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劉禹錫的論說表現手法 ──從所選三十二篇試探
第一節 重視偶對以收警策
筆者於前章論及劉禹錫於〈獻權舍人書〉所言之「乃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 志，見志之具，匪文而何？是用顓顓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泥 溺於浮華」1時，曾就「非篤好其章句，泥溺於浮華」一句以為若細思此句，乃是 劉禹錫希望權德輿在讀他的文章時不要有此偏見，易言之即是劉禹錫獻與權德輿 之文，於形式上採用了駢偶的唐代時文模式。
而從審視駢偶運用的角度來觀察，劉禹錫文章中關於論說散見的句子與段落 如〈傷往賦〉所引之「苒苒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聚散相尋。或鼓而興，
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2，中間除去「乘彼一氣，聚散相尋」
一句以外，均是偶對：〈三良冢賦〉：「古者秦氏，大於穆公。出師則寧東夏，用賢 則霸西戌。大邦服其禮，小邦畏其雄。謀已集，戰亦武。不能勤王，不為盟主者 何居？以滅天之良，喪人之特。百夫仰係，一朝而踣，可哀也哉！」3，亦主要是 以對偶之句行文，又雜以少許助詞而產生句式上的變化，而〈袁州萍鄉縣楊岐山 故廣禪師碑〉4關於論說的部份，綜合附表一與附表二來看，甚或可以說是以駢體 行文。
其次若以全篇完整文章來看，劉禹錫的〈答饒州元使君書〉5可以說是以駢文
1 劉禹錫撰，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 11 月），頁 816。以下引此書文字，皆省略為編著者、書名、頁碼。
2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61。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3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14。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4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03。
5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40～946。
書寫而雜以散句，〈天論〉上中下三篇 6據附表二的統計，共有四十九處的對句，
而〈上杜司徒書〉7雖本論文討論範圍已汰去全文近半，但仍可有三十三處的對句，
此三篇就筆者研究範圍來看其對句之數量為前三之多，而其他各篇亦依附表二的 統計，以十個對句為分界點，對句十個以上的另外有：〈明贄論〉、〈嘆牛〉、〈儆舟〉、
〈原力〉、〈救沉志〉、〈問大鈞賦〉、〈砥石賦〉、〈何卜賦〉、〈絕編生墓表〉，合前已 述之三篇共十二篇，特別是〈嘆牛〉、〈儆舟〉、〈原力〉、〈砥石賦〉、〈何卜賦〉這 幾篇原本篇幅就不長，是以其文中對句出現的密度不可謂之不高；而對句十個以 下的有：〈辨迹論〉、〈華佗論〉、〈鑒藥〉、〈訊甿〉、〈說驥〉、〈述病〉、〈答容州竇中 丞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口兵戒〉、〈猶子蔚適越戒〉、〈觀博〉、〈論書〉、
〈上門下裴相公啟〉、〈讀張曲江集作並引〉、〈別君素上人並引〉、〈山陽城賦〉、〈佛 衣銘〉，共十七篇。其中最少的是〈讀張曲江集作並引〉僅有二處，但其原本文章 長度就甚短，而其中還有「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 之思，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然有騷人風」8這樣子的長對句，同樣以密度而言，
不可謂之不高；反過來說，對句密度甚低或全無的，就第三章討論範圍來看也僅
〈辯易六九論〉、〈奏記丞相府論學事〉、〈送曹璩歸越中舊隱詩並引〉這三篇，足 可證明劉禹錫對於駢偶的形式不是完全反對，而是不要「泥溺於浮華」。
又劉禹錫重視對偶的證據，首先以〈論書〉這一段話最為有力：「徳者何？曰 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9，為了偶對的形式，不避連用三 個「曰」字，以使上句與下句在字數上能夠一致，而其於〈訊甿〉中借甿民之口 言：「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 而芥視民，其下也鷙其理而蛑其賦」10、「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 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11，此處甿民之 言所呈現均是對偶句，就理而言自然是不可能如此，必定待劉禹錫加以潤飾而成，
就此筆者以為劉禹錫於對偶有其重視之處。
其次就附表二來看，劉禹錫文中偶對工整之處不少，但也不少不甚工整之處，
這樣的情形就以〈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所引之「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
《國語》辯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12為例，三句句式相同，句意相連，
唯在字數上有所少許不同，這樣的情況在附表二當中不算少見，〈答饒州元使君書〉
的「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
6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天論〉上，頁 987～990：〈天論〉中，頁 990～993：
〈天論〉下，頁993～995。
7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86～896。
8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53。
9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309。
10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21。
11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21。
12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112。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本也。缿筒之機或行，則奸不敢欺，此政之助也」13、「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 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14，〈論書〉的「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 逌爾而笑，或謷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奕棊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
或艴然而色。」15都是這樣的例子。若以工整與否這一點來看劉禹錫對駢偶的重視 到底有多深，筆者以為此正符其於〈獻權舍人書〉所說，其之為文以見志為先，
但又不放棄形式上的美感功能，既不以文害義，亦不全然追求形式上的美感。就 這一點上來說，乃其中道觀的表現。
最後，劉禹錫喜歡在文章的關鍵之處使用對偶的形式，特別是文章的結尾處 特別明顯，如其短篇於〈辨迹論〉之文末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16 以收警策：〈明贄論〉上段之末曰：「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17以啟下 文：〈華佗論〉則以「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18收攝前例，以發無窮之感嘆；
又〈因論〉七篇於其結論的子劉子部份均有對句，特別是〈訊甿〉、〈儆舟〉、〈原 力〉、〈述病〉在結論部份幾以駢體行之。而長篇如〈天論〉上中下，其結尾亦是 偶對形式為主，以收警策；又〈上杜司徒書〉，其於「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
故見乎詞。敢聞左右，投所閔也」19以下開始議論君上如何被讒言所惑一段亦是駢 體，處處對句。
合其以上形式與質量要求的例子，筆者以為可用劉禹錫於〈董氏武陵集紀〉
中關於意境理論著名的一段話為代表：「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里，工於 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 於明」20亦可以見其對駢體的運用，「片言可以明百意」對上「坐馳可以役萬里」
而收於「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對上「古今調殊而理冥」則收「達 於詩者能之」，而此上三句於文意上又可對下三句而收於「工生於才，達生於明」
此組對句，類似這樣複雜的對偶形式而又能充分表達思想的句子，在附表二中亦 不少見，而筆者在此先點出劉禹錫的文章若單純以古文、散文的觀點去看待，只 會使後來的研究無法真正面對他在駢體對偶上的成就，然劉禹錫這樣注重駢偶與 用典的特色也不是全然沒有弊病，如其〈說驥〉與韓愈的〈雜說〉四首之其四相 較，雖〈說驥〉在形象的刻劃與說理的感染力上筆者以為勝於同樣主題的〈雜說〉
四首之其四，但就閱讀理解上來說，〈說驥〉不如〈雜說〉來得平易近人，甚或失 之艱澀。而劉禹錫文章的用典、駢偶其得失這方面的探討，筆者則以俟來者，於
13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41～942。
14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42。
15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309。
16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302。
17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303。
18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1305。
19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889。
20 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頁 916。以下引此文皆如此註。
本論文中就先暫不再論了。
而對劉禹錫之於駢偶的看法，就筆者所見在筆者之前有三：首先是卞孝萱據
〈獻權舍人書〉說劉禹錫「鄙棄『泥溺於浮華』的駢體文」21，以此認為劉禹錫從 事古文寫作的時間點更早於韓愈開始提倡古文運動 22，而同樣注意到劉禹錫文章 中駢偶情形的有唐驥與唐曉敏；唐驥在〈劉禹錫散文略論〉裡指出「劉禹錫的散 文中雖有大量散體單行的的語句，但駢句也佔了相當的比重」23，但其所說之駢句 乃以「在其諸如對偶、字句、聲律、用典、辭采諸要素中，最本質的特徵是講究 句式的平行對稱、詞語的的互相對偶，……，如果只是整齊的四字句，而沒有對 偶，恐怕還不能說就是駢體」24為基準；唐曉敏之見則迥異於前二者，他於〈劉禹 錫與韓、柳文學思想的差異〉的摘要指出劉禹錫「對駢文表現出極大的熱情」25， 以為「劉禹錫與韓愈、柳宗元文學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的不同是，他對駢文無反 感，……，劉禹錫在為這些高官作集紀時，他所稱賞的這些文章，主要是駢文」26； 此三者之中，筆者以為探驪得珠者乃唐曉敏，卞孝萱所謂「鄙棄駢體文」一句恐 或太過武斷，而唐驥之說亦有可商確之處。
就承本節一開始所述來看首先，筆者以為之駢句和唐驥所說不同，唐驥所言 之為劉禹錫文章中的駢句判斷基準乃為後世為駢體所下的嚴格定義，然而依其邏 輯套於唐詩來看，則唐人近體詩作中恐有大半不甚合後世對近體詩格律之要求，
可以據此以為其所作非絕句、律詩嗎？反過來想，以唐驥之基準還能找出「駢句
可以據此以為其所作非絕句、律詩嗎？反過來想，以唐驥之基準還能找出「駢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