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參與地方自治基層工作，透過地方公共事務參與，並建立起社會網絡人脈 關係。伯公信仰中的伯公祭典，及每年例行舉辦的伯公聯合祭典---「二月祭」等，也是 地方精英社會參與的場域。以下將由地方社會中的保甲制度談起，分述日治時期的保甲 役員到現今村里組織的里長沿革，再論述地方精英在不同局勢中的角色。伯公信仰部分 則從伯公與人群關係談起，延伸至二月祭的相關探討，再回到「人神互通」的脈絡。
一、從保甲制度到村里制度
保甲制度原是中國的鄰保制度，通常是官方用以控管地方社會中的人民，同時兼具 治安維護及防範人民反抗的效用。保甲制度也是一種戶口登記檢查制度，可用以控制「盜 賊」之源。在許多官方保護力無法到達的農村，一般村民也會以自發編排保甲的方式，
將地方居民納為保甲組織的成員，以防止盜匪猖獗，達到自治、自衛功能。7
台灣保甲制的實施，一般認定始設於鄭氏時代。而清代治台之初，亦實施保甲制，
康熙年間採保、甲二級制，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乾隆以後則大抵採三級制，即十 家為一牌，設牌頭或牌長；十牌為一甲，設甲長；十甲為一保，設保正（或保長）一名。
8保甲在清治初期並未普及於全台，僅侷限在台灣南部盜匪騷擾較多的一些重要城市，
一旦治安趨於平緩，保甲實施又鬆懈下來，但由於弛張興廢無常，終至有名無實。道光 年間官府對保甲的實施比以往積極，諭令各地舉辦「清庄聯甲」，簡稱聯庄或聯甲。清 庄指的是消極的肅清庄內的不良分子，清庄聯甲即改以庄為編制的單位，一庄為一甲，
小庄附於大庄，聯絡各街庄互相救援。聯庄通常以清庄和團練來加強其組織的防衛力 量，可說是保甲制的改良和擴充。9
同治十三年（1874）、光緒十三年（1887），沈葆楨和劉銘傳為強化保甲設置保甲局，
但實施的範圍僅限於官府內外或台北城內一些區域，一段時間後，礙於經費支出困難，
而無法繼續實施。可以說直到日本治理台灣之前，在台灣實施的保甲制度大抵都是組織
7 洪秋芬，〈日據初期台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1992 年 6 月，頁 119-182。
8 戴炎輝，《清代台灣的鄉治》，（台北：聯經出版社，1979），頁 79-80。
9 戴炎輝，《清代台灣的鄉治》，頁60-62。
鬆散的形式，從未具體而嚴密的實施過。10
日治初期，日本當局實施專橫的軍隊統治，許多民間自治自衛性的保甲組織，紛紛 加入反抗日軍陣營，成為一股反抗勢力，也成為統治者眼中的「土匪」。11為消滅「土匪」， 日本殖民政府乃恢復清代的保甲制度。明治三十一年（1898）總督府頒布「保甲條例」，
正式採用保甲作為警察補助機關。內容以「參酌舊習，設保甲制，以維持地方安寧」為 主。保甲編制不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家庭為單位，以家長為代表，家中成員不管男女 老幼，均以保甲民的身分納入保甲體系。以十戶編為一甲，設一甲長，十甲編為一保，
設一保正。12
保正、甲長執行保甲職務，分別支配保和甲，聯繫保甲民和維持轄內的治安。甲長 是由甲內之家長選舉產生，保正則由甲長選出。保正、甲長之任期均為二年，但連選得 連任。除保正、甲長等保甲役員外，保甲制度也另外成立「保甲壯丁團」，以對抗「土 匪」強盜等，並對風災、火災、水災等自然災害發揮預防、警戒及排除等功能。由於保 甲役員或是壯丁團皆為無給榮譽職，其所需費用必須由保甲內各戶分擔，按各家貧富狀 況，訂定負擔金額，由保正於每年一月收取整年費用，而保正收支也都要經過警察官的 檢核；無論是保甲或壯丁團，都在警察嚴密的指揮及監督下活動。
日本當局藉助保甲制度來消滅「土匪」，同時也是利用台灣村莊組織中的舊勢力來 達到控管的目的。名義上，保正、甲長都是透過互選制度產生，但實際上，大多由警察 指定保甲內較有名望者，且具有相當常識，並通曉國語（日語）者擔任。在地方社會中 具有影響力的大家族，其家族成員，也通常成為日本警察挑選保正、甲長的「合適」人 選。重新編制、強化後的保甲制，使得警察直接監督保正，保正監督指揮甲長，甲長負 責監督指揮甲內的家長，家長則約束家人，而保正以下負有連坐責任，形成極為嚴密的 組織系統，而保甲役員等也成為日本警察與台灣民眾的溝通中介，使得警察、保甲役員 及一般民眾的組織結構具體成型。
日本政府除了以警察強力監控保甲組織外，也開始將其觸角伸展至台灣民間基層組 織中。台灣漢人社會的核心是村廟、祭祀圈（地緣組織）和宗祠（血緣組織），若能控 制村廟團體等組織，就可統御大部分臺民。在日本當局經營下，村廟幹事或村庄內的傳
10 洪秋芬，〈日據初期台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頁 119-182。
11 日本當局眼中的「土匪」，除少數為盜賊外，其餘大多數是因日本統治初期，日軍警憲的暴行，或殖民 當局的失政所造成的，其中不乏反對日本佔領台灣的抗日分子。
12 江廷遠，《保甲制度叢書》，（台北：保甲制度叢書普及所，1937），頁 130-135。
統民間重要組織的核心人物，逐漸被保甲役員所取代，日本殖民勢力經由密實的保甲 網，完全控制了台灣社會的底層。洪秋芬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可以成功統治台灣長達五十 年之久，且能在必要時刻迅速、有效動員台灣民眾的重要關鍵。13一九四五年，日治結 束後，國民政府頒布「台灣省各縣鄉鎮組織暫行條例」，依日治時期的保甲制度規模改 保為村里，改甲為鄰，並設立村里辦公室，置正、副村里長一人，均為無給職，由村里 民大會中選舉產生，任期二年。此時期的村里制度，在戰事剛結束之際，國民政府剛接 收台灣，因環境動盪之故，村里還必須配合軍事動員，於村里中設置國民部隊，由村里 長兼任隊長，村里幹事任隊附，並設置戶籍員，強化戶籍工作。14
自一九四九年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開放縣市長選舉。一九五Ο年頒布之「台灣省各 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以及之後陸續的修訂辦法中，對村里制度的相關細節規定「村 里設村里辦公室，置村長一人，村里長由村里選舉人選舉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村里長受鄉鎮長的指揮監督，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等。地方自治綱要的頒布為 村里制度奠定較完整的型態。村里長一職，一直都是無給職，直到二ΟΟΟ年立法院通過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後，明定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 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標準每月不得超過新台幣四萬五千元。15
「村里」組織在地方自治的體系中，一直是最基層的位置，村里管轄的範圍雖然不 大，但多與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且包含居民生活的各種面向。
二、地方精英
在有關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互動的研究中，社會菁英在地方上或在國家權力中所扮 演的角色，常成為研究的焦點。以社會菁英與官方的關係可分為三大類：即具有官方承 認或具特殊身分地位的「士紳」、「官方在地方上的鄉治代理人」以及「地方頭人」等。
16其中，「官方在地方上的鄉治代理人」即指在地方行政體系中居廳縣制度以下，原則上 不支領政府薪水，協助地方政府維持地方行政體系的運作，同時也是國家政策的實際執 行者。至於「地方頭人」則是指在民間團體、組織中被推舉為領導者，對地方公共事務
13 洪秋芬，〈一九二○年代台灣保甲制度和社會運動關係初探〉，《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26 期（1994 年9 月），頁 163-175。
14 呂育誠，〈台灣村里制度定位與功能之研究〉，《行政暨政策學報》，第 34 期（2002），頁 85-122。
15 呂育誠，〈台灣村里制度定位與功能之研究〉，頁 85-122。
16 陳世榮，〈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近代社會菁英的研究典範與未來的研究趨勢〉，頁 129-168。
具有影響力，卻比較不具官方色彩者。17
17 戴炎輝，《清代台灣的鄉治》，頁 10、15、24-25、38-44、104-108。
18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 71。
19 陳世榮，〈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近代社會菁英的研究典範與未來的研究趨勢〉，頁 129-168。
20 吳乃德、陳明通，〈台灣地方政治精英的歷史形成〉，收錄於張炎憲等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 北：玉山出版社，1996），頁 351-413。
21 連瑞枝，〈從鄉紳到地方精英（From Gentry to Local Elite）〉，《史匯》第三期（1999），頁 283-297。
三、二月祭與伯公信仰
土地公信仰是一種人民對土地崇拜最直接的表達方式，最早起源於自然崇拜，後來 發展成具有授與人福德的神明，具有「人文神格」之屬性，成為地方的守護神。22台灣 早期開發過程中，常有以土塊、石塊堆疊而成的土地公廟，後來才發展成石刻牌位，以 及神像供奉等，但並不是所有的土地公廟都歷經此一「轉換」的過程。由於土地公信仰 介乎於自然崇拜與神像崇拜之間，使得土地公造型、土地公廟呈現多元形式。
土地公的信仰，代表人群開發的痕跡，因此有強烈的聚落指標意味。林美容以草屯 土地公廟為例探討聚落與土地公的關係。她指出土地公常是聚落的指標，土地公祭祀圈 的組織不僅是信仰組織，也是一種地方組織。此外，林美容也指出土地公通常設於庄後，
所謂庄前庄後係就水流所經前後而論，水道蜿蜒通過聚落，而水代表著聚落的財富，土 地公廟座落方位必須與水流方向相逆（垂直亦可），土地公守在庄後「把水尾」，反映出
所謂庄前庄後係就水流所經前後而論，水道蜿蜒通過聚落，而水代表著聚落的財富，土 地公廟座落方位必須與水流方向相逆（垂直亦可），土地公守在庄後「把水尾」，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