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據丁曰健上奏的內容：「且聞該巢復多馬粦潭敗匪竄匿其間，結為死助，
而近巢洪姓各莊又不免私相接濟」，451可知洪姓族眾之間存在著凝聚力及宗族團 結的關係，此表現實則受宗族社會發展之影響。整起戴潮春反官事件，主要的領 導人物多屬「族大丁盛之地方土豪」，452亦牽涉到宗族間因爭水、爭地所形成的宗 族恩怨，不僅有宗族間的對立，又有宗族藉聯盟來打擊宿敵的現象，進而造成宗 族勢力的重新調整。
二 二 二
二、 、 、社會經濟對宗族勢力之影響 、 社會經濟對宗族勢力之影響 社會經濟對宗族勢力之影響 社會經濟對宗族勢力之影響
（ （ （
（一 一 一） 一 ） ）街肆的轉移與宗族勢力 ） 街肆的轉移與宗族勢力 街肆的轉移與宗族勢力 街肆的轉移與宗族勢力
首先從街肆的形成與發展來看，清嘉慶年間，因草屯周圍腹地開發漸成，當 時生活必需品，多仰賴大陸進口，從鹿港挑運至此，所以於北投社附近已發展成 街肆，稱為北投新舊街。從清代至日治初期，一直是草屯地區行政、經濟、交通 之中心，是當時草屯地區商業相當繁盛的地方。453同時也成為四大姓聚落農業產 品最大的交易市場，當時北投街區店鋪林立，包括布匹、紙張、文具、藥材、五 金、煙草、陶瓷、鹹魚、酒類等店鋪，甚至自譽誇稱「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北投」，
447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同治 6 年、1867 年）（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525。
448林黃河，〈北投埔恆隆堂記略〉，《南投文獻》（第 36 輯，1990 年），頁 286。
449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同治 6 年、1867 年）（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502。
450許達然，〈十八及十九世紀台灣民變和社會結構〉，《臺灣文獻》（第 51 卷 2 期，2000 年），頁 57-133。
451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同治 6 年、1867 年）（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478。
452羅士傑，〈試探清代漢人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同治年間戴潮春事件為中心〉，《臺灣史蹟》（第 38 期，2001 年），頁 142。
453洪敏麟，《草屯鎮誌》（南投：草屯鎮志編纂委員會，1986 年），頁 193-194。
可見當時商業鼎盛的情形。使得鄰近於此街區的四大姓宗族能掌握其優勢，從事 農商多角化經營，累積宗族的勢力。由同治年間四大姓局的設立及朝陽宮的倡建 來觀察，皆以四大姓宗族成員為主，可說是在北投新舊街皆有屬於各宗族的勢 力，又以擔任四大姓局之首的洪姓宗族佔有優勢。
隨著同治末年，因清朝政府實施「開山撫番」政策，使得山地封禁的禁令獲 得解除，因此帶動埔里等中部山區的開發，當時草鞋墩街、瓠仔寮、土城等地成 為彰化鹿港與埔里內山，兩地物資交換、人員往來的必經之地。454有這樣的區位 優勢，導致於草鞋墩街的興起，而李姓移民的聚落正位於此街區，所以宗族勢力 漸具優勢。其中又以圳寮南派第十七世李安雎，利用其父所遺下財產為基礎，開 始於草鞋墩一帶進行房屋地基的收購。對象包括了李姓族人及其他各姓宗族成 員。
在李姓宗族成員方面，同治十二年（1873 年），李文添和李文六因乏銀費用，
以佛銀 92 大員將位於草鞋墩頂庄、過圳庄的房屋地基出賣；光緒元年（1875 年），
李華、李麻踏將位於草鞋墩街的房厝地基，抽出茅店連同深井，以佛銀 47 大員 出賣；同年，李氏金娘將位於草鞋墩街的厝地前落賣出；光緒六年（1880 年），
李阿屘、李加高、李元壽等三人賣出草鞋墩過圳庄的厝地；光緒十六年（1890 年）， 李盆以 156 員賣掉位於草鞋墩頂街的厝地連同茅店瓦店；光緒二十年（1894 年），
李元受、李元田以佛銀 20 大員將草鞋墩庄的厝地出賣；於該年李福才、李接枝 將位於草鞋墩頂庄的厝地以佛銀 110 大員出賣。455
在各姓宗族成員方面，簡文色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將位於草鞋墩的田地，
以90大員佛銀的價格典給李安雎後，隨後仍因乏銀，並於光緒三年（1877年）再 以114大員的價格賣給他；咸豐十年（1860年）莊鳥鼠等人將位於草鞋墩頂庄、
過圳庄的房厝地基賣給了李登科，隨後又轉賣給李安雎；且分別於光緒六年（1880
454施添福，《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南投縣》（南投：台灣文獻館，2004 年），頁 145。
455謝嘉梁，《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南投：省文獻會，1999 年），頁 14、26-27、28-29、31、54、62-63。
年）及光緒十二年（1886年），因乏銀費用向李安雎找洗佛銀6大員及5大員。光 緒十年（1884年），簡登魁從雙梅公祭祀公業取得大好山腳庄頭內灣的一塊田地 後，於次年以起耕為名，向李安雎借了佛銀260員，但田地仍無起色，於是於光 緒二十年（1894年）以佛銀320員的價格典給李安雎；光緒十二年（1886年），
林荖、林磁、林爐將位於草鞋墩頂庄、過圳庄的房屋地基以佛銀20大員賣出；洪 其昌、洪其隆將位於牛屎崎洋的水田賣給李安雎。456
透過這些土地交易，使得李安雎的財富急速累積，也使李姓族人的勢力逐漸 超越洪姓。這些土地逐漸累績成為李安雎家族的勢力及社會地位，其名聲甚至招 得牛屎崎腳的林祈和公業典田於他，大哮山腳庄的簡媽益胎借於他，甚遠至內木 柵的李火弄和李連，分別以110大員和130大員賣出田地。457他在明治三十二年
（1899年）所立的鬮書內容中，可清楚顯示其在清代所累積的財富。共包括79筆 田地（約佛銀17348大員）、被胎借銀共有2075大員，其他尚包括本厝一落(含本 厝東畔前後護龍、茅厝一座、瓦厝一座)、書齋一座、魚池兩口、草鞋墩瓦店五座、
頂橋頭壙地一所、書齋前公田一坵、園宅一所及三座商號。此外，還從中抽出9 筆田地（共1928大員）作為嫁娶和李義直祭祀公業費用。458
就此觀之，這些實質財富轉化成李安雎的名聲，不只傳播到李姓族人中，甚 至跨界到莊姓、林姓、簡姓和洪姓宗族成員。在區域上除了草鞋墩，還至林仔頭、
牛屎崎、大哮山腳、匏仔寮到內木柵，李安雎所創造的不止是一個利於自己投資 的環境，同時也塑造了名聲和廣大的土地交易網絡。李安雎依靠這些財富，擠身 於當地領導菁英階層，而他所擁有草鞋墩頂庄、過圳庄等基本的勢力範圍，具有 其重要地理位置的優勢，這優勢對於後代如李春盛的崛起有所幫助，並使得李安 雎家族勢力得以延續。
456謝嘉梁，《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南投：省文獻會，1999 年），頁 13、56、58、61、116-118、184-185、
310-311。
457謝嘉梁，《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南投：省文獻會，1999 年），頁 314、258、260；臨時臺灣舊慣調 查會編，《台灣私法附錄參考書(三卷)下》（台北：南天書局，1995 年），頁 112。
458林美容，《草屯鎮鄉土社會史資料》（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0 年），頁 87-92。
日治時期以後，草屯地區的商業興起，由北投埔（今草屯鎮碧峰里）林廣沈、
林廣陣與下庄（今草屯鎮敦和里）李峰竹、李清奇、李逢春等人興建了面積與舊 街相較五倍大的新街，再加上舊街由李春盛昆仲將其改建為二層樓房店鋪，使得 街區蓬勃發展。459對比於李姓、林姓宗族主導草屯市街之經濟權，洪姓及簡姓宗 族所聚居的農業聚落，經濟影響力及勢力相對地降低。綜上所述，產業的經營及 街肆經濟中心的轉移，對宗族勢力的興衰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也使得宗族勢 力有了更明顯的轉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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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二） 二 ） ）水利設施與宗族勢力 ） 水利設施與宗族勢力 水利設施與宗族勢力 水利設施與宗族勢力
水利設施的興築和管理，牽動著宗族勢力的凝聚，同樣地，也對宗族勢力的 轉變帶來了影響。水利設施的灌溉，會影響農田的收益，也決定租額的高低。在 各類土地中，水田能種二季稻，價最高；旱田能種一季稻，價次之；園不能種水 稻，價最低。460據當時各時期買賣價格的區域來觀察（請參見：表 5-2 清代草屯 地區平均每分水田最高與最低價格一覽表），同治年間以前，以鄰近於北投新舊 街附近的石投埔、大埔洋等地區的水田價最高，價低的水田則位於草鞋墩嶺下、
大好庄頭、牛屎崎等地區，會有這樣的差距，除了水源的因素外，北投新舊街是 當時草屯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中心，所以鄰近街區的土地，價格就愈高。
但同治以後，草鞋墩成街，由於開山撫番政策的推動，使得草鞋墩的交通地 位更形重要，加上原來控制水源的機能，使得後期最高價的水田在草鞋墩附近。
461由表中所示，每分地高低價差在三至四倍之間，在這樣的條件下，使得能掌握 高價水田面積愈多的宗族，其所掌握的資源也越多，對於草屯社會經濟的主導力 量也越強，可由前述四大姓宗族勢力發展的情形來得證。
再從收租與借款利息來看，清代草屯的大租一甲八石，和台灣他處相同，小
459洪敏麟，《草屯鎮誌》（南投：草屯鎮志編纂委員會，1986 年），頁 380。
460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的地價及其相關問題〉，《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2003 年），頁 101。
461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的地價及其相關問題〉，《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2003 年），頁 102。
租戶負擔輕。但現耕佃人的小租平均為四十九石，比他處的三十二石高出十七 石。462有此差別則決定在水源，因為水的不同，影響農田的收益，也決定租額的 高低，所以表示因為水利設施良好，收成比他地多出許多，而掌握許多水田的宗 族，隨著租金的收益，擴大其宗族優勢。草屯地區借款利息與北台灣相較也比較 高。北台灣的農村金融，道光末年胎借每年百元貼利息穀十三石，每百元貼利息 佛銀年十三元五角，463而草屯一百元需要二十二石，464可看出草屯借款利息比北 台灣高。這些因素影響著清代草屯資產之家累積財富的重要方式，也影響著宗族 勢力的變化，李安雎的興起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