會上的主流。然此一主流之影響不光只是迷信那麼簡單，既然禍福來自於天意而
51 此點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者為甚，而研究者中又以卞孝萱為代表。關於卞孝萱這方面的 論述，請參見其與卞敏合著之《劉禹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 月第 1 版），頁 172～222。
52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88～989。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53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90。
不是來自於人法，那麼違法亂紀亦又何妨？是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若欲以人 為尊，強調事在人為的可能性，則天只能為自然之天，並非全知與全能。就〈天 論〉上中下三篇來看，其上篇所明者正如前述，而中篇旨在加強天為自然之天的 立論之基與提出數勢這個人之所能掌握自然並加以利用的規準，最後的下篇乃是 將上、中二篇之意輔以史例再次映證與強調。是以這樣的觀念下，來看〈唐故相 國李公集紀〉：「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絪緼積於中，鏗鏗發 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者，
庸可不紀？」54這一段話，這段話展現了劉禹錫「右賢尚功」的思想，如其所說人 由氣生而發之為文，又「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者」以輔時政國法，法大行 則人勝天、政權一統，故其於〈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有言：「八音與政 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
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55 凡政局動盪之時代，因法大弛故而「陰騭之說」盛，此說盛則人可憑智慧行文立 法之能衰，而劉禹錫對於法的觀點還另外表現在〈砥石賦〉上。
其在〈砥石賦〉說「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 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以湊」56，肯定了法於人世間的功用，又於此 賦之末段直言：「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
而患乎無賢歟」57，「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呼應了前所引述的「天之道」、「人之 道」；「天為物天，君為人天」正是其天人交相勝思想一貫性的表現，但也從此句 明白劉禹錫的法治仍然是繫於人治，這樣的觀點筆者在第三章論〈答道州薛郎中 論書儀書〉與〈山陽城賦〉時已有提及，於此就不再贅述；「安有執礪世之具，而 患乎無賢歟」一句則甚有討論的空間，就其意來說是展現「右賢尚功」的思想，
其「執礪世之具」者自然是政治地位等同「武王」、「高帝」的天子，然則問題在 於先有賢而後有法？或是先有法而後有賢？照其背後的「君為人天」的邏輯與舉 例，應是待聖王出而後有法治，而聖王、賢人照其言乃「貴氣」、「和氣」、「正氣」
所生，劉禹錫的法治觀仍不免落入弔詭的邏輯，而脫不出封建制度下的侷限。又 因為「右賢尚功」，賢者因是「貴氣」、「和氣」、「正氣」所生而難得，加以自身久 貶不用的經歷，是以劉禹錫認為君待賢臣應「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58、
「寬能者之刑」59，而此君臣關係之論於第三章已有討論，於此就不再贅述。
54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184～1185。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55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061。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56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32。
57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32。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58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辨迹論〉，頁 1302。
59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華佗論〉，頁 1305。
二、 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的務實態度
如前所言，劉禹錫的法治依據乃是出於以人為尊的態度，而人中之尊者莫過 於聖人，聖人之至德為中道。中道的精神在於尚實而權變，追求的是時中，以中 道為其思考模式的劉禹錫，在政治上表現出來即是尚實而權變的態度。權變的部 份除了前已提及的〈答饒州元使君書〉所言：「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則有 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當有二也，顧遭時不 同耳，……，其寬猛迭用，猶質文循環，必稽其弊而矯之，是宜審其救奪耳」外，
其於〈辨迹論〉亦言：「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 豈制置名數之間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60一則曰：「唯變所適」，一則 曰：「因之何害」，變與不變之交集在於「審所當救」的尚實中道觀。而對於以中 道為政的執政者，劉禹錫一向給予積極的肯定，如於〈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 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稱許王質的治理方式為：
「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 束吏恵下，蘇罷羸讋剽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61，於〈山南 西道節度使廳壁記〉寫令狐楚：「初，公自河陽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 悛獷悍，治天平以清去掊克，居大鹵以仁蘇薦饑」62，因應地方人情與需求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治理方式，正是中道尚實而權變的精神。
但所謂的尚實一來指真正面對問題，二來據此彈性改變作法以追求真正之實 效。中唐政局的情況大體上而言就是外有藩鎮，內有宦官，舊有的法令不足面對 新的問題，法治已從唐初的法大行的「因之何害」走到「唯變所適」的法弛之局。
而唐代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朝代，安史亂後造成許多農民流離失所，又地方權力 移於武臣之手使得這個情況更是雪上加霜，而此乃最根本急迫的問題所在。正如 其於〈訊甿〉藉甿民之口言：「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 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鷙其理而蛑 其賦」63，而任職於地方的文官又「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為廉，以守舊弊為奉 法。是心清於棖闑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64，而這樣的情況具體反映在〈復荊 門縣記〉的描述，其文曰：
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社於茲者，徼馳名於省嗇，謂相沿為非智，因請
60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298～1299。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61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234。
62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228。
63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21。
64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答饒州元使君書〉，頁 942。
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 地征以歸它邑，野之人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顓戍督，行之旅有誰何之囏。
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鄢而南，斯為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
持瑞節而銜急宣之使，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 餼牽之禮。是敬之不及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65
只因由將校出身的地方長官欲博得節省開支的美名，加以主其事者敷衍、不敢得 罪武臣的態度，足足擾民有近二十年之久。且官吏無法便民之外，又不欲養民，
劉禹錫在〈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稱許令狐楚：「去苛法急征、毀家償租之令」66， 亦於〈汴州刺史廳壁記〉引令狐楚之言：「吾食止圭田，吾用止公入，凡它給過制 傷亷浼潔者悉罷之，一歸乎公蔵。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剗之，一出乎令典。
凡關征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一遵乎詔條」67，於〈鄭州刺史廳壁記〉則是引楊
凡關征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一遵乎詔條」67，於〈鄭州刺史廳壁記〉則是引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