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傳統」到「現代」：哺育的問題化現象
三、 時代改變：生產方式的變遷與配方奶粉的應用（1970s~19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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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1995）。台灣兒科醫學會什麼時候開始聯合發表「嬰兒哺育建議」，目 前研究者尚未找到相關史料，然而我們從兒科醫學會的創辦，可以知道至少是 1959 年之後的事25。過去由於殖民醫學的影響，台灣醫學發展偏向德國的實驗醫 學取向（范燕秋，2005：96），然而 1950 年後，由於美援的技術轉移和提供，醫 療和公共衛生因而得到改善，醫學也開始轉向英美，重視臨床訓練（莊永明，1998：
398-403）。研究者推論，台灣兒科醫學應該也是從此時開始轉向，跟隨美國兒科 醫學為圭臬。
兒科醫學會在台灣醫學專科來說，算是成立較早的，因此從動員能力來說，
研究者推論兒科醫學在戰後仍然活躍。因此，研究者無意認為在戰後到 1970 年 代之間，兒科醫師沒有持續致力於科學育兒知識的傳遞，然而傳統哺育到科學母 職的轉變，卻非單靠兒科醫師的「鼓吹」所能影響。
前述我們提到，科學母職成為女人實踐母職的意識型態，最明顯的證據之一 是哺育型態從親餵轉型成瓶餵。在台灣，根據官方統計，直到 1962 年仍然有 94.5%
的母乳哺育率，然而卻在之後逐年下降。這樣的轉變，從歷史的意義考察，我們 很難不跟產程的質變聯結在一起，主流論述也都認為，配方奶粉的大量應用與傳 統的產科結構有著密切關係；研究者更推論，醫院產科結構間接造成了傳統母性 互助系統失去作用，而導致常民母乳哺育知識的失傳，而在回顧生產模式的過程 中，我們便能看見哺育是如何進入醫療領域之中，成為一個醫療化現象。
三、 時代改變：生產方式的變遷與配方奶粉的應用
（1970s~1990s）
25 「1959 年底，在 故魏火曜教授領導之下，由數十餘位兒科工作同仁共同發起成立〔兒科醫 學會〕，以促進小兒保健醫療工作之發展、兒科醫學之研究、聯繫會員感情並加強與國際兒科醫 學界之合作及交流為宗旨。本會成立之初，其重要會務之一即為發行雜誌，故於 1960 年 5 月發 行第一卷第一期的《兒科醫學會雜誌》」。資料來源：台灣兒科醫學會官方網站「沿革宗旨」， http://www.pediatr.org.tw/about/history.asp，檢閱日期：201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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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居家生產到醫院生產
台灣婦女的生產狀況，大約從產婆的建置後，逐漸地產生質變。婦產科醫生 藉由訓練產婆，到插手介入異常產以及複雜的婦科手術中，逐漸取得權威地位（傅 大為，2005）；而婦女的生產環境，從傳統的居家生產到現代的醫院生產，除了 殖民醫學的奠基，產婆（或在民國之後稱為「助產士」）亦在其中扮演著極為關 鍵的輔助角色，從日治時期，產婆和產科醫生的「合作策略」（游鑑明，1993；
洪有錫、陳麗新，2002；傅大為，2005），到戰後台灣助產士自行發展出來的「助 產所」，被視為產婦從居家生產發展到醫院生產的歷史過程中的中繼站（鍾淑姬，
2005）。
而此時，前述母性互助系統及其意義，在西方近代醫學崛起（配合著純男性 的醫學教育）、男性婦產科醫師大幅發展之後，就逐漸被擠壓到邊緣，於是產婆 逐漸消失，而女性身體的照顧與醫療，也開始由男醫師來全面接管（蔣竹山，1999；
傅大為，2005）。根據歷史資料（圖 11）顯示，1972 年 ，醫師接生率首次超過 助產士，並且直到 1983 年，助產士的接生率僅剩下 15.7％（吳嘉苓，2000a：192）， 從此，從懷孕到生產的過程由婦產科醫學所壟斷，以男醫師為絕對優勢的婦產科，
變成台灣主流西醫中的四大科之一（傅大為，2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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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958-1998 年嬰兒接生人員別比率圖」（截自馮曉蘋，2005）
由上述可推知，台灣的婦產科大概從 1970 年代開始，逐漸全面取代產婆、
助產士，壟斷了整個生育流程，成為生產權威。與西方近代婦產科醫學史的路徑 不同，台灣近代婦產科之路，沒有頑強的民間醫學與之抗衡（傅大為，2005：116），
甚至後來導致助產士的沒落（林綺雲，1993；吳嘉苓，2000a）。
而傅大為並提出一個族群因素作為轉換的解釋，雖然他謙稱這個假設尚未有 更多具體資料證實，不值一提，不過研究者認為在邏輯推導上仍具有一定程度的 說服力。傅大為提出，1940 年代末，有一群「外省人」來到台灣，其中的女性，
大部份是值生育的年齡，因此提供了當時在醫院中正求發展的婦產科醫生，一個 潛在非常大數量的新病患群體（傅大為，2005：149）。根據我們前述的母性互助 系統，助產士和產婆的服務對象有很深的地緣關係，而從中國來台的生育婦女，
她們與台灣眾多產婆所屬的社區是隔離的（例如眷村、軍官宿舍），也沒有信任 感；同時，外省婦女當時多享有軍公保等的優惠，因此醫院婦產科領域下的優惠，
吸引她們到醫院尋求醫療服務，同時也吸引了外省先生的「本省太太」（傅大為，
2005：149）。在這幾個相關因素的促成下，對台灣婦產科的發展，適時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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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重要的推力。在此，研究者提出柯小菁的研究加強此論述。從柯小菁的研究顯 示，在近代中國已逐漸建立起到醫院生產的觀念，原因在於研究者前述的，以富 國強種為動機的現代化思維以及科學崇拜，人們開始將未受「科學訓練」的穩婆 視為危險及落後的生產模式（其所受的批評和台灣傳統接生者的批評論述高度雷 同），加上當時中國並沒有一套有系統完整的訓練新式產婆的政策26，因此提倡 女性到醫院生產，經由醫生與護士接生，逐漸成為 1930 年代的一股風尚（柯小 菁，2007：34）。
而隨著產程的質變，哺育行為在此時也正巧發生了轉變。在過去，生產的場 域是在家中，一出生嬰兒便能在母性互助系統的協助下，立刻吸吮母親乳房，然 而在幾乎由男性醫生所主導的婦產科產房中，這個情況並無法發生。
（二） 現代醫療分工制度：產科制度的內涵
在台灣的婦產科結構及制度，由於直接移植西方醫療分科制度（Foucault，
2011）和生產醫療化（張苙雲，2003；馮曉蘋，2005；Young，2006）的交互作 用之下，產科結構的設計並不將產婦及嬰兒視為主體，而是以醫療人員管理的效 率及便利性為考量（吳嘉苓，2001）。因此產科結構中，產婦及嬰兒被視為不同 的病人進行個別的醫療照護，分別由不同單位的醫護人員負責照顧，不同單位的 醫護人員之間存在著彼此協調卻不相互支持的關係，各司其職地安置在待產室、
產房、產後病房、嬰兒室、新生兒病房、兒科…等，將原本一氣呵成的生產分工 成細碎的工作事項。
這樣打從一開始就被定案的制度化產程，導致了產程的破碎化，原因則是由 於殖民化醫學以及富國強民的現代化所共同塑造的：一種對於西方生物科技醫療
26 不過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便制訂了一套助產士法來明文規定助產士的業務範圍和開業標準。
然而，根據吳嘉苓指出，這樣一套規範實則是要限制助產士「不可」做什麼的策略（吳嘉苓，2000）。
而事實上，台灣的助產士也的確隨著政策上的刻意忽視而逐漸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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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醫學知識體系不重視母乳哺育，配方奶粉也席捲了產科病房，原 有伴隨著生產而來的身體內分泌的變化，卻不會因為產科制度的變革而跟著改變，
泌乳機制仍然運作著，於是，生產的身體也隨著產科制度的變遷而有了一個全新 迥異的身體經驗。
例如產科結構的母嬰分離制度，讓媽媽的哺育方式變成「定點餵食」：
「時間到了就推出來餵，餵完之後就推回去。」（訪談 C_20130429）
受訪者 C、D 談到當年在婦產科產後病房值勤時，在病房中幫產婦擠奶、熱 敷、打退奶針或吃退奶藥的工作。
受訪者 D（1980 年護校畢業）：「當時（1980~1985）我在病房裡 面的工作…產科的話，就是照著（距今）三十年前老師的教法，就給 她熱敷、按摩、擠奶，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那十年（1980~1990）我很 厲害。其實那是不對的…那個時候，（我：妳幫她們擠奶的原因是因為？
是因為她們脹奶嗎？）對，那個時候，不但是餵配方，每個人還沒出 產房，有的人還退奶針就給它打下去了。那妳知道，退奶針打下去不 是百分之百耶，很多人還是會脹奶…妳還是要去處理她的乳房。…就 80 幾年、90 年以前，遇到超級多。（我：所以那個脹奶只是單純處理 脹奶的症狀？）我要教她擠。（我：所以她也有在餵嗎？）她們應該不 曉得怎麼餵，我剛開始那個時候也沒辦法教她餵，大部分都在教擠奶，
根本沒甚麼教餵。」（訪談 D_20130427）
受訪者 C（1996 年護校畢業）：「以前在學校教，脹奶的時候就是 要讓媽媽做乳房護理，或是例行性地妳可能就是要教乳房護理。…（我：
乳房護理是指要幫她擠奶嗎？）呃…就是會…我們以前（在產後病房）
就要教媽媽可能妳就是要自己開始熱敷、按摩、擠奶，就是那一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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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都要教給她。而且那時候是每個生完的都要教，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教她做。…（我：那直接打退奶針的多嗎？）不多，不會打退奶 針，但是有的會吃退奶藥。」（訪談 C_20130429）
在實踐科學育兒的同時，多數的母親比起傳統母職的身體經驗，多了面對 脹奶時無法有效排解的痛楚及困擾，有些便轉而直接選擇醫療處置，使用退奶 針或退奶藥。脹奶的乳房原先應該是正常、健康的身體所產生的內分泌作用，
然而在此時，卻進入醫藥領域，被視為需要「治療」的症狀。
（三） 配方奶粉的大量應用與產科結構的關係
根據柯小菁（2007：36）轉述黎烈文 1937 年的文章，提到黎裂文的妻子在 醫院生產的經驗，當他去探望孩子的時候，嬰兒室「一個看護婦也沒有，就剩下 一個嬰兒在狂哭，那個嬰兒是誰呢？正是他的兒子！原來是吃奶的時間到了，看 護婦把所有的孩子，一個一個送到母親們的身邊餵奶去了，而他們的孩子因為喝 牛奶的緣故，要等別的孩子吃飽了，都抱回來後，才輪到餵食他的兒子。」
這文章顯示兩個現象，一是當時近代中國的婦產科結構已有嬰兒室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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