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農曆二月，美濃地區在瀰濃河畔舉行以伯公為名的「二月祭」，邀請境內各個 聚落代表的伯公舉行聯合祭祀儀式。「二月祭」祭祀組織多由具有地方精英地位的里長 擔任召集。本文以「二月祭」作為核心，探討祭祀組織中人群的互動關係，其與地方組 織之間的重疊性，以及信仰活動在不同世代的表現。藉此針對日治時期至現今美濃社會 特性的變遷，提出新的理解與詮釋。
在一般人心目中土地公是專司土地與水的地方神，祂所管轄的範圍通常是「田頭田 尾」、「庄頭庄尾」「街頭街尾」等，一般視土地公為地方性神明，祂與地方居民生活關 係密切，舉凡節日慶典、迎親嫁娶、升學就業、升官或喬遷等，都要祭拜土地公，以祈 求平安順利。尤其客家人稱土地公為「伯公」，與家族系譜中的親屬稱謂相同，自然有 一種親切的感覺。且伯公與日常生活的密切關係，使得伯公信仰成為美濃地區一種最為 普遍、與生活結合的信仰活動。里長是地方自治結構中最基層的一員，與社區居民互動 最高的人，從社區環境到家戶糾紛排解都是里長工作的範圍。里長角色大抵沿襲了日治 時期的保甲制度中保正一職，是國家管理層級與一般民眾最直接的溝通媒介。
里長在真實世界中從事里民服務，而人們心靈世界中的意念，則透過信仰方式，祈 求土地公的保佑。土地公的祭祀組織多由里長擔任召集，里長與土地公於是有了交集，
如此看來，里長和土地公的角色確實有重疊之處。
第一節、研 究 動 機
二Ο Ο 五年，在醫院病床上躺著的阿公，口口聲聲喊著：「我找到位置了，我要去 當「伯公」了」。果然，廿天後，我的祖父離開人世。雖然，家族成員無法得知阿公是 否真的去當「伯公」了，但這句話卻觸發了我對於由人轉世成為「伯公」這種意念的探 究，並開始關注「伯公」在一般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人心中最真誠的意念，是如 何透過「伯公」信仰來傳達。
祖父生在日治時期（1911-2005），日治時期在旗尾糖廠（今旗山糖廠）做過甘蔗秤 重事務員的工作，也做過國民黨政府下的基層里長，在里長任內他曾參與許多伯公廟的
修建工作、伯公會的「福首」。1他在臨終前所說要去當「伯公」一事，與他之前擔任「福 首」成為伯公代理人的工作，其間有相當的關連。伯公信仰組織和里長所處的地方組織 之間有種默契，一個是存乎於人民心中，在鄉里、村落角落都可以看到的土地公廟，另 一個是對管轄區內對家戶人民瞭若指掌的里長，國家政權來來去去，在面對國家轉折、
時代變遷之際，各有各要面對的課題。保正與里長、伯公與地方精英等，其間的連結性 與象徵，在歷經日治時期的轉折，特別能突顯時代的意義。尤其是成長於日治時期的人，
透過「公學校」所傳授的道德感、國家觀念、歷史意識及價值觀，對學童產生了相當深 遠的影響。2在戰亂之際，台灣人和日本人曾經團結一氣的共同度過戰爭，共同體驗了 生死的交關，這也使得台灣人、日本人之間民族的分際變得模糊了。但是，一九四五年 日本宣布戰敗，台灣無條件歸還中國，在這歷史轉折之際，許多人的國家認同感頓時產 生錯亂。
周婉窈將一九二Ο年至一九三Ο年出生，成長於戰爭期的台灣年輕人稱為「失落的 世代」，這個世代的成員包括前後的一些人，因為受戰事的損耗，在戰後的競爭力不如 其他世代，因為日治時期的結束，而喪失辛苦學得的語文教育等資產，使得「失落的世 代」對自己的過去與群體的過去保持近乎絕對的沉默。3「失落的世代」代表了一個時 代的集體特徵，但其中是否有人不願意只是沉默到底，在國家認同失落與個人安身立命 之間，尋找一個「出口」，並投入鄉里間基層里民服務及為伯公代言的活動，也正是「失 落的世代」參與社會的一種途徑。
傳統歷史研究中，對於官方階層及知識份子，總是不吝惜的為其保留一個歷史地 位，且又因為其本身具有駕馭文字的能力，使得官方階層及知識份子之意識形態一直穩 居「大歷史」、「大傳統」架構中。但是，在「大歷史」架構下，對於地方社會中與一般 民眾多所互動的「地方頭人」、「地方精英」卻鮮少有更深入的描述，這些人可能是地主、
耆老、地方公廟與慶典活動中的爐主、總理、董事、緣首、福首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地方頭人」、「地方精英」不一定具有官方色彩，但對於地方上之公共事務多有影響
1 伯公會中擔任祭祀活動的代表人，伯公祭祀費用的來源由該伯公的福首負責募款，若有不足的部份則由 福首繳墊，為一種義務性的服務工作。有些伯公有吃福活動，福首也會負責「問名」，有意願參加伯公 福的人，要繳交二百至三百不等的費用，即可參加祭典完後「登席」吃桌。
2 日治期間，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學校有所區別，日本人就讀「小學校」，台灣人所唸的學校稱為「公學校」。
3 周婉窈，〈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史的研究（代序）〉，《海行兮的年代》，（台北：允晨出版社，
2004），頁 1-13。
力，而其所建立的組織網絡、關係常是國家政權變革之際穩定社會之力量。4
透過地方精英的在地觀點，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地方社會的運作及與時代的關連，
一種由下而上的視野，提供了後人對歷史變化的理解。這些曾經在地方社會努力參與的 地方精英，能否透過他們自己的故事為其在歷史中保留位置；對失落的世代而言，沉默 不再是唯一面對變局的方式，而這也成為本文研究的主要動機。
4 陳世榮，〈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近代社會菁英的研究典範與未來的研究趨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第54 期（2007）：129-168。