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兒童文學翻譯為研究主體，又以探究譯者的操縱與意識形態為翻譯目 的，是基於佐哈爾‧沙維特（Zohar Shavit）（1981）的兒童文學多元系統理論，和安 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1992）的翻譯操縱論。由於兒童文學翻譯位於文

學多元系統版圖的邊陲，譯者在翻譯、改寫兒童文學時，往往會受成人與兒童懸殊的 權力落差影響，或欲符合當時的社會期待、道德規範，也為了配合兒童的閱讀與理解 能力，選擇刪減、增加或改寫文本，改變文本中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及語言使用

（Shavit，頁 112-113）。Lefevere 也主張譯者會因贊助者、意識形態與詩學之三大要 素，對文本採取各種策略，包括上述提及的刪減、增加和改寫文本，或者是原封不動 地保留，而這種種決策都會對譯文造成特殊的效果。因此，透過檢視文本在翻譯、改 寫的過程中經歷了哪些操縱策略，比對譯者和改寫者認定對兒童有益或不宜的內容，

就能夠爬梳當時的社會風氣、道德準則，了解成人如何藉由兒童文學，將他們對兒童 及青少年的期許、擔憂具象化。

本研究比對英文原著與日文改寫本和中文譯本的轉譯過程，並探究日文改寫者 的操縱策略與引介文本的目的。有關日本改寫西方文學名著的背景與此現象對後世的 影響，千葉大學的兒童文學專家佐藤宗子著述甚豐。

佐藤宗子在專著《「家なき子」の旅》（《苦兒流浪記》之旅）（1987）與《近代日本 の翻訳文化》（近代日本的翻譯文化）（1994）中，曾多次提及日本改寫作品流通度 高卻不受學界重視的現象，並解析原因來自 1960 年代日本兒童文學界興起全譯的「完 訳主義」風潮，普遍認為非全譯的改寫本為次等作品，文學性不足以受到關注。又根 據〈全集・シリーズという「器」〉（全集、系列類的「形式」）（2002）所論，1950 年代，戰後經濟復甦的日本在明治西化的基礎上提倡培養兒童「世界公民」之素養，

翻譯並出版世界經典名著的套書蔚為風潮，「世界」和「名作」成為當時出版業的兩 大關鍵詞，直至 1970 年代才停歇。然而，日本國內分為兩種引介手法，一派屬於「再 話」，即在翻譯同時將文本改寫為適合兒童閱讀的內容，例如講談社的「世界名作全 集」（1950-1961）；另一派則是「完訳」，即專門為兒童挑選適當的文本並完整翻 譯，例如岩波書店「岩波少年文庫」（1950-1961）。此外，佐藤在〈「少年少女」の 時代――戦後における「教養形成」の対象〉（「少年少女」的時代──戰後「文化教 養」的對象）（2009）談到戰後日本出版業界吹起的「少年少女」風格，許多大出版社 都跟進了這股潮流，出版大量刊物，題材包羅萬象。佐藤宗子於千葉大學的研究計畫

〈少年少女向け名作と「教養」形成――児童文学における翻訳叢書が果たした役 割〉（少年少女名著讀物與「教養」過程――兒童文學翻譯叢書的角色）（2008-2010）與〈戦後の少年少女向け翻訳叢書にみる「西洋」と「東洋」――教養形成の 追究〉（戰後少年少女翻譯叢書中的「西方」與「東方」――教養過程的研究）

（2011-2014）探討戰後大量將世界名著改寫為日本青少年讀物的過程，包括時代背 景、引介目的、意識形態、出版後的影響等面向。又於〈分岐点にたつ「教養」的翻 訳叢書──小学館「少年少女世界の名作文学」の意味〉（作為轉捩點的「教養」翻 譯叢書──小學館「少年少女世界名作文學」的意義）（2013）談到戰後日本大量出版 名著改寫套書的原因有二：一、隨著日本戰後經濟迅速崛起，兒童文學發展俱進，閱 讀需求量也跟著增加。印刷技術臻熟，兒童讀物包裝更精美，也以推出套書的大量銷 售模式為主，書籍逐漸商品化；二、許多兒童文學工作者難以單靠創作維生，生活卻 又需要經濟來源，此時改寫作品便成為他們的首選。佐藤宗子在爬梳諸多改寫作品之 餘，一方面批評改寫作品受限於說教目的和篇幅而失去原作精隨，淪為死板的教育工 具，無法忠實轉介原作意涵，提出對改寫作品是否應存在的質疑；另一方面也肯定改 寫作品的文學價值，認為可以檢視改寫作品引進國內的接受史、改寫目的與策略、改 寫者的意識形態，以及名著改寫套書蘊含的西化意義。

本研究的研究文本《小公主》在台日兒童文學史上都具重要地位的原因，得回 溯至台灣和日本曾互為殖民子母國的緊密關係。台灣的兒童文學發展與日本的文化、

語言及政治因素息息相關，有關日治時期的兒童文學史料研究，可由游珮芸和邱各容 的著述窺得一二。

游珮芸將她在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的博士論文增訂、修改成書，名為《植 民地台湾の児童文化》（1999），曾獲當年日本兒童文學學會的獎勵賞，廣受學界好 評，後再譯入中文，於台灣出版《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2007），悉心考究日 治時期的台日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台灣的兒童文化，並研討殖民地兒童文化的民族與語 言議題，及當時兒童文化工作者與兒童間需求與供給的動態關係，協助筆者了解台灣 兒童文學再日治時期活躍發展的背後，是孕育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語言的深 厚底蘊。

邱各容的《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2013）描述台日文學工作者在殖民統治下 共同建構台灣兒童文學的基礎，亦論及台灣近代兒童文學發展與意識形態的呈現如影 隨形，不同時期的作品可凸顯殖民統治者不同的意識形態。日治時期作為台灣近代兒 童文學的重要啟蒙階段，也是本研究四位中文譯者的成長背景，本書是了解殖民沿革 如何影響台灣兒童文學發展的重要文獻，可惜此著作雖特別關注日本對台灣兒童文學 帶來的綜合影響，卻未提及好幾套世界名著的中文「改寫本」實為日文改寫本的「譯 本」之現象，乃台灣兒童翻譯研究史的一大片空白。因此，本研究將確認四部《小公

主》中譯本的日文源頭，並透過文本比對評析日文改寫者和中文譯者的操縱策略，力 圖補上一小部分的研究缺口。

有關台灣兒童文學史的戰後發展，則可見洪文瓊、邱各容與林文寶的研究。洪 文瓊的《臺灣兒童文學史》（1994）以出版觀點剖析 1945 年至 1993 年的台灣兒童文 學發展，概述一般兒童圖書、兒童期刊、兒童漫畫書與兒童文學研究的出版質量、發 展趨勢與特色，書中回顧當時政治、文化等因素對台灣兒童出版業所造成的影響，可 初步了解當時兒童文學發展的綜合環境因素。邱各容的《臺灣兒童文學史》（2005）

以年代為經、人事物為緯，爬梳台灣從 1940 年代（含日治時期的少量文獻探討）至 1990 年代的兒童文學發展脈絡，描繪台灣融合日本兒童文學、中國兒童文學與本土民 間口傳文學的豐富多元屬性；邱氏與林文寶共同撰寫的《臺灣兒童文學史》（2018）

進一步以事件作為更細膩的分期依據，共列為以下五個階段：日治時期、國民政府來 臺到經濟起飛前一年、經濟起飛到解嚴前一年、解嚴後到兒文所通過設置前一年、兒 文所通過設置到 2010 年。除了說明各時期的時代背景外，也一一介紹重要的出版社、

活動事紀、刊物、書籍與作家生平。

本研究選用的四部中譯本中，就有兩部是出自東方出版社。陳美貞的碩士論文

〈1945 年來台灣兒童讀物出版業之演變――東方出版社的個案〉（2007）詳細描述東 方出版社的創立背景和發展歷史，並列舉不同時期各出版品的時代背景、出版緣由、

作品特色與出版狀況，也收錄了東方出版社旗下作者、譯者、改寫者之背景資料和訪 談總編輯李黨的內容，但完全沒有提到東方出版社許多出版品都是譯自日文改寫本的 事實，甚是可惜。

本論文著重探討台灣的世界名著兒童改寫本轉譯自日文的重要現象，是有賴於 國立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親自執行與指導的諸多研究，為本論文提供可靠 與札實的研究基礎與研究方法之參照。

賴慈芸〈被遺忘的功臣：東方出版社背後的日文改寫者〉（2015）探究東方出 版社 1960 年代的兒童讀物由日文改寫本譯為中文的現象。研究發現四大套常銷叢書

「世界偉人傳記叢書」、「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亞森‧羅蘋全集」與「福爾摩斯全 集」不僅內容源於日文改寫本，就連封面、插圖、人物介紹和情節編排都極為相似，

但由於臺灣政府當時「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治氛圍，東方出版社近乎泯滅了日 文出版社與日文改寫者存在的痕跡。包括本研究檢視的東方版本《小公主》在內，該

論文梳理出百餘本東方出版品的日文源頭、日文改寫策略及中文翻譯策略，重新揭露 文本真正的轉譯過程，為台灣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重要文獻。

簡捷的碩士論文〈從東方出版社三本「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作品看譯者的操 縱〉（2016）記載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中《茶花女》、《埃及豔后》、

《王子復仇記》皆由日本偕成社「世界名作文庫」翻譯而來。此三部作品的原文都不 屬於兒童文學範圍，甚至可說是含有大量「兒童不宜」的元素，該論文發現中文譯者 幾乎完全延用日文改寫者對原作的操縱，使原作人物複雜的情愛關係變得更保守，也 將原作的女性角色以性別刻板印象重塑，使之更符合社會的傳統價值。本研究欲探討 譯者與改寫者對《小公主》中少女形象的操縱方向，究其是否與簡捷的研究結果相吻

《王子復仇記》皆由日本偕成社「世界名作文庫」翻譯而來。此三部作品的原文都不 屬於兒童文學範圍，甚至可說是含有大量「兒童不宜」的元素，該論文發現中文譯者 幾乎完全延用日文改寫者對原作的操縱，使原作人物複雜的情愛關係變得更保守，也 將原作的女性角色以性別刻板印象重塑，使之更符合社會的傳統價值。本研究欲探討 譯者與改寫者對《小公主》中少女形象的操縱方向，究其是否與簡捷的研究結果相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