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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整體漢番勢力的轉變 、 整體漢番勢力的轉變 整體漢番勢力的轉變 整體漢番勢力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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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 ）社會的貧困化 ） 社會的貧困化 社會的貧困化 社會的貧困化
清朝統治初期，對平埔族的生計危害最大的，便是沉重的社餉與勞役的負 擔，進而造成整體社會的貧困化。平埔族北投社人以群體社會部落的型態存在，
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但隨著政府的治理與漢人的入墾，使得生活起了變化。
就賦稅制度而言，清政府向漢人徵收丁錢及田賦，謂之正供；平埔族不須繳 田賦，惟需按丁納餉，稱為番餉。官方徵餉的方式是依循各社往例應納之總額徵 收，不隨丁口增減而有所調整。按《諸羅縣志》中所載：「南北投社，徵銀五百 零一兩三錢二分八釐（內猫羅社餉銀附入合徵）」的總稅額，303再由南、北投社 並附貓羅社番丁共173人來均分，304每位番丁尚需負擔二兩多，相較漢人每丁四 錢七分六釐，負擔較漢人高出許多，由此可看出北投社生計受影響而日益窮困。
至乾隆二年（1737年）為了減輕番餉負擔，在番 餉 的 徵 收 上 才 依 照 民 丁 例 原 則 ， 每 番 丁徵得銀二錢。此一不公平現象才獲改善，番餉雖已減輕，但番丁生 計已受影響，無力負擔的情形依舊存在。
至於在勞役方面，平埔族更是受到官員任意的濫派與奴役，外加通事的敲榨 剝削，使平埔族蒙受經濟與生活的苦難，使其無法專心從事生產，影響生計甚大。
由這段敘述：「縣官索之通事，通事索之土番。……而又派買芝麻、鹿脯、鹿皮，
搬運竹木，層層搜括，剝膚及髓，甚為土番苦累。」可得知。305
再者，因公差的負累及沉重的課餉，使平埔族缺乏穩定的力農環境，且因農 耕技術及資金的不足，使其無法有效耕墾土地，獲得的經濟效益有限下，生計更
303周鍾瑄，《諸羅縣志》（康熙 55 年、1716 年）（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98。
304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乾隆 6 年、1741 年）（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201。
305陳璸，《陳清瑞公文選》（康熙 10 年、1745 年）（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15。 ，
是雪上加霜。306而由平埔族傳統的經濟生活來看，本來就缺乏貨幣及蓄積的觀念，
官方徵餉的政策就是需要繳納貨幣，所以使得北投社的生活是遭遇到「乏銀費用」
的困境，這點可由現存的北投社土地契約來分析得知。307其典賣的理由，多為「乏 銀費用」，或因農耕技術不足而將土地予漢人贌耕，使土地流失，加深社會貧困 化，在這些情形下，造成整個北投社經濟貧困的問題。
由北投社通事謝潘元所遭遇的情形：「有承祖父潘烏目自己之大租店地七 坎，址在南投堡南投街，逐年所收七坎大租銀七員，現付大人起蓋衙門，元係不 敢云大租之事。」308來說明。通事謝潘元有承繼自祖父在南投街的店面，每年可 以收取七員銀兩，因南投縣丞需要興建衙門，所以必須將此大租銀提供出來。由 此可知在官方與漢人的壓迫下，使得北投社番逐漸喪失賴以維生的大租。
而光緒年間劉銘傳的清賦政策，對北投社番賴以維生的番大租、贍養大租有 了重大的影響。可由此段敘述為證：「北投社通事管收抄封口糧大租，逐年該納 二百二十四石。又一段通事管收抄封口糧大租，逐年該納一百零八石。此抄封大 租二段，首段田址在北投堡南勢公館，又次段田址在北投街舊公館。二段合丈明 四十一甲五分，共納大租榖三百三十二石，扣六成折實收榖一百九十九石二斗扣六成折實收榖一百九十九石二斗扣六成折實收榖一百九十九石二斗扣六成折實收榖一百九十九石二斗。。。。 此大租係前清二抄封反首三姓陳、林、許之田業，逐年徵收者向於彰化城東門街 抄封館吳昌記徵收，現今無完」，309由文中可知清賦政策之實施，使得番大租一 律減四留六，造成北投社番大租收取的衝擊，甚至喪失番大租收取的權利。因此 使得社會經濟更加貧困化，進而造成北投社社會組織的瓦解。另外，清賦政策中 所確定土地之業主權，以小租戶為業主，因此養贍大租喪失業主權，屯租一部分 供納正供，屯餉支給無著落，屯制跟著也漸廢弛，社番必須融入漢人社會討生活。
306施添福，〈清代台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9 期，1990 年），頁 80。
307可參閱附表一：北投社番漢買賣契約資料統計表。
308《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810~811。
309《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8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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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二） 二 ） ）地權的流失 ） 地權的流失 地權的流失 地權的流失
如前所述，漢人取得番地的途徑，正是番社土地所有權流失的主要管道，而 這些管道包含私下買賣、贌耕與典賣，而土地種類可分為公有社地、私有土地與 養瞻埔地等三方面。漢人勢力進入臺灣後，也引進了貨幣經濟，隨著土地的拓墾 而引發地權的問題，同時也在與漢人接觸漸多下，於是漸形成土地所有權的概 念。以番社土地所有權而言，分為公有與私有，公有社地之生產為社人共有，依 從社例分配與全社，或作為一社祭祀會宴及全體會費之用。
平埔族北投社的社會呈現貧困化，使得北投社人必須私自將土地典賣以換取 銀兩，這也對部落公有社地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使得部落的公有社地漸趨萎 縮，私有土地制的興起。此外，經濟的困頓除了導致北投社人將私人土地的典賣 外，也相對使得社中公有地大量的流失，進而使得平埔社會遭受瓦解的命運。
但隨著雍正三年（1725年）頒佈「福建臺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
令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的番地政策後，311促使著北投社番對土 地的所有權，從以往之番社共有制度轉變為地權私有化，使得原本對社番並無特 定經濟價值的土地，在墾佃制度下，社番的角色轉變為收租業主，土地變成了有 價財產。但也面臨了番社草埔地被日漸侵墾與失去以往狩獵的草埔地的現實。
乾隆三年（1738年）郝玉麟的奏請清查界內熟漢番民所耕之地界，並設立 簿冊來管理，且以「契買歸漢，私佔歸番」的原則來執行，同時防止漢人侵占番 業，永遠不許民人入侵番界贌買番業等政策的執行。312但重點則偏重在防止界外 私墾，對於界內番地保護則欠周詳，僅消極採取禁止漢人貼納番租贌買番地的措 施。且官府並未對私墾、贌買番地的漢人做出管制，所以成效不大。
310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社，1992 年），頁 525-527。
311《清會典台灣事例》（清）（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年），頁 43。
312《清會典臺灣事例》（清）（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9；范咸，《重修臺灣府志》
（康熙 57 年、1718 年）（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483。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廷雖然重申台郡番地不准漢佃杜賣典贌，番地 不准典賣漢人的政策。但如有社番不能自耕，准許漢人納佃承租，規定固定 番租數額以保障社番生活收入，番地業主權永遠歸社番，但還是無法有效杜絕番 地流失管道。
而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戶部則例規定：「番地租贌與漢人者，以社番 為業者仍免陞科，如賣斷與漢人，以漢人為業主照民地陞科。」313，此項規定形 同承認以往漢人私買番地准予合法化，只要向官府報陞納地稅，即可成為業主。
可見漢人對土地的需求早衝破了政府的禁令，而地方官卻採取事後承認的態度，
所以也根本無法阻止漢番私下的土地買賣，造成北投社土地不斷流失。
在漢人的墾佃制度與清代官方政策的雙重影響下，促使著北投社的獵場變為 農田，土地呈現租佃化，使得社番變成只靠番租過活，甚至在乏銀使用的情形下，
只能選擇將土地杜賣出去一途。雖然在乾隆朝時，政府不斷頒布各項「恤番」的 政策以保護平埔族生計，其政策包括減免番餉、減輕其力役，並規定熟番招漢佃 田園免報陞等措施。314然而平埔族北投社社會的貧困化已造成，終未能收保護之 效，也不能阻止漢人對平埔族土地的覬覦，因此其地權的流失也就無可避免。
北投社人會招佃、胎借與杜賣土地，其原因不外乎乏銀費用與無力耕作，隨 著契約的訂定，北投社人面臨了番社草埔地被侵墾，且狩獵的草埔地消失的危 機，生活更陷困境。再從契約資料顯示北投社，315早在乾隆中期即開始賣地，乾 隆末至嘉慶中期是漢人墾殖的高峰時期，也是北投社人典賣土地最頻繁的時期，
不管是私有、公有以及養贍埔地，無一倖免。道光年間以後，草屯地區的公共社 地、私人土地，已經完全流失。所僅剩的番大租，也因光緒年間劉銘傳的清賦而 大減。留在祖地已謀生無計，迫使北投社與中部五族三十幾社的平埔族人陸續遷
313《清奏疏選彙》（清）（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 年），頁 53-54。
314《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明治 37 年、1904 年）（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323。
315可參閱附表一：北投社番漢買賣契約資料統計表。
入埔里，留下來的則必須融入漢人的社會中討生活。316
總而言之，隨著漢番族群的接觸與官方政策的影響，各姓移民與北投社人呈 現出多樣化的漢番關係，甚至影響到北投社人逐漸失去草屯社會的舞臺。由道光 八年（1828年）所立的《承管埔地合同約字》所載：「……以為社番仰事撫恤衣 食充足之需。不料慘遭漢人逼近，番社雜處，貿易交關，被其侵占刻剝，以致栖 身無地，餬口無資，大慘難言。」317，此內容道出平埔族社眾與漢人互動過程中，
所受到的欺壓、剝削及侵占之漢番關係，也反應出有苦難言的無奈。話雖如此，
所受到的欺壓、剝削及侵占之漢番關係，也反應出有苦難言的無奈。話雖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