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零年代的政治思考—海德格的國族
第三節、 文化國族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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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的文件中，雅斯培雖也幾次提到「民族」，但是他還是將大學之任務定義 為真理，民族之生存必須有賴於大學完成此任務；他雖然也說「訂立標準的是 貴族統治(Aristokratie)，而非平均狀態(Durchschnitt)」(Jaspers 1993: 296)，但是 他並不以校長及政治力量作為大學的主體，反而以研究者、教學者、及學習者 作為革新大學的力量，大學之管理者必須在「區別出不同精神的天賦」中，選 聘最好的人才，以使大學取得精神上的領先地位(Jaspers 1993: 305)；另外雅斯 培也與海德格倡議的軍事、勞動、知識服務意見相左，對他來說軍事教育、勞 動服務在雖然必要，但那並不是大學的一部分，無法與知識的求取一樣重要 (Jaspers 1993: 307)。因此可以結論，雅斯培所屬的是洪堡的傳統，而海德格的 大學，仍然是費希特的民族式的大學傳統—雖然採取了不同的進路。
第三節、文化國族的誕生
海德格並非唯一試圖以民族共同體來回應現代性危機的思想家，保守革命 一派多視一個團結的民族為德國未來希望之所在，最後因而與納粹的種族主義 合流。曾經親自與施密特來往過的作家Nicolaus Sombart 這麼定義那個時代：
對我來說，反自由主義者的仇恨潛能和另自由主義者的情緒成為德國歷史中決定 性因素的致病力量，一直是個謎。反自由主義顯然不只是種意識形態，那是種存 在創傷的畸形產物，一種被根深柢固的恐懼吞食的防禦反應，一種防止被視為基 本威脅之物的反射動作，一種堅持己見的英雄般企圖，一種建立獨立民族身份的 壓力。卡爾．施密特因此和那種回溯到費希特，並和在克萊斯特身上找到早期代 表人物的傳統接上了軌。就我們所知，就是「一九一四年的觀念」—「保守的革 命」，華格納、休士頓．史都華．張伯倫及後來的納粹：一股固執孤僻的自以為 是洪流，氾濫成災，並沖走所有想抵抗的東西。正如今天大家所說的，一種「種 族的基本教義派」，其主要意圖，在於界定可能的條件，在世界史變更、世俗化、
解放與科技工業革命的時代中，成為一個道地真實的德國人(Sombart 2004: 193)。
Sombart 將保守的革命派評斷為「種族的基本教義派」，如果是真的，海
演講後的三十年寫下的對海德格的看法：「...我還是往對他最有利的方向去解釋校長就職 演講—可是，同時我再也不信任他了。...(他的)知識的層次並沒有失去，雖然他的言行內 容已經淪入一種難以忍受的低下以及讓人陌生的程度。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不去認真看待他，
只是現在必須視他為本質性的對手，視他為危險的、能摧毀一切我能理解之物的毀滅性力量 的載體。」他並感嘆，當年他們在哲學名下多麼地意見一致，後來卻只剩下相異性
(Heidegger & Jaspers 1990: 258-259, No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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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可否被視為亦屬於這樣的陣營，因而他的哲學與納粹種族觀有緊密的關 係？Bourdieu 曾指出「保守的革命派」之意識形態提供了海德格思想的養分，
並且這些保守主義作品可以被視為海德格思想中的政治倫理成份的具體的表現 (Bourdieu 1991: 15)，許多保守革命派走向納粹時而採取了與納粹相同的民族 觀，而海德格是否也因此成為一個服膺於納粹意識形態的思想家，從哲學上支 持了種族民族主義？
海德格確實密切思考著民族問題，他提出以大學作為民族危機的拯救者，
給出了不同於官方版本的國家社會主義。這樣的民族思想立場，是以大學作為 領導的中心，由同一代人去創造自己的命運。這是他就任大學校長的最重要的 目標，即使在他卸任後，他仍然期待著大學領導民族的任務。
如前述1933 年海德格就任校長，短暫的任期後他卸下職務重新站上講 台，於1934 年夏季學期舉行本次講課。原來在課程表上宣告的課程是「國家與 科學」(Der Staat und die Wissenschaft)，然而當時緊張的政治局勢，使得海德格 的講台下除了學生外也來了納粹的親衛隊，準備觀察剛剛被解職的校長將對
「國家」提出什麼樣的批評，海德格知道了這樣的局勢，遂臨時決定改變演講 題目，第一堂課，他登台說，「我將讀邏輯」(Ich lese Logik)(GA38: 172)，納粹 主義者離席，以為海德格將以純粹學院哲學家的姿態遠離政治。然而，海德格 的「邏輯」卻從來不是純粹學院的，海德格的哲學始終與政治、歷史緊密結合 著。在該年《邏輯作為語言本質之追問》(Logik als die Frage nach dem Wesen
der Sprache)的講課中，海德格有系統地從邏輯、語言與人類存有之關係，將此
有置於政治與歷史中去探討，以求得此有生存之全貌，他接續著《存有與時 間》中已經發展出的存有概念，更進一步地超出了此有的本真性生存的階段，而在「共存」的基礎上推演出了共同體、歷史、決斷，這些思想都在他更後來 的發展中孕育了以「政治之本質」(polis)40來解釋人類共同體的談法，也就是一 種全新的「政治性」(das Politische)。例如海德格曾經在《巴曼尼德》講課中以
40 這個詞在希臘人的用法中是城邦，但對海德格來說不是一種具有固定疆界的城邦存在，而是 圍繞在共同文化、價值與語言而形成的共同聚合，不能是一般理解的國家型態政治，而是一 種界限不斷被再詮釋的共同體。因此有些地方應上下文我翻譯為「政體」，這裡則意譯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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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s 為人類共同體之形式，並認為現代所有的「政治的」(des Politischen)概念 都不足以掌握polis 之本質(GA54: 135)。現代政治概念之不足就在於對存有之遺 忘，為解決此政治理論的困境，海德格認為討論政治、或者討論人類何以形成 共同體，必須從人類之本質著手，而人類本質之提問又必須從語言進入，於是 海德格的政治思考便在這次名為邏輯之講課中充分展現出來，從這此講課中可 看出，要思考政治，勢必脫離不了對邏輯、語言、乃至人類本質的提問。
海德格意圖從語言、知識(科學)、及人如何被帶入知識共同體(例如大學) 中，去思考人的本質，也提出人應當如何在歷史中共存，這存有的歷史之宿命 遂決定了民族、乃至國家等各種政治共同體之本質。整堂課的推論連貫，概念 扣著概念，非常有系統地勾勒出了海德格對共同體的想像，他以一個圖闡明他 的課程(GA38: 97)：
以下便循著海德格提出的這些概念說明這次講課的重點。
(一)邏輯、邏格斯與語言
海德格將這次講課定名為邏輯學，但是他卻不講授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發展 的傳統邏輯學。他的邏輯的定義是，「邏輯是邏格斯、言語(Rede)之學，更精 確地說是語言之學(GA38: 12)」。邏輯不只是一種思考規則，從希臘始邏輯學 就是一門「與邏格斯相應合」的學問，也就是「知識」(episteme)。什麼又是
「邏格斯」？最一般的說法就是「說話與談論(Sagen und Reden)」，這構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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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出( 直 述 )(Aussage) ， 在 說 出 中 ， 我 們 尋 求 「 闡 明 與 指 示 (Aufweisen und Aufzeigen)」，也就是將「實事」(Sache)之內容說出(GA38: 12)。
古典的邏輯學其內在結構是對思想或事物分解、結合、設置規則(例如同 一律、矛盾律、理由律)以及找出形式(Form)；可是海德格放棄這樣的解釋方 式，直指邏輯之任務在實事內容(Sachgehalt)而非形式(GA38: 2-5)。如何去思考 這種超越形式之外的邏輯？海德格說，應從語言中著手。只有在語言中我們才 與「說出」相會面，也因而才能闡述實事之內容，語言進而構成了思想，進而 是思想之學(哲學)。邏輯便在這種關係中成為哲學的「前學」(Vorschule)(GA38:
5-6)。
這種邏輯，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我們應如何使用邏輯？可能的答案 如下：(一)藉由學習邏輯我們能增加思想的明晰性與確定性；(二)邏輯能用在具 體科學中作為工具；(三)姑且不論邏輯之功效，單單研究邏輯本身即是一件正 確的事，因為邏輯之產生背後隱匿著思想之產生，邏輯學史其實正是一部漫長 的人類精神發展史，「當康德、黑格爾與其他人前仆後繼地致力於邏輯，終究
『那背後有什麼東西存在著』(GA38: 7)」。海德格不滿足於這三種答案，他說 今日的必須任務是對邏輯的「撼動」(Erschütterung)，藉此歐洲人才能重新思索 幾千年來自身之命運，而不是以「形式」的邏輯，遮掩思想與存有之面目：
這需要一種爭鬥(Kampf)，在此爭鬥中我們的精神的以及歷史的命運能夠作出決斷。
這是一種我們至今從來不曾掌握武備的爭鬥，在這爭鬥中我們迄今從來不曾認清 我們的敵手，因而處於危境之中。沒有洞見地，我們與敵手合作，而不是迎擊敵 手。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精神歷史是與兩千年前緊緊相連的。在它的創造性力 量中，這個歷史仍然是此刻(Gegenwart)，縱使多數人對此毫無察覺(GA38: 8-9)。
邏輯不只是一門學問，它更代表著歐洲人與傳統的連結，是歐洲人承接自 兩千年前的思想以及命運，也就是海德格說的「爭鬥」。因此，「邏輯」這名 字對歐洲人的意義應當代表著歐洲人的「歷史性存有」，代表著一種在希臘人 處的創造性精神力量。歐洲人對於「精神」如何掌握、主宰，那就是西方的邏 輯學生成之由來(GA38: 9)。海德格因此呼籲一種非思想之規則的邏輯，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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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本身就應該是思想，而不僅僅是今日大學中課程分科下的學科之一，這種 對邏輯的「撼動」勢必也要求著對其他學科的撼動，也呼籲著他在校長就職時 所提出的大學改造計劃。從此可見，即使海德格下台後，他仍然沒有放棄他對 哲學、學術界的改造計劃，也正或許是因為他的改造計劃與官方格格不入，導 致他的短暫任期草草結束？他直言：
我 們 面 對 著 邏 輯 的 撼 動 ， 那 不 是 我 們 大 概 在 1934 年 時 為 了 「 一 體 化 」 (Gleichschaltung)而進行的，而是自十年前開始我們就已經致力於此，且在一種我 們的此有自身的轉化中建立這種撼動，這種轉化代表著我們的本己的歷史性任務 的最內在的必然性。我們致力於一種撼動，那是我們無法在一種計劃的意義上去 求索的，而是，只能來自我們的命運必然性(GA38: 11)。
由此知，海德格要求著邏輯之撼動，但卻不是以政治改造的方式，我們必
由此知，海德格要求著邏輯之撼動，但卻不是以政治改造的方式，我們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