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三、 文獻回顧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
因此，研究者將上述提及的兩個問題意識與歷史意義相結合，試圖從傳統哺 育型態、科學配方奶粉哺育型態和當代混合哺育型態三個連貫又重疊的階段，回 答此兩種提問：「哺育的指導者是誰？她們從何而來」以及「哺育知識和技巧是 如何轉換和傳遞的」。
研究者認為，傳統的哺育圖像中，哺育指導者和哺育行動者乃是同一群人，
當無經驗的行動者出現時，指導者將常民經驗所累積的哺育知識和技巧，透過生 活的接觸管道傳遞出去，而當行動者累積了知識和技巧之後，又遭遇了無經驗的 行動者，便會自動地成為哺育指導者進行知識與技巧的再傳遞。在這樣的傳遞過 程中，哺育知識是封閉的內部知識，唯有行動者本身能掌握並共同形塑。
而在科學配方奶粉哺育型態中，科學知識介入了哺育，掌握了知識的詮釋權，
哺育知識變成了專家知識（expertise），再加上生產醫療化（medicalization），定 時定量的哺育方式應用到居家生活之中，此時哺育的指導者通常是護理人員，而 哺育知識則由兒科醫師等育兒專家所主導，傳統的哺育經驗被貶抑為「無科學根 據」的落後知識，而在科學哺育知識的霸權下逐漸失傳。
當代的混合哺育知識則更為複雜。由於泌乳知識的專業化，母乳哺育的指導 者通常由具有專業泌乳知識的人來擔任，然而由於教育水準提高和資訊取得容易，
行動者亦有取得知識和篩選的能力，再加上過去配方奶粉哺育知識仍然存在，與 母乳哺育知識產生干擾，當代的行動者時常處在自身主觀經驗感受、配方奶粉哺 育知識和醫學泌乳知識的矛盾之中不知所措，進而產生焦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哺育知識已不再完全由專家知識所壟斷，行動者的主體經驗也逐漸受到重視，並 且再度嶄露共同形塑哺育知識的可能。
三、 文獻回顧
（一） 母職的社會性建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
兩個世紀以前，雖然每個女人都在婚姻中生兒育女，但母職並未主宰女人的 生命（Chodorow ，2003；潘淑滿，2005），直到工業化發展造成社會生產組織 的改變，對家庭本質的詮釋也發生改變（Engels，2004），人們開始重視兒童的 社會角色（Yalom，2000；Stone，2000），而女人在家庭中的功能縮限為提供照 護的角色，母性（maternity）開始受到重視，「慈愛」的形象成為母親的道德規 範（Chodorow ，2003：5）。
早期精神分析（phychoanalysis）學者強調母嬰之間的連結（顧燕翎，1996；
Chodorow，2003），她們認為女人在懷孕或生產後，便會出現做母親的「需要
（need）」或「驅力（drive）」而產生母親的本能（mothering instinct）。這些研究 認為母親的照護影響嬰兒的人格發展，譬如費爾班兒提出了「嬰期依賴」（infantile dependence），認為在這個階段裡，透過母親的擁抱及餵養是嬰兒的安全感來源，
而其中母嬰距離的拿捏則會塑造嬰兒的自我感，但她們忽略了其中對於家庭形式 的設定是具有歷史特殊性的（Chodorow，2003：95）。直到當代，這些敘事又再 度因為母乳哺育推廣受到重視，它們（陳昭惠，2002；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8；廖慧娟，2011）相信親餵母乳無論對母親或嬰兒甚至兩者之間的關係都有 相當正面的幫助，為當代母乳論述中，僅次於醫療論述最常引用的論述觀點。
1960 年代起，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帶起了對於父權制度、性別角色、性議 題以及母職的批判及反思，她們反對精神分析將母職視為女人的天職，並將母親 分為生物性母職（biological mothering）和社會性母職（social mothering）兩種 身分，認為女人擔任母職乃是父權制度下的社會建構（顧燕翎，1996），將母職 論述帶進政治領域，為後來女性主義者開啟重要典範。然而當時的歷史背景中，
配方奶粉的普及使得社會性母職的生理成分降低（Chodorow ，2003：6），因此 對於母職生物性和社會性的分野，似乎沒有太大的困難。然而到了當代母乳哺育 推廣，推廣者不時帶入「哺乳是母親本能」的論述（陳昭惠，2002；行政院衛生 署國民健康局，2008；田野筆記_田野活動Ⅰ、田野活動Ⅲ），隨著哺育母乳再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被論述成肯定母職的指標之一，母職的生物性和社會性分野似乎變得曖昧不明。
然而，母職並非純然的形塑、壓迫為母經驗，也非為一個普同性的實踐。潘 淑滿認為，許多學者對於母職的批判，忽略了女性的社會位置可能對母職經驗所 造成的影響。其運用後結構女性主義（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多元差異的觀 點，對三十七位來自不同世代、國籍、社會經濟地位、籍貫、教育程度、職業與 居住區域的成年已婚女性進行深度訪談，發現「成為母親」可能是女人共同的生 命經驗，可是女性「實踐母職」的經驗卻因為社會位置不同而有差異，對於母職 實踐的策略運用也不同；如果以女性在母職經驗中的主體性作為核心，那麼女性 的母職實踐策略可分成幾種模式：（一）犧牲主體性，卻否定母職價值；（二）放 棄或擁有部分主體性，但肯定母職價值；（三）重視主體性，對母職價值有較多 反思（潘淑滿，2005）。
研究者並非認為，批判母職形塑的權力衝突或是描述女性的結構弱勢是對母 職的錯誤理解，更非肯定母職實踐對於性別角色的再製。而是從到哺育的實際行 動中進行考察，企圖進一步肯定女人實踐母職的能動（enabling），並非基進女性 主義者認為的全然被動、接受壓迫；在其中有些行動者能決定自己實踐的方式，
有些則迂迴地在結構和環境中找出應付策略（Wu，2003）。
（二） 地方知識
在過去社會和國家尚未重視兒童的角色時，生產和養育（nurturing）是專屬 於女人的特殊知識。在中國有三姑六婆中的穩婆，傳授懷孕、墮胎、撫育和性的 知識（劉仲冬，1995）；在台灣有接生婆，又稱先生媽或傳統產婆（游鑑明，1993；
洪有錫、陳麗新，2002）；在西方也有「midwife（助產士）」和「gossip」的說法。
「gossip」5指那年長而有接生經驗與知識的婦女小團體，多是產婆，在鄰近的婦
5 「根據 O.E.D., 『gossip』最早起源於十一世紀時，受洗時的 godfathers 或 godmothers，十六 世紀時，兩種新意思出現，一是指生育時，母親所邀請來出席的女性朋友，另一則是我們比較熟
‧
洪有錫、陳麗新，2002），或者是師徒制傳授的接生技藝（蔣竹山，1999：226）。
她們除了接生之外，還會負責產婦和嬰兒的照護工作，當然因此包括授乳的教育 邊交流哺乳經驗（簡素真，2000；李育軒，2010）。
另外，李育軒（2010）以質性訪談的方式，深究七位太魯閣族女性的哺乳經 驗，檢視太魯閣族女性選擇哺育母乳的決定過程及關鍵，結果發現，部落中哺育 母乳的概念以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的型態傳承，哺乳觀念透過口耳相傳 的方式在代間傳遞，不需要衛教、或高等教育背景，部落中自成一套母職制度，
在沒有文字記錄的情景下，女性透過社會網絡方式來學習哺乳的技巧，牽引著部
悉的，所謂婆婆媽媽、三姑六婆等喜愛閒話無聊的女性。當然這幾種意思都可互相關連」（傅大 為，2005：351）。
6 不過過去貧困的台灣農村也有一些的身邊沒有任何母乳支持系統的母親，她們自己替自己接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
落女性選擇母乳哺育。
由上述可知，在科學知識與醫療體系尚未介入哺育時，餵養的知識乃是由女 性所掌握的地方知識，這樣的知識社群或稱為「gossip」7，或稱為「廚房社群
（kitchen community）」（江文瑜編，1995），它們就如同 Geertz（2007）對於傳 統中常識（common sense）的描述：常識的「教導者」並非現代意義下的專家，
其所知的知識並非一塊富有秩序的領域，非以系統性知識的型態存在。它被描繪 成情境固有的、真實的道理，形成一套體系，而在其中，渾然天成地，自然與文 化並無明顯的分野，「現實世界就是它的權威」（Geertz，2007：110）。
這些女性知識社群有著共同的特徵，她們的活動如同「串門子」，其中，知 識的傳遞沒有明確的講者與聽眾的分別，每個人同時是講者也是聽眾；知識體系 是以個人經驗為焦點，互相撞擊而形成的多中心網絡；另外，這些知識也沒有普 同性的道理，而是許許多多無法化約的個案、細節的累積（江文瑜編，1995）。
（三） 專家知識
人們對待嬰幼兒的態度，常可了解該社會的根本關懷以及基本價值（熊秉真，
1995；劉詠聰，1998）。在西方，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紀之後，隨著核心家庭的 情感結構發生變化、衛生條件的改善，降低了嬰兒死亡率，以及法國大革命的理 念傳播，人們開始將兒童的養成放在「兒童本位」思考（Stone，2000），母職的 高度重視，便是在將兒童發展與社會、國家發展做連結的歷史脈絡下產生。
而東方，由於近代史中對於西方列強的崇拜，無論是出於光復民族、富國強 種的期待（周春燕，2008；柯小菁，2007），或是作為優秀人種之證明（范燕秋，
2001；Wu，2003），在對現代化的追求和公共衛生政策的全面發展下，哺育和母
7 「傳統的分娩是一種女人間的儀式性活動，它賦予了產婆在生產過程中的權威。產婆、產婦及 街坊鄰居婦人的小道消息（gossips）所構成的生產文化，可算是傳統女性集體文化中的一部份」
（蔣竹山，1999：23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0
職的論述自此便一直帶著強烈的公共衛生色彩。此番觀點延伸至今，國家公權力 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延伸至其中的力量無所不見，以嬰兒的健康作為最主 要的敘事軸心。也因此，當醫學又再度證實配方奶粉的食用風險以及母乳哺育的 好處後，國家便由上而下，制定一連串的「母乳哺育推廣計畫」（見陳昭惠等，
2001；高美玲，2002）。國家力量介入個人的哺育行為，其背後的邏輯便是將嬰 兒看作是國家及社會的資產。
除了國家的力量之外，民眾對於科學的崇拜也延伸到母職的實踐。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中西方皆出現一種「科學母職（scientific mothering）」的意識型態（Apple，
除了國家的力量之外，民眾對於科學的崇拜也延伸到母職的實踐。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中西方皆出現一種「科學母職（scientific mothering）」的意識型態（Ap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