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範圍

如前所述，既然已經劃分出審視劉禹錫所著文章中何者為論說的標準後，那 麼緊接而來的第二個不得不面對之問題，便是在「論說文」這個大命題之下的「文」

之一字其內容底蘊為何？以今日一般而言，若指稱某文是「論說文」，多半直覺反 應是內容旨在論說的散文，然則依此未經審視的直覺反應為劃分研究範圍是否妥 當，當然值得存疑。更進一步思考，若研究範圍於此一探討後將不只侷限於散文，

而是拓展到今日視野下散文的對立面：韻文。那這樣一來選取研究文章的範圍是 否能恰如其分，會不會過於浮濫？

首先，若將「文」從最廣義的角度來說，從人類有文字記錄之始，此一文字 記錄便可稱之為「文」。此時的文字記錄往往只是缺少文采的、片面的、簡短的、

以實用為導向的。認真說來先民在進行這記錄文字時，無所謂「文」的概念，也 無創作「文」的意識、意圖，只是單純生活上的記言或記事。這樣的情況正是「翦 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³⁷「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 機要」這三句說的正是先民在記錄文字之時，由於書寫工具的不發達而使其形成 的缺少敘事技巧、片面、簡短扼要的特徵，「垂世立教」則說明了這些記錄與上古 時期政治、軍事、祭祀等活動緊密相結的實用性取向的特徵，是以今日認為之初 具散文規模、有著各類文體雛形的《尚書》，其基本內容仍是一部關於言談的記錄。

但是上述的政治、軍事、祭祀等活動於上古時期又常和占卜、卜辭脫不了關係，

而所謂卜辭這方面記錄的代表則當首推《易經》，《易經》一書之作正是建立在「立 象以盡意」³⁸的基礎之上。如〈易．鼎〉：「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 悔」³⁹描述的正是鼎耳的位子有所改變以致於無法順利搬動，鼎中的雉雞無法享用，

37 蕭統編：《昭明文選》，卷四十五，〈孔安國．尚書序〉，頁 637。

38 金景芳、呂紹綱著：《周易全解》（台北：韜略文化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二版第二刷），〈繫辭〉

上，頁636。以下引此書文字，皆省略為編著者、書名、頁碼。

39 金景芳、呂紹綱著：《周易全解》，〈鼎〉，頁 462。

等到了下雨時鼎已冷卻，招來悔恨；又如〈易．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朋亡」⁴⁰說的是以中空的匏瓜渡河，未抵達對岸便遺失了，朋友因而死亡。《易經》

諸如此類的描述並不少見，和前文所述的〈尚書．無逸〉相較，《易經》在描述這 些「象」時無疑是帶有故事性的，而這其中便存有文學要素的因子。

到了春秋末期與戰國時代，「文」不論在數量或是質量上都來到了一個新的里 程碑。但如《論語》、《墨子》、《孟子》仍脫不出語錄體的範疇，到了《荀子》、《莊 子》、《韓非子》等書，則是具有創作意識的獨立為「文」了，特別是《荀子》一 書書中各篇多以議論為主，論理有點有據，結構完整外亦能說理深遠透徹，又書 中行文常引儒家經典文句，兼采當時縱橫家之長，文章句式整齊，筆法修辭多端，

頗有形象與韻律之美，處處表現出古代論說散文的成熟。當然，從《論語》的集 體語錄到如《荀子》般的個人著述，這一個過程歷時是漫長的，春秋末期與戰國 時代下的周代社會制度禮崩樂壞、各路諸侯謀王爭霸，如斯不安的政局促使產生 了諸子百家爭鳴、縱橫策士謀求以言辭達布衣可至卿相的局面，或欲以自家學說 處理禮崩樂壞的局面從而完成淑世的理想，或欲以三寸不爛之舌輔佐諸候成就王 霸事業從而獲取己身的富貴榮華，光有堅實的理論或深遠的眼光都是不足的，要 使諸侯能被說服、社會大眾能夠認同，文字、語言的表現技巧無法被忽略，所謂 真正意義上的「文」正是產生於這樣的一個時代，正如前所述，和《尚書》、《論 語》相較下，以《荀子》為例，戰國時期的文章不僅邏輯更加嚴密，表現形式上 也富有大量修辭筆法，形象也更生動鮮活，從而形成先秦時期諸子各種風格不同 的文章。

先秦諸子的文章無疑都屬於廣義下的散文，然而所謂的「文」於兩漢時期產 生了意義上的變化。「文」或「文學」一詞在先秦並不算是罕見，如〈易．繫辭下〉：

「其旨遠，其辭文」⁴¹，「文」指的乃是文采：〈論語．學而〉：「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⁴²，「文」指的是學問：〈論語．八佾〉：「郁郁乎文哉！吾從周」⁴³，「文」則是 指文化；而〈論語．先進〉：「德行：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⁴⁴，「文學」一科指的是對於經典 的掌握。要言之，上述解釋都不具有文體上的意義。然則「文」與「文學」一詞，

在西漢時期產生了意義上的變化，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裡說：

時至兩漢，文化漸進，一般人亦覺得文學作品確有異於其他文件之處，於

40 金景芳、呂紹綱著：《周易全解》，〈泰〉，頁 154。

41 金景芳、呂紹綱著：《周易全解》，〈繫辭〉下，頁 661。

42 朱熹撰：《四書集註》，《論語．學而》，頁 49。

43 朱熹撰：《四書集註》，《論語．八佾》，頁 65。

44 朱熹撰：《四書集註》，《論語．先進》，頁 123。

是所用術語，遂與前期不同。⁴⁵

當某一文化現象累積至須另立名詞加以指稱，正是說明了當時的社會有此迫切的 需要。如欲使一般人亦能有此感受並加以認同，那麼此一文化現象必然已普及於 社會各個角落當中。郭紹虞所言正是文學作品至兩漢已累積出相當可觀之數量與 質量，其所所稱的有異之處，正是指「文」開始擺脫學術之附庸、取得獨立地位 的有力證明。是以郭紹虞於上述引文後又言：

用單字則有「文」與「學」之分；用連語則有「文章」與「文學」之分。

以含有「博學」之意義者稱之為「學」或「文學」；以美而動人的文辭，稱 之為「文」或「文章」。⁴⁶

「文章」一詞非首見於西漢，孔子便曾言：「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⁴⁷然 其所指之「文章」，並不具有文體上的意義。郭紹虞於書中以《史記》、《漢書》為 例佐證其說，又言「班氏《漢書》大率多本《史記》，其於『文學』『文章』之分 亦與《史記》相同。」⁴⁸但司馬遷乃西漢時期之人，《漢書》所記乃西漢時期之事，

術語相同本非怪事。值得注意的是東漢初期的劉歆所著之《七略》中分有：〈六藝 略〉、〈諸子略〉、〈詩賦略〉，約略同時而稍晚一些的〈漢書．藝文志〉也承此一分 類。《七略》一書業已亡佚，劉歆作此一分類時據何種思維，不得而知，但班固會 襲用劉歆之觀點，適可證明西漢時期「文學」、「文章」的分類法已經開始不足。

《七略》與〈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法的意義在於：首先是文學和學術的正 式加以區隔，西漢雖有文學、文章之別，但僅存於共識。形諸文字而成定見，此 為《漢書》比《史記》更進一步之處。其次，〈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這 個安排順序也有其用意：六藝乃為儒家經典，〈諸子略〉班固稱其為「今異家者各 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⁴⁹既是 六經的延伸，則亦在學術的範圍之列。而對於〈詩賦略〉班固的說明為：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

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

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漢興枚 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45 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 年 4 月初版），頁 40。以下引此書 文字，皆省略為編著者、書名、頁碼。

46 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40。

47 朱熹撰：《四書集註》，《論語．泰伯》，頁 107。

48 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42。

49 班固著：《漢書》（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 年 10 月），卷三十、〈藝文志〉，頁 1349。以下引此 書文字，皆省略為編著者、書名、頁碼。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 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⁵⁰

兩漢崇賦，以屬賦為能文，本為一代自有一代之風尚，殊非怪事。但此處言「材 知深美，可與圖事」、「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觀風俗，知薄厚」， 若是過於強調文采，則說「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坦白之，班固 以為「文」仍須符合儒家教化之功用方有其價值，易言之即是強調「文」之實用 性。其三，以今日不再獨尊儒術的眼光來看，〈六藝略〉為經典故而不論，〈諸子 略〉是為散文，〈詩賦略〉為韻文。郭紹虞指出：

他這種分法雖似乎不免仍注重在形式上韻散的分別，但也因為當時的文學 作品只須就韻散別類，故覺得孔門分別詩文的觀念，猶足以適的緣故。⁵¹ 其將〈諸子略〉、〈詩賦略〉通以文學作品稱之，以為班固之分別為孔門詩文之分 別，筆者以為此一說仍有待商榷。如前所言，班固以〈諸子略〉為「六經之支與 流裔」，當在學術之範嚋，在其人眼中〈諸子略〉、〈詩賦略〉之別正如「文學」、「文 章」，而郭紹虞稱其為孔門詩文之別，筆者以為並不妥當。如賈誼之作，〈諸子略〉

言其作有五十八篇⁵²，〈詩賦略〉則言其賦有七篇⁵³，考之於現行可見的《新書》⁵⁴， 其內容皆為散文。是以可知班固原意〈諸子略〉、〈詩賦略〉之別在於「文學」與

「文章」，卻無意同時間將散文、韻文也如同文學和學術一樣都正式加以區隔卻未 加說明，而班固此一未說明透徹之處，則有待六朝處理之。最後一點，雖然班固 將詩賦都歸之於「文章」，分為五種：詩一種而賦四種。其於此所稱之詩乃為樂府 詩無疑，不再贅言。值得詳察的是班固於〈揚雄傳〉中寫到：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 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

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⁵⁵

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⁵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