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傳統」到「現代」：哺育的問題化現象
二、 科學育兒知識與傳統哺育行為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3
地位，被簡化、貶抑及邊緣化；亦如同女性從事的工作皆被低估、去技術性的過 程，因而貶低其知識的價值；又隨著傳統產婆、產婆被婦科醫學鄙為不科學、非 專業等等因素，「哺乳」於焉隨之被劃入私領域的範疇，且被排斥在婦產科醫學 體系之外。
二、 科學育兒知識與傳統哺育行為
歷史中，掌握話語權的精英階層、醫界、社會觀察家等，對於指導「正確育 兒觀念」始終熱衷（熊秉真，1995；Stone，2000；Yalom，2000；柯小菁，2007；
周春燕，2010），以中國傳統幼科醫學為例，幼科醫籍中，已有對於母親哺育幼 兒的一連串建議，然而與近代以來，以科學育兒所不同的是：無論在哺育的行為 或知識方面，與民間習俗的實踐、母親的身體經驗並無二致23。然而，十八世紀 婦科醫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婦幼疾病被納入正統醫學範疇後（蔣竹山，1999：
224），科學的觸角延伸到育兒和母職的敘事，在哺育的知識和實踐上顛覆「傳統」， 與以往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我們都知道，隨著母乳哺育率的逐漸沒落、配方奶粉哺育的大量應用，科學 育兒的觀念真正改變了民眾的哺育觀，然而這些由上而下的指導，在二十世紀初 期的台灣，影響力也許僅及受教育的婦女及中上層階級家庭，尚未能全面地顛覆 大眾傳統的哺育習慣。而此處，我們將先著眼於這些以科學哺育知識在台灣的濫 觴及時代背景，之後再討論新、舊哺育行為之間的落差所造成的衝突，如何前所 未有地將哺育問題化。
23 例如宋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提醒：「若乳汁湧．恐兒咽乳不及．慮防嗆噎．則輒奪之．令 兒少息．又復與之．如是數反則可也」；又例如過去對於初乳的營養價值並不了解，因此反對嬰 兒出生後立即哺乳，而主張應先餵食甘草湯或「朱蜜」等，清除「胎毒」及「胸中惡汁」後再行 哺乳（熊秉真，1995：92；劉聰詠，1998：73）。而民間，無論滿、漢皆流行著「開奶」的習俗
（周春燕，2010：15），而台灣民間社會，亦有母親產後三天脹奶後才餵奶，前三天嬰兒只喝水，
或是服用紅嬰、黑矸仔標驚風散、八寶散之類的藥物，稱之為「退胎火」的習慣（馮曉蘋，2005：
8；楊舒雅，20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4
十九世紀末起，美國存在著一段獨尊科學知識的母職意識型態，「認為女人 需要科學家及醫師的建議，才能養育出健康的小孩」（Apple，1995：161）；而到 了二十世紀前葉的美國中產階級母親，必須準備特別的嬰兒食品、消毒奶瓶、每 天為小孩量體重，還必須閱讀營養、傳染病控制的最新研究（Cowa，2004）。
Apple 認為，哺育型態從親餵轉型成瓶餵（bottle fedding），是科學母職成為 女人實踐母職的意識型態，最明顯的證據之一（Apple，1995：161）24。若我們 以此論述做為科學母職實踐的驗證，便可知，科學育兒的知識觀和科學母職的實 踐並不見得是同時性的。
以近代中國為例，由於從清末以來遭受列強欺凌，基於強國強種的民族主義 以及現代化的追求，20 世紀初，這股「科學育兒」的風潮也吹到中國來（柯小 菁，2007；周春燕，2008）。在女子教育上，「科學知識」被廣泛運用在家政、
育兒方法上，強調以科學方法來養育兒童（柯小菁，2007：51）；醫界也引進西 方解剖學，開始從生理學的觀點，認識妊娠期和產褥期的母嬰變化以及幼兒發展，
並從營養學分析母奶、乳製品及各種食物的營養價值，以補充幼兒童適切的營養
（柯小菁，2007：152）；另外，定時定量的哺育法也在此時被提出（周春燕，
2010：18）。
然而周春燕（2010：45）認為，中國近代（1900-1949）雖然存在母乳與代 乳品的競爭，但僅限於城市裡的中上階層，並且只有趕時髦、追求自由的新女性，
或是當母親因故而無法親自哺乳，或是母乳不足，甚至嬰兒已至斷乳期時，才以 人工哺餵取代母乳。顯見在中國，科學育兒知識的鼓吹和科學母職的實踐之間，
是有一段時間差，這樣的情形在當時的台灣亦然，然而台灣的科學育兒知識由於
24 瓶餵能成為證據，主要是因為瓶餵涉及一連串迥異於母乳哺餵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本身都「明 示」著它比親餵更科學的哺餵實踐。例如就我們一般所知，瓶餵需要一些器具，如奶嘴（好幾個）、 奶瓶（好幾支）、乾淨的水、配方奶粉…等，裡頭全都涉及了如定時定量、消毒等科學知識（雖 然瓶餵在現今觀點看來並不見得等同於配方奶粉哺餵，但在此將先不論把母乳擠出來瓶餵的哺餵 模式，當時的母親會這麼做的比例應該不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5
殖民時代的特殊背景，有其獨特的發展。
1895 年，台灣因為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當時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便 效仿歐洲列強進行現代化的移植，其中科學醫學及公共衛生的推廣，直接關係到 一個民族國家的強盛與否（范燕秋，2005：69），因此當日本師法列強將台灣納 入第一個殖民地時，也以醫學作為其統治和教化的工具。
從《台灣醫療史‧明清篇》（莊永明，1998）可以發現，日軍的侵台史讓日 本對台灣的「瘴癘之地」印象深刻，莊永明認為歷史教訓奠定了日後日本治台時 對「衛生醫療」的重視（1998：59）。然而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公共衛生的重視，
全然是一種移植於歐洲殖民主義的「風土馴化」，其目的僅是為了確保日本人種 族的優越性（范燕秋，2005），因此其所制定一系列衛生政策，都乃是為了保障、
監測在台日人的健康狀況（Wu，2003：10）。
以殖民醫學（colonial medicine）為特色的醫學發展，不難想像往後殖民政 府所施行的婦幼保健政策，其實也帶著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的預 設。殖民前期，當時仍未見醫學對於台灣地區嬰幼兒養育的重視，而是將焦點放 在學童的身體發展的比較，以對學生施行身體健康檢查的方式，監測在台日人子 弟的發育狀況（范燕秋，2005：36-37）。然而，1920 年代以降，原本只在日本 施行的保健衛生措施也延長至台灣（范燕秋，2005：81-83），在這樣的脈絡下，
嬰兒死亡率（mortality）等屬於「社會衛生」（social hygiene）的問題才開始在 殖民地受到重視（范燕秋，2001；Wu，2003）。然而嬰兒死亡率的偏高在殖民 政府的詮釋下，乃是傳統接生者的接生技術所導致，於是設立新式產婆的訓練（游 鑑明，1993；傅大為，2005）。
從過去殖民政府對學童的身體檢查、人口普查等，就是政府以國家力量所展 現的身體規訓，而新式產婆的設立，在研究者看來，無非也是企圖將國家的規訓 力量延伸到婦女之中，而這正是殖民醫學對母職以科學知識干預的濫觴。新式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6
婆雖然同為女性擔任，然而這些產婆接受的是西方醫學的訓練，教育她們的正是 婦產科醫師，正如同殖民政府以醫師作為教化人民的工具（傅大為，2005：82），
新式產婆便是醫師的再延伸。然而新式產婆的制度很難實際深入到台灣鄉村之中
（范燕秋，2001），也使得殖民政府以及科學知識無法有效地進行規訓。
時至 1930 年代，基於日本帝國戰爭動員，特別台灣作為帝國南進基地，為 培蓄人力資源的需要，殖民政府開始積極推行衛生教育宣導活動，特別是 1940 年初，總督府再度普及公共衛生活動（范燕秋，2001）。除了將每年 5 月 5 日訂 為兒童健康日（莊永明，1998：232）、舉辦嬰兒博覽會之外，更提出以生理發展 和生理學研究為基礎的哺育計畫（Wu，2003）。值得注意的是，本土醫師也開始 在報章雜誌中發表婦幼保健的指導（范燕秋，2001；傅大為，2005），而當時便 已表現出醫學在此議題上，對於嬰幼兒的關注顯然多於婦女的傾向，並且也顯現 出將女性視為「脆弱、無知」而需要幫助和教育的態度（Wu，2003）。
然而和新式產婆無法深入鄉間接觸到多數的台灣人民一樣，這些以日文或中 文所撰寫的文章是給誰看呢？即使是動員到市街層級的嬰兒博覽會，實際上參加 的多數仍是中上層階級的婦女（Wu，2003：23），而真正需要「被教育」的農 婦們，仍然以傳統的地方知識哺育著自己的孩子，科學知識的育兒觀雖然已在當 時的台灣菁英階層傳播著，但仍未形成一股強勢的影響力，而科學母職的實踐也 尚未到來。此時的兒科醫師雖然逐漸掌握嬰幼兒健康照護的知識權，建立一套標 準哺育計畫，然而研究者認為，此時兒科醫師企圖規訓的並不是哺育，而只是嬰 幼兒健康而已，因此此時哺育尚未進入醫療化領域。
那麼哺育是如何進入醫療化之中呢？在文獻檢閱以及田野觀察中，研究者發 現哺育型態與生產型態息息相關，也發現哺育型態與生產型態的改變都隱含著相 似的時代背景與母職實踐。然而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些前提。
從美國經驗取經，我們知道科學育兒、瓶餵與兒科醫師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7
（Apple，1995）。台灣兒科醫學會什麼時候開始聯合發表「嬰兒哺育建議」，目 前研究者尚未找到相關史料，然而我們從兒科醫學會的創辦，可以知道至少是 1959 年之後的事25。過去由於殖民醫學的影響，台灣醫學發展偏向德國的實驗醫 學取向（范燕秋，2005：96），然而 1950 年後，由於美援的技術轉移和提供，醫 療和公共衛生因而得到改善，醫學也開始轉向英美，重視臨床訓練（莊永明，1998：
398-403）。研究者推論，台灣兒科醫學應該也是從此時開始轉向，跟隨美國兒科 醫學為圭臬。
兒科醫學會在台灣醫學專科來說，算是成立較早的，因此從動員能力來說，
研究者推論兒科醫學在戰後仍然活躍。因此，研究者無意認為在戰後到 1970 年 代之間，兒科醫師沒有持續致力於科學育兒知識的傳遞，然而傳統哺育到科學母 職的轉變，卻非單靠兒科醫師的「鼓吹」所能影響。
前述我們提到，科學母職成為女人實踐母職的意識型態，最明顯的證據之一
前述我們提到，科學母職成為女人實踐母職的意識型態，最明顯的證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