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劉禹錫的論說主張見解 ──從所選三十二篇試探
第三節 詩與文的見解
二、 視道行止的文論
劉禹錫最早的文論當屬〈獻權舍人書〉裡的一段話：「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蓄 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而何？是用顓顓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
泥溺於浮華」117，這段話裡的道當以科考功名為劃分，有科考功名而得官位者，
可以「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耳。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118，是以 他於〈唐故相國李公集紀〉裡說：「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
咸繫於訏謨宥密者，庸可不紀？」119在這裡因自己乃未有功名在身未得位，其政 治抱負無法施於人只能稱為志，而表達此一志向的工具便是文章。又說：「非篤好 其章句，泥溺於浮華」，從這裡若細加以推敲，可以推知二事：首先劉禹錫於文章 上的要求是以內容為先，而此一內容又和政治抱負有關；其次，若細思此句，乃 是希望權德輿在讀他的文章時不要有此偏見，而又本論文第三章所見，劉禹錫的 論說文裡不能說不廢駢偶，更接近實況的是近於大量使用對偶句，是以其文章創 作上既重內容亦重形式，也當看做是其中道觀的表現，而這一點將於第五章論之，
此處暫不表述。
回過頭來說，那劉禹錫的政治抱負是什麼呢？要言之即是致君及物，他在〈上 門下裴相公啟〉裡推崇裴度可以「致君及物，其德兩大」120，在〈與刑部韓侍郎 書〉贊許韓愈「以推賢盡材為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121，在〈唐 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以為呂溫「重氣概，核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122， 在這個政治理想下，劉禹錫於〈劉氏集略說〉裡自評其文章：「道不加益，焉是用 空文為？真可供醬蒙藥楮耳。」123而此理想亦是其評價文類、文章的標準，在〈唐 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以為「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 而荀卿亦後其賦」124，以能表現政治抱負的論說立言之文為先，而將體物瀏亮之 賦為後，又除前已引之〈唐故相國李公集紀〉外，〈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亦說：「導畎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話。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 矣」125，而將此一文章尚實的觀點發揮到極致的，當推〈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 君集紀〉裡的「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
117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16。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118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答饒州元使君書〉，頁 944。
119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185。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120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030。
121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032。
122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059。
123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181。
124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060。
125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281。
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
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將文章「致君及物」的功能與政權是否為大一統劃上等號，
是以就此反過來說，羅根澤以此認為劉禹錫文宗三代秦漢 126，雖不能說不對，但 究其本其所以宗三代秦漢乃是出於對一統政權的推崇。
然而對於得位與否的文章，劉禹錫在〈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又說：
「謹按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贊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 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127， 將其分為文士之詞與潤色之詞。文士之詞以才麗為主，以才麗者非關政治，自是 注重辭藻，而已為帝王近臣所為之潤色之詞，所著與朝政息息相關，則以識度為 宗。然究劉禹錫之本意，雖說是各有強調，但也不應有所偏廢，這樣的觀點表現 在〈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所說：「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 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汨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為古文 者得名聲，為今書者無悔吝」128，適足以證劉禹錫心中理想的文章當是文質並兼，
而視情況各有所強調才麗或識度，又各有所強調者，來自於其得位與否，就此而 言筆者以為乃其中道觀裡「時中」另一面的展現。
又劉禹錫於文的創作進路上，明顯與寫詩時強調虛靜離欲的工夫有所不同。
其於〈彭陽唱和集引〉中自評其作為「而胸中之氣伊鬱蜿蜒，泄為章句，以遣愁 沮，悽然如焦桐孤竹，亦名聞於世間」129，而於〈劉氏集略說〉直言一生所著：「窮 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130將不平視為文章創作的動力，劉 禹錫這樣的論點說得最透徹的在於其〈上杜司徒書〉，如其以為韓非、司馬遷之所 以能文章寫得好，乃是「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為激切，故司 馬子長深悲之，為著於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 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131， 而自稱其寫信給杜佑的動機在於：「夫踣者思起，必呼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 求醫。子宜謼於有力而呻於有術。……。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詞。」132 是以就此而言，劉禹錫的關於文學創作論述和韓愈〈送孟東野序〉所言：「大凡物 不得其平則鳴」133是一致的。
126 羅根澤著：《隋唐文學批評史》，頁 256。
127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224～1225。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128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025。
129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174。
130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179。
131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86。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132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89。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133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2 月），頁233。以下引此書文字，皆省略為編著者、書名、頁碼。
但應當注意者，此處之文章和前段以政治為標準的文章在意義上並不相同，
不平者乃因其未得位，是以其於〈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說「以為君子受乾陽 健行之氣，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泄神用。其無暇 日，與得位同」，此處所論乃為醫術，但將之套於文章創作上，特別是如劉禹錫這 樣將文章功能與政治劃上等號的觀點來說，也不是不行。又前引之〈上杜司徒書〉
裡「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於它書矣。而獨 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所言乃是一個文學接受的問題，這 已於第三章中論之，是以於此不再贅述，但要言之，劉禹錫以為的文學批評方式 乃是出於一種情感上的共鳴，就其所論來看若詩的欣賞與寫作繫於生命實踐的修 養，那麼在文的寫作與欣賞上，所繫者乃出生命經歷的激盪與自此引發的情感共 鳴。
在本章的最後，回顧在完成本章以統整性的論說主題思想探討後，筆者以為 在思想性主張上劉禹錫的儒佛會通的中道觀，乃其看待事物的根本模式，中道的 精神表現在時中，尚實而加以權變，而這樣的中道觀乃是援佛入儒，以儒為本位 做為出發。這樣的態度貫串了他所有的思想主題。乘氣而生的天人觀就天而言，
將天視為由氣所化的物質自然天，這樣的目的在於彰顯以人為尊的立場；就人而 言，亦是由氣所生，但此一觀點卻是劉禹錫以為人生而有階級的依據，也因先天 秉氣的不同，以為後天的教育並不能彌補與生俱來的差距。在政治性主張上，天 人交相勝的法治依據，劉禹錫以人為尊強調以法治國的重要，但其法治仍是繫於 人治之下，和乘氣而生的天人觀相結合來看，其陷入了不免落入弔詭的邏輯。而 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的務實態度，因中唐政局而發，其施政上雖說是以民為 本，然究其目的乃在維繫唐代政權。詩與文的見解上，其境生象外的詩論乃言不 盡意此一問題的延續，而其在創作詩上的虛靜修養工夫融入了佛教的定慧之學，
而就最後的創作成果即詩本身，一方面要有美刺的功能，一方面亦對辭藻之美有 所要求。視道行止的文論展現了劉禹錫將文章為政治服務的思想，甚至以政權的 統一與否決定文章的高下，然文章除了現實的政治實用功外，劉禹錫對於文章之 文采亦相當重視，就文學理論上來看，其亦是以中道觀一以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