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與保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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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處 將 出 現 一 個 難 題 ： 如 果 海 德 格 的 決 斷 論 真 是 那 麼 毫 無 根 據(Ab-grund)，何以此有的決斷就必然將它帶至納粹陣營中？Reiner Schürmann 曾經指 出海德格的基礎存有論在其反規範論(antinormativism)意義上是一種反基礎主義 (antifoundationalism)，在哲學上這會是對哲學本質主義的徹底顛覆，而在政治 思想(或者倫理思想)上海德格必然否定行動的目的論模式，因為此有是「多元 價值」(polyvalent)的，它必然不斷更新而不會停留在某一終極價值上，所以行 動或者政治都不可能有最終目的(arché or telos)，因而海德格的政治哲學的最終 概念必然是「無政府」(an-arche)(或者說無中心、無起源)。arché 指得是起源，

由此而能有奠立其他事物的根基，an-arche 則是從一切中心權威中撤銷了合法 化的根基(Schürmann 1987)。果真如此，則海德格的政治思想必然不會為任何

「主義」(包括國家社會主義！)提供任何保證，要虛無就虛無到底了，為什麼 選擇納粹，又為什麼停留在納粹？

在海德格構思其存有哲學的那段時間，德國正進入現代文明、科技高度發 展時候，也正處於混亂的威瑪共和時期，那是個「常人」與「平均狀態」充斥 的時期，當時的德國知識份子在戰敗之後深感到帝國昔日光榮喪失的震撼，面 對似乎在處理德國內政、外患上都束手無策的威瑪民主共和他們也極度不滿 意。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一個新德國的呼籲，似乎正巧為Wolin 所稱的「赤 裸裸的機會主義者」提供了絕佳的脫離平均狀態的機會。一個完全空泛的形式 化哲學，正是最容易吸收任何供予它內容的哲學，海德格的決斷論遇見國家社 會主義，一拍即合。

評論者各自從不同方面將海德格的思想置接於歐洲虛無主義傳統下，認為 海德格進行著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的工作，在這樣毫無標準可言的決斷 中，促使海德格激進地參與納粹政治。而這一段海德格與納粹的關係，如何評 價？我們應從海德格思想本身著手解析。

第一節、海德格與保守革命

海德格出生於1889 年，晚施密特一年，與希特勒同一年。這不僅僅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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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時也顯示了海德格的同代人所面對的共同國家民族問題。這一代的德國 人在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後不久出生，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簽訂凡爾 賽條約、割讓領土與賠償、帝國解體、威瑪共和成立、納粹興起、第二次世界 大戰、再次戰敗等等歷史事件，這短短幾十年間德國可謂經歷許多巨變，不只 是政治的、民族歷史的問題，同時也面對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所必須因應 的精神危機、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文化挑戰。這些種種歷史事件與思想情境共 同構成了海德格身處的時代的精神。

海德格這一代在一次大戰前感受到的仍是俾斯麥與天主教會之間的「文化 鬥爭」(Kulturkampf)所提出的問題：統一後的德意志民族要選擇的是一種傳統 的精神生活，或者進入現代的國家治理方式？這種文化鬥爭是在「德意志」概 念之內思索，而民族傳統與法國大革命與啟蒙後所帶來之自由主義之間的衝 擊，已漸漸在文化鬥爭中生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更是迫使那一 代的德國知識人追問著民族問題：究竟「德意志」的出路何在？左派選擇了無 產階級的道路，自由主義者致力建立一種保障個人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更多當 時的知識份子選擇的是從保守的思想立場上為德國民族主義尋求立基。要理解 海德格的政治思想，就不能忽略這時代所背負的「德意志」問題。

大戰的失敗導致帝國解體，由俾斯麥手中統一的「德意志」轉成威瑪共和 國，這個共和國的設計受法實證主義學者Hans Kelsen 影響極深，Kelsen 視法律 為完全客觀的規範秩序，並且主張由嚴謹的法律體系來規範政治秩序，而排除 主權者在政治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威瑪共和國的憲法設計就在以下方向上符合 Kelsen 的法實證主義理想：確立一個中央國家、分權、有限權力的議會、法律 作為控制並限制國家權力的體系等(Thornhill 2009: 439-440)。這種架空主權者式 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體現在共和國的議會民主制度中，被施密特斥為癱瘓國 家而無能真正做出政治行動的意識形態(Schmitt 1985a)。這並非不同政治立場的 選擇而已，而更是對於民族本質與現代性的不同理解。在〈中立化暨非政治化 的時期〉一文中，施密特呼籲德國人應對自身當代的處境有所意識，他分析了 四百年來歐洲精神更迭的階段：從神學到形上學，然後是人文主義道德，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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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 世紀以降則是經濟—技術階段。在經濟—技術階段裡產生了 19 世紀的自 由主義國家，此自由主義與經濟、科技、中立化態度結合，製造出「普遍均 衡」(der allgemeine Ausgleich，謝勒語)：「所有信仰、國家、社會的爭執及混 亂，於此一完全中立區域裡一律拉平。(Schmitt 2005: 94)」對施密特來說這種中 立的自由主義，強調經濟理性，拉平了政治行動的可能，他對自由主義及其議 會民主制度的批評交雜了他對科技理性、經濟理性的批評，對於右翼思想家而 言，這就是德國在現代性中的困境：在這個經濟—技術階段的德國之所以國力 不振，相當大的原因即是源自自由主義的「中立化」力量牽制德意志民族的發 展，而整個德意志的菁英都在科技時代裡孤立無助。

為了回應這樣的時代，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德國右派知識人遂採取了 一種前現代的思想立場：針對法國大革命而生的啟蒙、自由主義及現代性，以 民族共同體的價值來回應。在許多以不同方式提出民族共同體主張的學者之 間 ， 形 成 了 一 個 思 想 態 度 相 近 的 流 派 ， 學 者 稱 之 為 「 保 守 的 革 命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保守主義者的詞義很複雜，一開始指涉針對法國大革命的激進與破壞姿態 而生的反對態度，如Chateaubriand 的保守主義者(Le Consevateur)概念，後於 1830 年代傳到德國及全歐洲，隨著其對現存社會的態度不同而形成如現狀保守 主義、改革保守主義、反動保守主義等不同立場，這些不同立場也造成對保守 主義定義的困難，但簡單界定保守主義的特徵，可以說保守主義傾向於對傳統 的留戀而比較抗拒新事物，曾國祥以保守主義思想家 Michael Oakeshott 的定義 為例說明保守主義的思想態度，Oakeshott 表示保守主義並非一種意識形態，而 是人類活動的某種特質，特徵是：「喜愛熟悉的甚於不可知的、喜愛已被試過 的甚於尚且未明的、喜愛真實的甚於虛幻的、喜愛實際存在的甚於可能發生 的、喜愛有限的甚於無窮的、喜愛親暱的甚於疏遠的、喜愛充足的甚於過當 的、喜愛合宜的甚於完美的、喜愛當下的歡愉甚於烏托邦式的狂喜。」因此保 守主義在哲學精神上承認人類處境的「不完美」、在歷史論題上尊重「傳統價 值」、在道德思維上強調「倫理實體」的維繫、在實踐理念上重視「審慎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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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在倡導立場上宣揚「有限的」政治觀、「寬容的」宗教觀並揭櫫人文價 值(曾國祥 2009: 23)。

這種對傳統的留戀被卡爾曼海姆稱為「傳統主義」，然而傳統主義與其說 是對昨日之物的堅持，不如說是對永恆的執著，或者說可以被視為一種「時代 轉折意識」(Zeitwendebewußtsein)：保守主義對於歷史變革而造成的舊有秩序瓦 解感到不安，並視為文化系統的病兆(Greiffenhagen 1976: 982-983)。以 Oakshott 的話來說就是拒絕為了可能發生的烏托邦進行變革，而強調以審慎判斷的方式 進行政治行動。然而德國式的保守主義卻非僅僅強調「保守」色彩，而是同時 在結合民族共同體思想後，帶著激進的變革成份，成為一種揉合保守主義與革 命的特殊態度。保守革命思索以激進的方法來保存既有價值，Moeller van den Bruck 說：「保守之人....今日尋求的是開端的位置，他既是保存者，又同時是 反叛者。他丟出這個問題：什麼才是值得保存的？(Greiffenhagen 1976: 983)」

這種革命保守主義強調的是「創作」精神(den Geist des Machens; das herstellende Denken)。應 注意 的是 這種 保守 主義 革命 逐漸 與一 種「 政治 生機 論」 (dem politischen Vitalismus) 連 結 起 來 ， 或 者 說 一 種 「 生 機 論 的 虛 無 主 義 」 (den vitalistischen Nihilismus)：強調在創造的精神中，掌握自己的價值，決斷與犧牲 成為一種生存的美學論，「重要的並非為什麼而犧牲或決斷，而是根本上有能 於成為犧牲者或做出決斷。」Ernst Jünger 就寫著：「重要的不是我們為了什麼 (wofür)而鬥爭，而是我們如何(wie)鬥爭。」(Greiffenhagen 1976: 983)因此這樣 的保守主義革命遂不再是Oakshott 強調的那種對合宜、既有價值的重視，而更 常因其強調創造的強力、民族與傳統神話、反理性反啟蒙之特質，被視為為法 西斯主義鋪好道路。

Hans Sluga 的《海德格的危機》(Heidegger's Crisis)一書，為這脈思潮傳統 作了詳盡的整理。他指出德國觀念論中已經含有民族共同體的訴求，學者Ernst Bergmann 與 Arnold Gehlen 均在納粹興起時已經指出，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潮可 以溯及費希特處於當時社會與民族動亂中所提出的類似國社黨人在一九三零年 代的主張，可說從德國觀念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知識人一直有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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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的危機感，不管對於啟蒙採取支持或抗拒的態度，都必須在這種危 機感下理解這段期間德國的政治思想著作。關於「危機」，Oswald Spengler 於 1919 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就是代表作，他以末世論的口吻警告西方人西方 文明正處於毀滅的危機中，並視那個時代為「決斷的年代」，期望德國民族能 興起負擔此決斷之任務(Sluga 1993: 53-56) 。「危機」論在此書一出後，影響了 包括海德格在內的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Sluga 認為「危機」的概念形成了一種 德國特殊的知識結構，它扮演著如同康德理論中「先天」(a priori)的角色，規約

德意志民族的危機感，不管對於啟蒙採取支持或抗拒的態度，都必須在這種危 機感下理解這段期間德國的政治思想著作。關於「危機」，Oswald Spengler 於 1919 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就是代表作，他以末世論的口吻警告西方人西方 文明正處於毀滅的危機中，並視那個時代為「決斷的年代」，期望德國民族能 興起負擔此決斷之任務(Sluga 1993: 53-56) 。「危機」論在此書一出後，影響了 包括海德格在內的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Sluga 認為「危機」的概念形成了一種 德國特殊的知識結構，它扮演著如同康德理論中「先天」(a priori)的角色，規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